戊戌政变，殉难六君子之一的浏阳谭嗣同烈士，是否去过台湾？近年海峡两岸学术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谭烈士去过台湾，持是说者主要依据有三：（一）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过：“（谭嗣同）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二）日本人田野桔次撰《浏阳谭壮飞传》谓：“（谭嗣同）年弱冠，应巡抚刘公锦棠聘，从军新疆，……由是独身浪游，涉黄河，溯扬子江，南穷闽粤，北走燕赵，西历川陕，东经江浙，又渡海至台湾各岛。”（三）著名史学家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谭嗣同》分册云；“（谭嗣同）在十九岁以后的十年里，他为了广泛地考察风土人情和物色英雄豪杰，曾去遥远的新疆，浪游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各省和台湾等等地方，他走的路共八万多公里。”这段话凡写到游地，大都虚指，实指的除新疆外，即为台湾，还计算了他的旅行里程。又据谭家后裔回忆，1889年北京举行“乡试”，谭嗣同因二兄嗣襄在台湾突然去世，而没有参加应试。有谭嗣同当时去台湾搬运其兄灵柩的过程。当时台湾唐景崧与谭家有戚谊，嗣襄之出任南榷凤山县盐税，即由唐推荐台湾巡抚刘铭传获准委任的。谭嗣同去台后，唐极表欢迎，欲留其在台襄助，谭婉言谢绝。谭嗣同的孙婿贾亦斌先生据此撰文发表在《团结报》。

另一种看法认为谭烈士没有去过台湾，持是说者主要依据也有三点：（一）谭嗣同《三十自纪》及其诗作没有涉及旅台内容；（二）陈乃乾辑《浏阳谭先生年谱》亦未见有旅台纪载；（三）谭烈士嫡孙训聪先先撰写的《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谓“嗣襄公在台病故，恶耗突至，（谭嗣同）遂星夜南奔，不克与试，抵上海值唐景崧电告，殆事已毕，公乃留泸迎榇。”台湾●怀三先生据此撰文发表在“《中央日报》”第165期《文史》专栏，认为谭嗣同没有去过台湾。他“切望治近代史的学者方家，于梁任公的一言之外，提出确切事证，予以澄清之。”

上述两种看法，政协长沙市文史委和政协浏阳县文史委及谭嗣同纪念馆三家合编的《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全书凡549页），均有转载。笔者有幸得读这部洋洋大著，引起了探索这一问题的兴趣，不揣谫陋，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一、谭嗣同著作涉及了去台的内容。如《述怀诗二》云：“海外羁身客影孤，模糊谁辩古今吾。”《石菊影庐笔识》（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四种）。《思篇》第二十则云：“方余之遭仲兄忧，偕从子传简困顿海上也，眄云水之混茫，夕营魂于九逝，心诵《南华》，用深感乎方生方死……”不言而喻，谭嗣同所说的“海外羁身”，“困顿海上”，“眄云水之混茫，”写的就是渡台景象，涉及了旅台的内容。谭嗣同18岁作《望海潮•自题小照》云：’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看来谭嗣同第一次去台湾的时间，很可能在18岁之前。且谭嗣同一生没有去外国旅游，其诗文所称之“海外”，舍台湾外应无别地堪指。从《笔识》卷下所记“方余之遭仲兄忧，偕从子传简困顿海上也”，可知谭嗣同是与传简一起到达台湾的。谭嗣襄卒于1889年5月，传简死于1889年冬，以此推算谭嗣同赴台奔丧的时间当在1889年夏秋之间。

二、梁启超在其所作《台湾杂诗》中，有谭嗣同“于甲午前后曾两渡台湾，欲有所建树，不得志而归”的记载。梁氏为著名政治家、史学家、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治学谨严，强调史料搜集须“经谨严之抉择，”其所记谭嗣同“两渡台湾”，必言而有据。

三、谭训聪先生撰《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云：“余家所藏（仁学）之印本，封面印有‘国民出版社印行’，右上角印有‘谭壮飞先生著’。有人谓余言，第一次印本，无谭公别号，印有‘台湾人著书’五字，以免清廷注意。“这也说明谭嗣同对于旅游过的台湾是心向往之的。《仁学》写作始于光绪丙申（1896），成书于丁酉（1897），时嗣同年33岁，即殉难之前一年。如果他一生未涉足台湾，何必自署“台湾人著书”五字呢?　　四、谭嗣同奔兄丧，滞留过台湾。《先仲兄行述》云：“台湾唐景崧，戚属也。”谭嗣同的二姊嗣淑，”适翰林院庶吉士灌阳唐景葑，”而唐景葑正是景崧之四弟，（唐氏《请缨日记》有“季弟景葑奉顺天乡闱分校之命”云云）。谭嗣同之兄嗣襄于光绪十四年“折而至台湾，”就是投奔唐景崧这门“戚属”的，次年五月五日客死于台南蓬壶书院。谭氏兄妹凡五人，其大姊嗣怀“在室殇，伯兄嗣贻，二姊嗣淑均于光绪二年（1876）相继暴殇。（见谭嗣同撰《先妣徐夫人逸事状》），待仲兄嗣襄故去，嗣同便成为兄妹中唯一生存者，归葬仲兄之责自然属之嗣同。在《谭嗣同全集》中至少有三处提到赴台奔丧之举：一是《城南思旧铭并叙》云：“自伯兄不禄，……余绝迹城南十有五年，后携从子传简入京师，寻所经历，一一示传简，且言余之悲。传简都不省意，颇怅恨，以为非仲兄无足以语此，而仲兄竟殁。素车星奔，取道南下漥……”；二是《先仲兄行述》云：“叔弟嗣同以丧归葬于冷水井之原”；三是《笔识》卷下云：“方余之遭仲兄忧，偕从子传简困顿海上也，”同书卷下记嗣襄赴台亦云：“先兄之去海上”。这三处记载，透露了谭嗣同赴台奔丧的消息。谭嗣同所称的。海上”，实指台湾，而不是指上海。“困顿海上”一语，说明谭嗣同为仲兄丧事滞留过台湾。

