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是民国时期驰名中外的大慈善家。他经办的慈善事业范围极广，救灾办赈即为一项。本文仅择其荦荦大者，略作介述。

一、顺直救灾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天雨连绵，山洪瀑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道，洪水滔滔，泛滥各地，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一万方里之广，顷成泽国。有103县的19000余村庄及25万余顷田亩被淹，灾民逾600万人。如此浩劫，实为数百年来所仅见。此时，熊希龄正隐居天津，津埠亦在巨浸之中。本来熊希龄。“自隐津终养，决志不闻国政”，但目睹灾民露宿、啼饥号寒之惨状，心良不忍。“且念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便决心“勉竭驽钝，以当此艰难，亦冀稍赎政治之罪戾”。1917年9月25日，他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捐款万余元，交京师警察厅购备粮食，赈济津民；嗣又往告政府，力主筹款，赈济整个灾区。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讨论施救措施，结果一致认为，除非有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议。熊希龄以数百万灾黎生命攸关，重民所托，责无旁贷，遂毅然承诺。1917年9月29日，大总统冯国璋颁发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命令，10月4日，熊希龄便就职任事了。

熊希龄先建立治水救灾的办事机构，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本宅设立督办处，在天津河北造币厂内设立分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次第制订各项办事规程和章则。定其救灾方针和步骤为：第一，要求政府拨给巨款，以便赈务之进行；第二，委托地方士绅及教会办理赈济，以杜官吏之侵蚀；第三，联合中外慈善团体公同支配，以免偏远之向隅；第四，堵筑决口，筹定春工，以防水患之漫衍。宗旨既定，赈务、河工次第进行。

赈务方面，分为急赈、冬赈、春赈、杂赈四项。所有各赈，必须先有巨款。这本应由政府提拨。然北洋政府财源枯竭，军阀视民生如草芥，第一次所拨赈款仅数十万元(后来举借外债以充官款)。而灾民所面临的困难良多，即不仅首以赈粮为最，且转瞬严寒将届，赈煤、赈衣尤关至要。仅赈衣一项，非得有数百万元不能解决。熊希龄决定在官款之外，广集社会民间资力，以补官款之不足。1917年10月8日，他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且自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就家中所有新旧衣布，由内人暨小女等督率婢仆，亲自缝纫，即可得棉衣一百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各方响应，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源源不断，外国慈善团体亦有捐助。综计捐数，得棉衣裤148601件；皮单夹衣裤82400件，(约值20余万元)；得捐款90余万元。政府拨款的不足，居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弥补。

为了统一放赈和解决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1917年10月15日，熊希龄约集捐助灾区之中外各慈善团体、机关代表，在督办处开会，讨论合力办赈的办法。会上提出了议案八项，即规定统一放赈；平粜；开设粥厂；规划防疫筹办施药处所；设因利局；保留牲畜；收养老幼妇女；以工代赈等案。但会议主要讨论的是规定统一放赈办法案，决定急赈由直隶省长及京兆伊会同督办处担负；冬赈委托顺直助赈局担负；春赈委托顺直仪赈会担负；以上三赈均由督办处请拨政府官款散放。余尚有杂赈，内容繁多，诸如防疫、义当、设因利局，种子借贷所、老弱留养所、施粥厂、平粜局、牲畜保留所等等，都属于杂赈范围。又议定以各参加团体代表为基础，组一联合办赈机构，定名为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公推熊希龄为会长，美国红十字会顾临为副会长。该会一方面对办赈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善后措施彼此联合磋商、赓续提议、群策群力；一方面督同教会及地方官办理全部杂赈。所有民捐赈款各项，概由该会统筹规划。所谓杂赈，实用以补官款之急、冬、春三赈所不及。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划和部署，这项特大灾情的赈济很快收到实效。其杂赈可观者：共办成因利局309处，义当29处，老弱留养所181处，粥厂593处，种子借贷所49处，配合官款散放之冬、春各赈，竟使灾区全活，灾民不至有冻饿毙命之象。并且，熊希龄又主持创行以工代赈之法，即组织中灾区的大批青壮饥民，修筑马路，共成三道，一为从北京到通州，曰京通路，由督办处与美国红十字会各出款10万元合办(主权归中国)；二为从北京到西山(今香山)，曰京西路，由督办处拨款6万元，由京兆尹负责承办；三为从通州到门头沟，由督办处代京兆尹向中法实业银行借款25万元修筑(几年后，由此接续修至天津，曰津通路)。三条马路修成之后，熊希龄依次命名为博爱路，仁慈路，德惠路，用志纪念。这种以工代赈，既救济了大批失业之饥民，亦为地方办一永久之建设。

