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字子霖，号云汀，安化小淹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9)，殁于道光十九年(1839)，终年六十二岁，卒谥文毅，世称陶文毅公。先后做过御史、考官、给事中、巡视、道员等京官，及四川副主考、江南巡漕、川东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巡抚、江苏巡抚等地方官，最后官至两江总督。在漕粮海运、革新盐政、整肃吏治、兴修水利、严禁鸦片等方面颇有政绩。是清廷一位为官清正，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和经济家。他曾主讲澧阳书院，嗣后，以地方大吏的身份创建书院，对书院的发展，有一定贡献。魏源在《两江总督陶文毅公引状》中评述他：“服官数十年，……，爱才如士，讲论文艺无倦……，建惜阴书舍于江宁，专以经史古文课士，建震川书院于嘉定，并求归太仆后人为侍奉生，建敦善书院于海州以造士，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

嘉庆五年(1800)八月，陶澍随父陶必铨一同参加湖南乡试，中第三十名举人。七年，参加壬戌科会试，登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充编修。十年闰六月，因父病逝，丁忧回籍。十一年,应聘主讲澧阳书院，这是陶澍从事书院建设的开始。

澧阳书院在湖南澧县县城，原名溪东书院，明代正德年间创建。澧州是宋代范仲淹读书之地，又是州人车武子(元)囊萤夜读之处，留有“洗墨池”、“囊萤读书台”等名胜古迹。陶澍主讲澧阳书院时，很注意运用先贤刻苦攻读的事迹激励学生奋发向上；如在书院讲堂题联：“台接囊萤，似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

他在澧阳书院主讲两年多，到嘉庆十三年闰五月，服阙回乡。有《闰五月杪，自澧州归里，别书院诸子，时将北上》诗四首，告别生徒。其中第三首云：“欲别依依话更绵，抗颜经席已三年。树人如木吾何敢，梦笔生花古有然。但使在熔金可炼，应知垂溜石能穿。榜楹数语同须记，珍重风流绍昔贤。”诗中提出了教育学生必须要有树人如树木，滴水能穿石的精神，持之以恒，辛勤培育的教育思想。再次勉励诸生“珍重风流”，以范文正、车武子等古贤圣哲为榜样，承绍昔贤。

陶澍离开澧阳书院之后，直到去世，虽然没有再直接从事过书院教育工作，但他以地方大吏的身份，随时关怀书院建设，经他奏准并亲自复建和创建的书院就有三所：

一、震川书院。道光八年(1828)夏，陶任江苏巡抚，视察疏浚吴淞工程，来到嘉定县安亭镇菩提寺，了解到该寺是明代著名学者归有光(1607——1571)读书讲学之处，又与昆山、新阳、青浦地界毗连，各县生童均可就近会文。县绅议建震川书院，以纪念归有光。陶澍“率属捐廉，置措膏火”，并“面谕前知县淡春台，督率训导黄穆之、张洵等妥帖办理”，发动劝捐，共捐得钱二万二千余串。时经数月，辟斋舍，藏经籍，震川书院得以建成。

道光十六年(1836)夏，陶澍为检阅营伍，再过安亭，“就震川书院为一宿之憩，俯仰前贤之遗徽”，嘉定父老闻讯，“香花夹道，扶幼就迓，熙熙然如旅行而晤家人，忘乎其为长官也”。士民对陶的感激亲切之情，跃然纸上。

二、敦善书院。道光十一年(1831)，陶澍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十二年、十五年两度亲赴海州，考察海州所属板浦、中正、临兴三个盐场盐务之同时，得知盐场子弟就学困难，为此复建了敦善书院。

敦善书院，原名天池书院，在板浦东，乾隆十年(1745)建。嘉庆二年(1796)移置中正场，改名郁州书院。六年，复移板浦镇，后被临兴场大使借住，书院停办。道光十七年(1837)，陶澍复建于板浦场署东崇庆院左。取晋陶渊明“匪道曷依，匪善奚敦”之诗意，易名敦善书院，以课灶籍子弟。并捐票盐一千引，出借生息，所得利息，作为书院经费。光绪三十二年，书院改为鹾北中学。