五、谭嗣同撰《先仲兄行述》，有些情节很有可能得自台湾官府直接的介绍。如记唐景崧“以兄（嗣襄）进于布政使沈应奎，沈进于巡抚刘铭传，刘一见奇之，与纵论时事，移晷乃退。明日，即委榷凤山县盐税。”当道深赏其才，遂留台湾候补，且欲荐于朝，而以改委台南府盐务为信，比公牍至，而兄殇矣。”“其殁也，台湾大使叹息不置，沈布政尤惜其才”等情节，很可能从唐、沈等处耳闻目睹而得。因在此以前，谭嗣同在《寄仲兄台湾》诗中有“孤悬沧海外，洲岛一螺轻……”；《得仲兄台湾书感赋》云：“……飘荡嗟如我，蜚腾时望君。谁知万里外，踪迹困尘氛”句，为其兄之不遇作过不平之鸣，这与“当道深赏其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描述。

六、谭嗣同与台湾学术界关系密切。郑鹏云（1862——1915），字毓臣，台湾新竹县人。编有《师友风义录》，分内、外编、附编三卷。收诗127家270首，为台湾近代诗人的诗歌总集和近代咏台诗汇编，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该书外编收反映“戊戌政变”和“庚子之变”的诗作46首，作者就有谭嗣同等31人，均系台籍人士或与台湾有密切关系者。

七、连雅堂《台湾诗乘》的记载，也是谭嗣同旅台行踪的有力证据。该书写道：“浏阳谭壮飞先生嗣同，字复生，敬甫中丞之第三子也。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弱冠后两渡台湾，有所擘划，因号东海褰冥氏。故其所著《仁学》犹署‘台湾人撰’，盖有所避忌也。戊戌政变，与林旭、杨深秀等蒙难，时论伤之。著《莽苍苍斋诗》二卷，惜无在台之作。”考谭嗣同的《三十自纪》和《仁学》作于同一时期（1894——1898），这里他积极推行新政而不得不“有所避忌”的时期。避而不提自己的台湾之行，同《仁学》作者托名为“台湾人”是一样的道理。

按：连雅堂（1878—1936），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台湾台南人。曾入台湾浪吟诗社、南社、栎社及东海钟社为社友。担任过《台南新报》、《台湾新闻》、《台湾诗荟》、《三六九小报》等的编务。著有《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雅言》等。《台湾诗乘》论列自唐代迄于近代之台湾诗人和游台诗人二百余人，收罗颇丰，议论公允，是一部具有总结性质的文学史著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初步的结论，谭嗣同是到过台湾的。笔者寄语海峡两岸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证；尤寄望于台湾学术界能从《台湾府志》和有关县志以及清末报刊中找出更多的证据来，“予以澄清之”。

本文参考引用的主要文献：

1、《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政协湖南省浏阳县文史委等单位主编1988年9月初版

2、《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1981年1月初版

3、《饮水室文集》光绪二十九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线装本

4、汪毅夫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

附：谭继洵哭子殉难联

戊戌政变失败后，六君子之一的浏阳谭嗣同殉难。其父继洵先生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闻讯作联哀之曰：“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此联为笔者1947年肄业浏阳狮山中学（即今之浏阳三中）时，语文教师唐植梧先生所讲授。观全联寥寥24字，着墨不多，寓意含蓄，作者虽没有对烈士殉难作正面的评价，而明眼人读后自知，非大手笔莫办。笔者近年遍查有关谭传、野史及坊间楹联集等文献，均未见著录，记诸脑海已四十余年，今特援笔录出，以免湮没。

谭嗣同烈士精研佛学，著有《仁学》等书，冲决罗网，学为解脱。戊戌八月，居北京绳匠胡同浏阳会馆，时大刀王五愿保其出京门，逃往日本，而嗣同恐牵累其父，甘心就死，不肯出逃。嗣同死，其父继洵中丞于戊戌年七月以裁冗员故，而被罢职归里，若嗣同逃，其罪亦当止此。故嗣同死，实伤乃父之心，且使清末失一变法维新杰士，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