河工方面，即治理水灾，主要分为治标、治本两项。治标者，即注重堵塞决口、排泄积水、培筑堤工，救水患于目前；治本者，即注重统筹全局，制定长远规划，从根本上根治水患。治标、治本两项，熊希龄认为治标系目前除患御灾之要图。他将治标工程又分作两项：一曰急工，二日春工。急工仅堵筑决口，使受灾田亩涸复不误春耕；春工为培补堤防，免致伏秋两汛再罹水患。治标工程中区分官堤与民捻，其属于民捻者，由督办处提拨民捐，交直隶财政厅分发各县补助民力兴办；其属于官堤者，则由督办处从官款中开支。在整个治标工程的进行中，依其步骤，又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筹勘河工。由熊希龄选派干员，前往各河，会同各河防局长筹勘，估算堵筑工费；第二期为督察河工。核定工费后，仍由原有各河务局负责兴工，由督办处选派各河督察委员长率领技术人员前往监视，以免其偷工减料；第三期为防守河堤。堵筑既竣，若不严防，恐有疏虞，仍责成原有河务局长担任，而由督办处选派宣防委员长，前往各河督同各局长尽力防守抢险等事宜。经过上述步骤的认真贯彻执行，天津之急工工程，原南运河决口十余处，从1917年9月兴工，未及两月，一律回复原状；天津以外之京直各县急工工程，官堤民捻原决口计570余处，亦不过一年之内，均得以堵筑。

急工完竣，遂进入春工。从19l7年12月开始，先由督办处派员会同各河务局长暨各县知事,分别对南运、北运、大清、子牙、永定五大干河区域筹勘，至1918年2月杪筹勘完毕，绘具图说，编制工程预算暨各项章程条例，俾能有所遵循，然后即兴工培补堤防。并派员督察以防积弊。鉴于急工初竣，土质松浮，加以入伏后，各河相继暴涨，汹涌异常。为防再次溃决，督办处复分别派定监防委员长，督率员夫分赴各河划段监防；并调直隶、山东、江苏各海河工程学校学生70余人到工练习，帮同防守。五大河之出险多处，均经各生奋力抢修，保无恙。为保护新修堤防，又将各淤塞之引河分别疏浚。终以最短之时间，将大工告成，致难民复苏、春耕不误。整个治标之急工、春工两项，均于1918年先后告竣。经过是年伏秋两汛的检验，捍御得力，不致再患。此后十余年内，仅永定河决堤一次，余皆无恙。

治本，是根治水患的长远大计。熊希龄为此费尽了心力。治标工程甫竣，即着手治本之筹划。初则开办河工工程师讨沦会，敦请中外各技师会同讨论研究，以每星期讨论一次，各举议案，互相折衷；又延请本地经验学识俱优之绅耆，发表意见，决定办法。继则设立顺直水利委员会，自任会长，选中外高等技师充任会员。委员会之宗旨专为计划解决顺直省区全部治水之根本问题。但于治本未实行以前，则附带办理前急工、春工之治标工程以外尚未经办的天津海河方面的治标工程，于1929年6月之前次第完竣。

顺直水利委员会于1918年3月20日成立，至1929年6月自动裁撤，存在11年，除组织完成天津海河的治标工程外，主要是为治本做了计划和准备：搜集了可靠的资料，即对顺直河道进行了地形、流量、雨量的测量，并绘制了各种地图；制订了顺直河道改善的计划和治理方案。熊希龄所著《顺直河道改善建议案》对其做了详细的论列，成为北方河防建设史上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

熊希龄的顺直救灾，在工、赈两方面都是成功的。这是他初次对于北方社会和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次救灾，也是他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开端。

二、北五省救灾　　

1920年秋，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又发生特大旱灾。其灾情之重，为前清光绪以来40余年所未有，较1917年之顺直水灾尤重数倍。据各地报告统计，灾区面积广约9万方英里，饥民达3500万人。奇旱之下，收成约只能达到百分之八。施以赈济，至少需要赈款2亿元，非政府所能解决。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熊希龄又一次萌发出救灾的念头。1920年9月11日，他邀集北京各慈善团体，派出代表，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本宅会议，筹商办法，决定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黎元洪为名誉会长，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汪大燮为副会长。由到会诸人，公捐4000余元，以为发起提倡。暂假北京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为会所。数日之后，梁士诒亦组织华北救灾协会；美公使克兰氏组织万国救济会，劝导各国人士助赈；其他各界人士，亦纷纷组织救灾团体，参与救灾活动。

熊希龄所组北五省灾区协济会成立后，制订了各项规程和章则。因五省灾区太广，力难普及，遂确定宗旨，以协济为方针。议定其协济的范围有四：其一，灾区调查。派员分往各灾区，详加考察。拟成报告，转达当道及各慈善团体，以便分别轻重缓急，设法施救。并随时调查官家与私家施赈救济各情形，如有隔阂及流弊之处，随时请其改良；其二，条陈灾赈办法及措施，以为何种办法可行，措施得当，即拟具条陈，供政府和各慈善团体采择。并愿与地方各团体及教会联络，为灾民设法谋求生计。其三，收容各灾区儿童。决定募集款项，设立收容所，代为留养；或于灾区就近委托各教会及地方团体，以所得捐款，尽先办理；其四，灾区医疗救济及其防治。拟与各医学校、医院协商组织卫生队，前往各灾区，施以诊治，并防疫患。

1920年9月下旬，熊希龄商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学生50人，组成调查团，分队前往各县调查灾情；同时派员往上海各地，购运杂粮、麦种，又赶筹冬衣，运往灾区接济；各灾区之遗弃孤贫儿女托当地教会先行收留，然后送交香山慈幼院教养；并商得上海中国济生会捐助大批防疫救济药品，送往受灾各地。