三、惜阴书舍。嘉道期间，陶澍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一方面继续支持书院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痛感书院教育“正学日晦，弊俗相寻”，“腐烂时艺，传为鸿秘”的危机日深。认为书院教育出来的学生，“理之不明，文于何有?侥幸弋获。辄便坠颓。”思欲改革书院教育。于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仿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之制，于江宁龙蟠里盔山园，创建了惜阴书舍。并捐俸一万两，发典生息，以充经费。十九年四月，陶澍已重病缠身，仍亲自制定《惜阴书舍章程》十条。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书舍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是“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书舍“专为激励翘秀趋实慕古，分经、史、词章三门命题课士”，不设制举之业。学生由钟山、尊经两书院从肄业诸生中选择能攻经文者保送。未在书院就读，自信钻研有素者，亦可报名投考，取定甲乙送入书舍。章程还指出“学问本贵专门，而经史尤重家法”，书舍诸生“无论经史词章，果精一艺已足，不必矜情骛广”。但又提倡“学重专家而勇有兼人。诸生如果积修深至，资力逾恒，能兼通经史，并擅翰藻，认做全卷，悉与别列优等，以旌异材，花红书籍优奖照常加倍。”既鼓励专深，又提倡博广，因材施教。书舍的教学以自学研究为主，规定每月一课，开课日诸生齐集书舍。余课皆领卷归家，各就所占之题，检寻推究，五日交卷。为了检查自学效果，交卷后，定期齐集，扃试一次，“以验暗修”。扃试时，不准领卷外出。每次课卷，山长择其文理较优者送督署鉴定，可为程式者，刊刻成集，以彰古学。每课所出试题，督署礼房立书登记，以免重复出题。书舍无膏火，设优奖，每月一试，超等第一名奖银四两，二三名三两，四至十名各二两，十名外一两，特等皆五钱。书舍主讲多系名师，如俞正燮、胡培翚、冯桂芬等，都曾来此讲授。书舍这种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是陶澍“通经学古以致诸用”之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实施。书舍的创办，为社会培育了一批人才。为后来的教育改革，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陶澍去世后，后人为纪念其功绩，在书舍建有陶文毅公祠。  

陶澍不仅亲自参加书院的创建，而且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尽力帮助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这里略举数例：

上奏褒奖兴建书院属吏。道光八年(1828)，江宁布政使贺长龄详称，江苏高淳县，明代建有书院，久已颓废。尚有尊经阁一所，修葺扩充，可作书院。惟束修膏火、修理房屋、置备器具，所费颇多，经邀集儒学、巡检、典吏各员商议倡首捐廉。高淳地系弹丸，富户本少，经两个多月的广为劝谕，捐田捐钱计二万二千余串，书脘计日告成。陶澍(时任江苏巡抚)见奏章后认为善举速成，洵属可嘉，应引旌表，上奏清廷议叙，以示奖励。得到清廷照准。

广增书院课额。清代有的书院，课额有定，许多有志之士和生童，往往因课额所限，无法入学。如江苏紫阳、正谊二书院，照旧例紫阳内课四十名，外课八十名；正谊内课二十名，外课五十名。陶澍亲临甄别，两院实际听讲者多至一千三四百人。赞为“实系美不胜收”，同时感叹“人多额少。即与两司及府县监院诸君酌议，紫阳增内课十名，外课二十名。正谊加内课十五名。外课三十名。俾士子得资问学。”并教诲师生“课额既加，功修宜密，循名责实，如有真行。”近人柳贻征所著《江苏书院志初稿》称：“陶澍抚苏时，书院肄业生达千数百人。澍为广增课额，此大吏之可称者也。”

训示生员。道光六年(1827)，陶澍视察晋阳书院后，发布《山西晋阳书院告示》，谆谆教诲诸生“当其为士时，如不能耐苦，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时，如不能究心，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坏，而害归于民。学术之得失，所繁重矣。”强调生徒要“耐苦以坚志”，“究心以精学”。考察紫阳、正谊书院后，也发布告示，训示为学之要：一、为学必先立志；二、为学必须植品；三、为文宜先宗经；四、读书宜亲师友。   