然灾区如此之广，小小的修补无济于事。据调查，仅顺德府铁路一带，垂毙饥民便达10万余人。当时各地的赈灾团体虽多至十数个，但均各施其赈，毫无联络，在救灾进行上，难免有偏轻偏重之虞。熊希龄深感必须制订一通盘统筹的施赈计划和组织统一的联合赈济团体。为此，他在这两方面做了努力。

在通盘筹划方面，熊希龄前在顺直救灾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次北五省旱灾与前此水灾相比，虽然大不相同，但他认为救灾的方式和步骤则是可以取法的。根据他的设想，办赈的序列依然可以分作急赈、冬赈、春赈三个方面。灾象既成，工商停业，人民无所得食，故必先施钱米，以救危迫，名为急赈；急赈仅延旦夕，而秋尽冬初，农民存粮皆罄，非赈不治，依旧例按被灾户数分别人口大小及极贫、次贫施以银米多寡，令其得度三冬，名为冬赈；冬赈既过，春麦未收，青黄不接之时尚有生计艰难，不得不救人救彻底，资其接济，名为春赈。此三赈重在普及，需款甚巨，非政府不能担任。此外还须设立杂赈，包括设平粜局购买粮米，供应有购买力之饥民，而免奸商之居奇抬价；设留养所及粥厂，便于老弱无告之民；设因利局、义当、种子借贷所及牲畜保留所，便于农工商业困乏之民，而令不致失业。杂赈可由各慈善团体商同地方官绅共同利用各方捐款办理，用以辅上三赈所不及。然杂赈亦尚有未逮者，即设平粜局接济粮食，仅便于中等有购买力之家，而失业灾民，身无一文，何能购食?因此，又有必要实行以工代赈，容纳失业之青壮饥民，兴办各种工程，诚可谓一举两得。多年的救灾活动，使熊希龄形成了如此一套完整的赈灾规划和步骤。他期望此次北五省救灾，仍能循此而行。

在联合各赈济团体方面，1920年9月杪，熊希龄会同汪大燮，先邀请万国救灾会之各国赈灾委员，在熊希龄北京住宅会商，征得同意，决组一中外联合赈灾团体，曰国际统一救灾会。外国因前此已组有一万国救灾会，且筹款已有成数，专候中国方面有具体办法，即可散放。对熊等的要求表示赞可，惟要求中国方面亦须将国内分散的诸救灾团体先行联合，组一与万国救灾会相应的中国北方救灾总会，方可联合成国际统一救灾会。于是，熊、汪遂邀华北救灾协会等在北京救灾团体暨各国代表10人，先于10月1日会商一次，旋于10月3日，在石达子庙开中国北方救灾总会成立大会，联合全国各地的团体计有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直求救灾协会、顺直旱灾救济会、红十字会、山西筹赈会、山西灾旱救济会、河南旱灾救济会、回教筹赈会、基督教灾民救济会、农学济灾会、直隶义赈会、北方工赈会、近畿农民救济会、山东灾赈会、佛教筹赈会十六个(后在10月5日国际统一救灾会成立前一日的预备会上，又增加平粜救济会、陕西救灾会，共达十八团体)。该联合会成立时熊希龄因赴香山主持香山慈幼院落成典礼，未出席，北五省灾区协济会由汪大燮。蔡廷干等为代表。总会举粱士诒任会长，汪大燮、蔡廷干任副会长。10月5日，北方救灾总会开预备会一次，次日即与万国救济会联合组成国际统一救灾会，假北京石达子庙为临时会所。草定会章十条，以统一各救灾分会迅收救济实效为宗旨，举大总统徐世昌为名誉会长，不再设会长，仅设干事团(后称行政委员会)，由中外代表各半额充任干事和委员。干事团会议时设临时主席，由各干事轮流充任。又设秘书和司库处理具体事务。熊希龄被举为干事之一。是会的外籍干事(会员)有美、英、法、德、意、日、比诸国。此会成立后，便担负了整个北五省灾区的通盘筹划和赈济之责。10月7日开始议事，商定救济的种种措施。

熊希龄自筹组成国际统一救灾会后，依据自己的办赈经验，结合北五省的灾情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办赈方案及其乡骤。  

首先，他提出了工赈建议案。认为工赈可在两个方面兴修工程，一为河工，二为筑路。河工计有四项可以入手，即：山东运河工程、北运河牛木屯工程、马厂新河工程、泸沱河堤岸工程。以上四项河工，可以解决直、鲁两省之工赈。还可向中美合办之矿业公司内，借款50万元，用以疏通湖南洞庭湖(熊在1916年即拟有《疏浚洞庭湖刍议》说帖一篇，规划详明)，亦可容纳部分北方饥民。至于河南省及直南所连之各县，虽无河工，却可筑路。或马路、或铁路。如津通马路，前由熊希龄代京兆尹向中法实业银行借款25万元，除已交第一段路工7万元外，尚有18万元存放，大约购地尚需七至八万，其余皆用之土工。如向京兆尹直隶省商酌，由天津兴工，即可就近招雇逃荒至津之豫省暨直南各属灾民，可资工赈；又查陇海铁路，闻已借得外款30万，亦可呈请政府赶紧兴修，则陕、豫、鲁三省饥民，皆可藉此谋食。此外，马路以工代赈可筹之款还有两项：一是总统府尚存有冯国璋总统任内所余之上海专卖鸦片余额200万元，现存中国汇业银行，可要求政府将此款借拨，充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平粜筑路之费；二是段祺瑞于复辟讨逆后尚存有余款70余万元购买中国汇业银行股票，如商请段将此项股分发卖，亦可移充赈款。熊希龄认为上述计划如能达到目的，则一切工赈可筹一千三四百万元之款，可救活无数灾民。他将其设想陆续写成条陈和议案，上呈大总统，得到赞可，亦受到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称许。但是，也造成了另一种偏向，即社会上一些人士，咸以为工赈为最良之策，而忽视了办赈的轻重缓急和应有的步骤。为此，熊希龄于1920年10月11日在国际统一救灾会上提议应先赶办急赈案，用以纠正这一偏向。他说：“此次北五省旱灾较之民国六年水害，灾区更广，办理更难。而现在中央与地方之所筹划亦尝散慢而不统一，复杂而无头绪，此二十兆之饥民，将恐致靡有孑遗之惨，言念前途，可忧甚大，不得不奔走呼号，举其所知，以为民请命”。以办赈步骤言，“宜赶办急赈，先救民命，使苟延残喘而后有工赈之可言。否则民已死亡，何工可赈?”

如何办理急赈呢？熊希龄提出了两项原则性建议：第一，赶办急赈必须各灾区同时并举，万不可只办数县而令他县饥民闻风而来，秩序固不可保，而赈务亦必为之发生障碍；第二，赶办急赈重在先购粮食，无论平粜及发赈，均须在1920年10月以前将粮食运到被灾各县，迟则北方封冻，边远之区大雪封山，将有种种不便。  

然赶办急赈、购买粮食，均须先有巨款。如何筹得？国际统一救灾会集合中外各团体，固然能够解决一定数目，但大宗的款项，还非得由政府提供才行。而政府已库空如洗，怎么办呢？熊希龄会同赵尔巽、汪大燮等人，绞尽脑汁，终于又想出了三种办法，上呈大总统：

其一，查原财政部为整理新华储蓄票特发5年公债1000万，为收换储蓄票之用；又阁议整理中、交京钞一案，特发9年公债6000万，以3000余万为收换中，交京钞之用。二者均已实行，闻限于四个月内办理完竣。鉴于储蓄票与京钞发行已久，损失必多，其中且必有因水火兵灾而将票钞毁坏无法收换者，数目大约不止百万，如能待新华、中、交三银行收换票钞事竣，将所有遗失未兑之公债余额概行拨归赈款，则为解决问题之一途径。　　

其二，东西各国，往往于战争发生或财政紧迫之时，辄于交通机关所辖之铁路、轮船、邮票加收百分之几名为通行税以济急需，取之不多，征之甚易，事竣仍即停止。如若仿行此例，将中国之各地铁路，长江及各省埠之轮船、各省商埠之电车，全国之邮票一并加以附税，其数至少当有1000万元之谱。倘以此数为抵押，向欧美各国资本家借贷5000万金，亦可办理急赈。

其三，查农商部新设农工银行，业将股款集有数百万元，现在直、鲁、豫三省农民失业，无资耕种，政府如饬令农商部先将此款仿通州农工银行例式，速于三省灾区设立农工银行，贷借农民，俾得购买籽种等款，亦为赈务善后之一策。

熊希龄认为以上诸策政府如能采行，不仅急赈可办，即冬赈、春赈亦可有望。若政府先行担任此三赈，而工赈亦可从容计划。于此三赈不足者，可由中外各慈善团体办理杂赈以为补充，庶可使灾区全活。后政府采行了熊希龄的提议，并委熊出面与交通部暨银行交涉；且仿熊之提案，又加征海关附加税，致急赈及其冬春各赈，有了基本保证。

筹款有着，凡放赈及其办理杂赈各项，俱由国际统一救灾会统筹执行。在该会统筹执行的会议与进行当中，熊希龄复有种种议案提出，诸如统筹财政之计划，统筹灾区之计划，辅助政府之责任，联络各团体之办法，以及纠正各种失当的举措等等，浸透了他的劳绩和心血。北五省灾民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得以渡过，多数饥民得免于死亡的厄运，实得力于熊希龄暨中外一大批慈善事业家的苦力经营和筹划。

三、湖南救灾

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灾难熊希龄尤为关注。兹就湖南遭受的兵灾与水、早各灾及其熊希龄设法筹赈渚情形分述如下：