为书院撰记作序。据《陶澍全集》载，陶澍为书院撰记有二：一为《暨阳书院增置沙田记》，一为《重修金沙书院碑记》。两文记录了二书院增置沙田和重修之始末，阐发了书院教育之重要意义，是研究清代书院的重要史料之一。

为课艺作序。也有二：《钟山书院课艺序》、《尊经书院课艺序》。钟山书院是江苏著名书院之一，属省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院长胡竹斋有课艺之刻，陶澍为之作序。刻钟山课艺将竣，尊经书院山长任阶平太史，亦汇尊经课艺付梓，陶澍又应允作《尊经书院课艺序》。 

为书院捐俸捐田。陶澍还曾为各地书院捐俸捐田，在经济上支持书院。如道光十六年(1836)，陶澍请假回藉修墓，给安化崇文书院捐奖赏田六十亩，为考列上等生童，分等给予奖赏，以示鼓励。是为该院设奖赏之始。安化离省城较远，水陆交通均不方便，科举之年，贫穷学生无川资赴考，每每裹足不前，陶澍又捐赠科举田一百二十亩，作县学、书院贫苦生徒逢科举之年赴考、学师送考的困难补助之用。这些经济上的实惠之举，对扶助贫困，造就人才，具有积极作用。 

陶澍自翰林院编修官迁升至巡抚、总督，可谓官大位高，公务繁冗，又深得道光帝赏识，社会威望，名重一时。其所以对书院建设能如此重视支持，一是他认为书院是官学的辅助，是培育人才的重地。“书院之设，所以辅翼学校，’兴贤育才也。”书院教育对社会风尚，伦理道德，民情习俗之淳漓与否，关系甚大。“书院之兴废，……，一方之风化系焉。”因此，他身体力行，并注意支持书院事业，陶澍自述：“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谓能化民立俗，而于劝学之道，每兢兢为先务。”当看到“今直省州县莫不有书院，率多虚设，未能有实济”时，“即饬各守令经理书院”。强调要“地方官随时整顿”书院。道光五年调任江苏巡抚，了解到金沙书院岁久倾圮，门人戴开文任县令，“因谕开文，读圣贤书，凡职所当为，务尽心力，况教官职司以训课?”在他的督饬下，金沙书院得以重修。陶澍之关心支持书院事业，与当时一般地方官吏和某些士大夫附庸风雅，为书院题记撰文有所不同，陶澍注重务实，作实事，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陶澍认为书院是为未来造就人才，“今日之士子，即来日之官吏。”人才又是分层次教育培养出来的。“天下之人才，萃于京师首善之太学，而郡县之人才，乡校所不能遍育者，又辅之以书院。”书院为州县培养官吏，“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县得人，天下咸理矣！”如果州县官作威作福，横索属员，“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如虎狼也。”因此，地方官吏关怀书院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任重道远。陶澍认为“书院之设非徒以为名而已。在于守土者时与邑人士相见，劝之以孝弟忠信，迪之以礼乐诗书，经明行修，日新月盛。”达到“比肩有弦歌之美，青衿无佻达之讥，斯风化成，而治绩茂焉”的目的。指示地方官吏对书院“宜定教条，立课程，偕学官，进诸生，宣主上德意，鼓励人才。”生徒如果“学之不进，行之不修，贸贸然惟膏火是骛，则亦诸生之耻也。”陶澍所企望于书院为未来造就人才，当然是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在建设书院的过程中，他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思想，为我国的书院教育作出了贡献。

陶澍少时家道衰落，生活贫困，从小在民间生活，接近劳动人民，了解社会发展的疾苦，故他建设书院，以解决贫穷百姓子弟上学的困难，多少有这方面的因素。如创建震川书院，就是以嘉定、昆山、新阳、青浦几县生童可以就近会文。复建敦善书院，也是为了海州沿海一带贫苦盐民子弟能够上学。为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增加课额，也是为“俾士子得资向学”。使贫寒子弟能有机会入学，扩大教育面，对提高人们文化水平也不无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