(一)兵灾

湖南自“二次革命”以来，迭遭兵祸，盖因其地当冲要，一直成为南北军阀角逐的战场。北洋军阀为控制湖南，先后派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督湘。这些军阀名为督湘，实为祸湘。湘省遍遭蹂躏，人们深受其害。1916年护国之役发生，湘西首遭刀兵之祸，其受害之酷，为百年来所未见。“缘以战争既开，各地土匪乘时蜂起，焚掠惨杀，村舍为墟。沅河流域三十余县地方，无不深遭惨毒。老弱流离，死亡载道。妇孺匿藏山谷，不避风雨，沿河尸骸流及千里”。如辰溪一路，“民屋均作兵舍，门窗木料概拆为薪，各乡土匪烧杀横行，株木冲、李家铺等十余村，全为焦土。离散逃奔，两岸尸流，积秽极恶，薰蒸已成瘟疫”；麻阳一路，县城及高村、冈口三处，南北军进退各四、五次，“蹂躏已成荒墟，城民只余八人，四乡土匪如毛，山谷死尸均满，其逃至凤凰行乞者，半多田舍富翁”；又如芷江县城二次被围，“炮火之余，鸡犬无乡”；仇杀焚掠，随时可见。“有姚祖绅一家，毙命七十余口”。妇女被掳去者多无下落。其永顺、大庸等处，由于几被围困，“城外房屋，焚者千余；仓储谷米，皆付一炬”。种种情状，惨不忍言。

1916年3月，熊希龄回湘西芷江迎母，3月11日，袁世凯突然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在袁的本意，是想利用熊的声望及与梁启超、蔡锷的关系，用以消弭南方护国之事。熊希龄洞悉其奸，前此他已吃尽袁之苦头，且深恶袁之帝制阴谋，自不愿再作冯妇。然基于家乡受害酷烈，不能熟视无睹。在家乡各属绅商的环求哀留下，他受命湘西宣慰使之职，但他并不是要为袁世凯效力，而是借宣慰之名，以行卫护家乡、救济灾黎之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冀以救我父老子弟，以尽桑梓之义”。并且暗中运动湘西独立，实与袁世凯的意愿背道而驰。

任湘西宣慰使职后，适滇、黔方面停战一月。有了这个空隙时机，熊希龄即着手于救济灾黎的各项事宜。为安定湘西境内秩序，他首先会集当地官、绅、商各界人士，妥商善后措施八条，呈请北京政事堂统率办事处批准施行。其要义为：第一，延聘湘西各县正绅与商会人土帮同办理军民接洽各事；禁止军队强拉民夫当苦力，凡充苦力者应予以月饷；第二，招回旧属沅河因战乱外往之船只回常德专运商货，不充军用，俾水运交通与商业之正常进行；第三，对湘西各属被兵老弱妇孺应拨款救济安抚；第四，1916年春耕在即，各军应于北方招募役夫，不应强拉湘西民夫，以误农时；第五，凡军队督役，不应动辄鞭挞民工，以免引起冲突。其次，熊希龄在常德设立了筹办抚绥事宜总处，专办赈抚事宜。处长照会常德正绅廖名缙担任，复于沅陵、芷江、永顺、凤凰、洪江、大庸添设分处，以各该县绅士张宏铨、唐岳屏、彭施浚、刘炳然、杨乃芬、侯昌录充任分处长。各分处负责了解各县灾情，与总处联络，以便统一赈抚。其三，筹集款项。北京统率办事处共拨款6万元，各省官商捐助约三四万元，统共不足10万，远不敷用。于是熊希龄又致电全国各报馆，请登告白，代求中外各方输捐，多少又得到一些。其四，统一放赈。由筹办抚绥事宜总处会同各分处，携带银米，前往散放。又于常德设商船局，照会殷实公正商人林丙荣、郑绍康为董事，负责装运赈粮。

在滇、黔停战一月之间，熊希龄通过上述种种措置，将湘西灾黎安抚救恤，是年春耕不误。之后，他惟恐战事再度发生，一再致电南北双方，请罢兵息战。当闻悉桂省陆荣廷军不与滇、黔取同一态度，又向湘南衡、永推进；中央亦派倪嗣冲统率北军四十营深入衡阳时，他内心十分焦虑。1916年4月23日致电梁启超云：“时局日急，外患亦深，我公操纵其间，究系如何宗旨，能否即时罢兵，开议条款?对于吾湘，能否暂缓进兵，俾免冲突?”。同日又致电北京教育总长张一麐称：“时局至此，无法挽回，昨电三省，劝告均无回意，未悉其中有无阻隔，抑系三省坚执意气，不以弟言为然。而窥测双方内容，可据各方报告，似中央进兵无已，欲以武力为开议之后盾；三省不信取消帝制，亦欲直抵武汉，再议罢兵。而湖南四面受敌，痛苦万分。夜长梦多，将恐天下不可收拾，吾侪终为亡国奴耳！公在中央，宜设法商之政府，顾全大局，总以诚意罢兵为第一要义”。此期间，他连续多次通电南北，表示对国事、湘事的一片焦灼忧虑之心。然以一己之力，无从左右南北局势，他只能扼腕叹息。

时局日非，护国的战火停息未久，护法的炮声重又继起。自19l7年秋开始，湖南又成为战场。南北两军入湘相持数月，先是湖南遭受兵灾，继之湘中各属，均罹兵祸。战线绵亘数百里，衡山、宝庆、湘乡、湘潭、攸县、醴陵、长沙、湘阴、岳阳、平江一带，农民辍耕，商旅裹足；老幼妇孺，转徙流离。

面对如此变局，熊希龄既无力阻拦战祸相加，只好呈请政府颁发巨款，办理湘赈。当时旅京湘人亦呈请政府仿前湘西例，派熊希龄宣慰湘南。北京政府以之交国务会议讨论，议决结果是：须以岳州战局平定，始可办赈。然湘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十室九空，望泽之殷，甚于涸鲋。熊希龄只好会同湘人，自行筹措。他用自己的私产人寿保险单等，向银行抵借万元，派任福黎携往湘中施放急赈。接着于1917年3月30日，会同旅京湘人范源濂、郭宗熙等，联名向全国发出为湘省兵灾乞赈通电，要求全国各省文武长官、慈善团体以及海外同胞，“推人道于大同，拯一方于水火，或慨施巨款，或代募义捐”。同日又致电湖南同乡诸公，“乞尽力捐助，并为设法代募”。为了切实办好湘赈，1918年4月18日，他邀同旅京湘人，在石驸马大街本宅成立赈济机关，定名湖南义赈会，自任会长。设立干事部，分任文牍、庶务、会议、交际、干事各员，确定办事步骤为：其一，除仍呈请政府广为提倡外，在全国范围内募集款项，暂存京津银行，俟稍有成数，即汇往灾区施放；其整数巨款，即迅汇灾区施放急赈；其二，施赈地点由会长派出查灾员认真查明、分别轻重，由会中议决指配赈款。义赈会成立后，旋在岳州、长沙设立办事处。初仅有熊希龄捐助的万金为恃。为济燃眉，义赈会向银行先行借垫2万余元，后得各方捐助，共有赈款10万余元，对平江、湘乡、衡山、湘潭、岳阳、临湘、醴陵、湘阴、攸县(后去攸县加宝庆)、宁乡、浏阳、长沙12县进行了施赈，使半死的受灾人们得以支撑过来。

由于熊希龄组织湘人自行办赈，北京政府迫于舆论界压力，也不能不有所表现。又适4月间岳长已复，政府也须履行前议。故段祺瑞致熊希龄的电文中这样说：“执事关怀桑梓，借款募捐，分投集赈，莫名倾佩”，今“共拨十万元交曹宣抚使(曹锟)会同省长核实散放……已电曹宣抚使暨张兼省长(张敬尧)确查具报，候复到再定办法”。所拨赈款由军阀掌握，湘人到底能沾多少实惠，也就难以想象了。

(二)水旱各灾  

湘省在护国、护法的战争中被人为的兵燹摧残一番之后，复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打击。1918年入夏以后，苦雨连绵；湘江、沅江、澧江三水同时暴涨，泛滥10余县。众多地区，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哀鸿之声，遍于盈野。无家可归之人，四出逃亡，“露宿山林者有之，伏居山洞者亦有之”。逃至省城者，日有5000人之多。又瘟疫盛行，全省有四分之三的地区发生瘟疫。加以土匪乘机劫持，市面金融混乱，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熊希龄指出，人民纵不死于兵灾，亦必死于瘟疫，死于饥饿，死于金融。省府当道，对于人民的苦难置若罔闻。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前次手握10万元兵灾赈款，惠民无多；此番湘省水灾，北京政府续拨3万元水灾赈款，他竟以纸币3元折合银洋1元发放(当时银洋市场价约合纸洋七八元)，乘机从中盘剥侵蚀。甚至对于避水迁居长沙城头的居民，采用军事手段加以拦阻。  

熊希龄眼见兵灾未绝，水患又起，心力交瘁，寝馈难安。湘省请他办赈的亟电纷呈而至。中央也把目光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希望他能出任湘省赈务督办，奇迹般地解决问题。督办之职，熊希龄执意不受，因为他要面对现实，湘省兵灾加水灾，灾黎已有数千万。至少得有3000万元赈款。可中央既没有巨款拨助，担任中央之赈务督办又有何用?然筹湘之心，则未克稍懈。他仍旧义不容辞地成为这场救灾中的灵魂和支柱。还是以前此兵赈中创办的湖南义赈会作为办事机构。通过了解灾情，熊希龄认为这次灾赈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是谷米。因为湘省刀兵水火，谷米无存。众多地区不仅将种粮食尽，而且早已藉草根树皮裹腹。谷米主要靠从外地采购，而筹款必当在先。政府既不能接济，只得向社会各界劝募。1918年6月29日，熊希龄向各省发出请赈通电，痛陈湘省苦况，祈请“当世恻隐仁人慈善之士，推爱乡之心，并毁家以纾难；本恤邻之义，则汛粟以济饥。或脱簪钏，或节脂粉，或捐宴费，或捐游资”。然多次向外劝募，公私困竭，捐成弩末，所得已属不多。为此，熊希龄采取了如下一系列变通的办法和措施：

首先，他邀旅京湖南筹赈会诸公商议，将前此湖南所存由他保管的全省米盐公股到期之第一、二两项证券，从交通银行领出，计共得京钞40.8万余元；由于京钞价跌，他怕公款损失过多，将京钞全部购买7年公债，再将这些债票分别转押交通、金城、实业、盐业、大陆各银行，抵借现洋19.5万余元(年息8厘)，以5.52万元汇湘赶办急赈；另14万元汇至汉口朱菊尊处，派刘艾棠赴汉与之商榷前赴芜湖购米平粜。

其次，仿湖北签捐票成例，开办慈善救济奖券。据云有上海某巨商包揽签捐票，每次愿报效湘赈捐款30万元；若抽签十次，可得巨款300万元。鉴于各方捐助无多，而奖券能生激励，故熊希龄乃尝试采行此法。定为分六期发行，不料此举一开，他省纷纷效尤，举国若狂，小民投机成赌，致生流弊。熊希龄恐酝成祸端，至发第五期后，乃于1919年3月5日宣布第六期停办。

其三，临时救济，安抚灾民，并推行以工代赈之法，用以相度情形，维持生计。由义赈会在省城设立平粜局，并派员往受灾各地，招集流亡，盖居留所以栖之；设临时施米处以食之。例如株洲、醴陵两地，“一面劝农速治田园，一面设临时因利局贷资商贩，俾各自营生；一面贷资恢复土窑三处，维持失业窑户，藉以赶造民间所失之碗碟等物；一面设立织布厂，织造制赈衣绒布，藉以安插机户。又设临时医院维持居留所灾黎之卫生”。

其四，请全国慈善机关联合维持湘赈。1918年9月26日，熊希龄在京召集湖南义赈会同仁开会，议决与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先致函上海中国济生会，请其在沪联络。1918年12月14日，经济生会联合的诸善团，在上海组成湘赈联合会，成为很好的外援。

通过上述办法和措施，收效很大。款项次第筹措：谷米从外埠源源运到。截至1918年底，运进湘省的大米有8万石，分别分发各受灾区赈济和平粜。1919年3月，忽探悉沪商私运大米60万石在黄浦江被扣，并闻江苏省署拟议罚其二成，商人尚未承认。时当春季，雨湿甚重；米存货栈，官商争持日久，难免不生霉变，而湘民则急需购米，熊希龄遂亍4月4日致电苏督李纯和省长齐耀琳，请将这60万石苏米转运湘省销售，“既了纠葛，亦得善价”，如商人愿罚，亦请将所罚二成运湘减价出售。他的请求得到允可。有了这批大宗米源入湘，使湘省饥民度过难关。湘赈遂得以告竣。  

复苏之后的湘民，重治田园，在1919年秋天，大部分地区谷物获取丰收。然而湘省当道不管人民生计。督军张敬尧见湘省小有收成，为裕军费，便开米禁，借筹军米为名，勒派各县上交大米七万以至三五万石不等，以等于废纸之军钞发还，作为米的代价。将收上来的大米，官运一百数十万石，到京津一带出售。熊希龄从报上获此消息，非常气愤。1919年10月20日，他致电北京政府和湘督张敬尧，谓“今岁近省各县虽有收成，而其他各处尚属偏灾，绝非丰稔之年。湖南筹赈会尚拟于外省购米平粜，以济其不足，设如报载出境百万，售米既多，价必暴涨，存米既少，民必乏食”。加之以等同废纸之军钞为勒米代价，“农民未获丝毫利益，而地方盖藏一空，水益深而火益热，岂非使数千万湘民同死于虐政之下？！”因此，他请中央迅饬张敬尧停运，并请财政部停发护照。该电发出后，张敬尧大为光火，于23日回电曲意辩白，始则指陈熊希龄不察事理，“摭报纸之谰言，作抨击之通电”，继则谓其运米出境，乃系援谭延闿督湘时之旧例；又系为湘人之所请，意在济有余之米，换回多数之现金，使湘省乱后百业调零、金融枯竭的局面得到改观，而公家也可增加税收。他甚至认为自己军费不足，尚欠三个月军饷，亦须藉资弥补。因此对熊希龄的通电大为不满，并且对熊大肆攻击，谓之“欺世盗名”，办赈“有名无实”等等。熊希龄忍无可忍，遂与张敬尧展开了一场“电战”。曾经轰动全国舆论界。然而也正是在这场“电战”中，熊希龄对张敬尧作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和揭露。1919年10月29日，熊电称：“仆之通电声明报载，自非臆造。执事果无此事，何必自办官运?……岂非别有隐图?”。“南北交战之时，仆等亦知执事所处之困难，故对于军纪财政，未偿不为曲谅。今休息半年，执事绝无惠民之政。”“盗果戢乎?民果安乎？一年以来，惟经营商务，搜括公产，使敝省水益深而火益热。仆虽欲以私谊为执事觭觚，亦觉束手而无策也”。“仆尝观凶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一年来，在湘所收入者，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盐税三十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二十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款一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额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所获利少倍蓰焉。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所入二千余万以充支出，仅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之军饷?人言啧啧，恐执事之祸不在须臾，而在萧墙也”。熊希龄对于张敬尧的这篇通电，与其说使得张敬尧狼狈不堪，毋宁说促进了湖南人民仇张的怒火。此后不久，湖南人民便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张敬尧在湘难以立足，被迫北撤。湘军谭延闿、赵恒惕乘机控制湘局，打着“湘人治湘”的旗号，搞起了联省自治。

1920年6月，驻守在湖南境内的北军全部退走。但北军北撤之际，沿途烧杀劫掠，又给湖南人民造成一场灾难。

然祸不单行，偏偏在北军焚烧之时，湘省又大雨不绝，致湘江暴涨，水灾又起。6月20日起，永州山洪爆发，一日之间，河水陡涨数丈，顺流直下，如高屋建瓴，沿湘河流域之各县田庐，多被冲没。湘水支流，如草河、耒河、潇水、合水、米水、攸水、渌水，渌水、汨水、大水，亦均灌入湘江。湘江水势骤涨，江面窄狭之处，逆而上行，宣泄不及，即泛滥横流。舟经各处，一望数十里，渺无涯际，陇间屋宇，有仅见其顶者，有完全浸没水中者，有全栋浮起随波逐流者。各处电杆冲倒亦多，未倒者仅出水面数尺。长沙省城之学宫门、小西门、大西门、草潮门、通泰门，水皆入城。水陆州、牛头州，白沙州，尽皆淹灭。登高视之，惟见一片汪洋，竹杪树梢，在水中摇曳而已。自上游浮下之尸身畜物，不计其数。

1920年8月21日，熊希龄会同旅京湖南筹赈会徐佛苏、汪贻书、黄赞元、范诒焕等人，致电新上任的湘督谭延闿，请以工代赈救济灾民。并由筹赈会以现洋10万元，收回前押于英商(已接至124)之机器全副，提交湘省，请开办工厂。但熊希龄深恶兵灾，谓此项机器，湘省如若兴办兵工厂，则应偿还筹赈会款项：如为普通工厂，以工代赈，则筹赈会赞成。

此次灾情发生之初，由于湘省上年小有收成，民间亦有存米，因此尚未立呈巨象。然而6月间水灾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是年谷物歉收，加以谭、赵政府也外运粮米以裕军费，故到了1921年春天，全省遂普遍发生了春荒。饥民成群外出逃荒，以辰溪、溆浦、芷江、麻阳、晃县、安化、新化、临湘为最；次则为沅陵、凤凰、乾城(吉首)、黔阳、绥宁、靖县、武冈、宝庆(邵阳)、平江、岳阳、嘉禾、永兴、耒阳；再次为古丈、会同、永顺、保靖、龙山、大庸、永绥(花垣)、桑植、新宁、浏阳、湘乡、新田、祁阳各县。春荒发生后，湘省又纷纷电熊，请设法筹款、购米、办赈。赵恒惕为取悦人心(1920年底，湘军发生内讧，赵恒惕与程潜联合，逼走谭延闿。赵恒惕主湘，仍继谭延闿搞联省自治和速成制宪)，也组织一湖南急赈会，自任会长，举熊希龄任名誉会长。1921年四五月间，熊希龄多方设法，筹得款项10余万元，一部分汇湘赶办急赈，一部分仍交湖南义赈会派人往芜湖购米。5月25日，熊希龄应湘省邀请，携夫人朱其慧来到长沙，一方面参与省宪审查(熊被举为湘宪审查会的审查长)；一方面亲自筹办赈济事宜。到湘后，当即组织成立义赈会平粜局办公处，专门负责购米和办理平粜诸事。通过听取灾情汇报和派员查勘了解，发现湘省春荒之象，远比他前此预料的要深重得名。报灾已达26县，饥民有560万人。如以2月计算，需谷约80余万石；以长沙时价计，需洋170余万元。而湘省目今所恃者，不过他所筹得的这10万元，远不敷赈。并且，自5月份开始，全省众多地区久旱不雨，一场继春荒之后的特大旱灾，已经开始降临，秋收是否有望，已然难以保障。为此，他与赵恒惕商议，必须设法筹集巨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湖南已为独立省份，政府不会指拨，只能自行筹措。自行筹措莫过于挪用湖南米盐公股了，但前此赵恒惕已向榷局交涉过，5月上旬得复，谓政府财政困难，盐局收入税款，经政府随时提用无存；迭与财政厅磋商。又谓款数太大，刻难周转，须展期三月方可偿还到期之数。再转向社会各界劝募，更不现实，因为自北五省灾荒发生后，社会各界捐力已尽，无可为望。左思右虑，熊希龄觉得是否可以尝试着从如下三方面设法筹措：

第—，为海关附加税。该税系1920年北五省灾赈时，由海关加征附捐，计有700余万，除赈去500余万(包括偿还先行向银行团借垫400万)外，尚余200余万，现存财政保管委员会。关税乃全国人民所共担，湖南亦占有份。今遭大荒，理应与北五省同享其利。

第二，为交通附加税。该税系北五省灾荒发生时，由熊希龄与交通部商定，从轮船、火车、邮政方面抽取的。北五省灾赈后，据查尚余有二三十万(实有50万)。可以请求挪作湘赈。

第三，上海有华洋义赈会，除兵灾指为自作自受不赈外，其余各灾，不分中外，一体赈济。据云华洋义赈会尚有余款，截至6月15月止，便须解回他用。宜乘此时机，请求散放。

以上三项，除交通税仅向北京政府交涉，无须借重外人外，其余两项，则非中外联合要求，难望成功。熊希龄建议湖南可仿前北京国际统一救灾会办法，湘省也可中外联合组织一会。赵恒惕深为同意。于是在1921年6月2日，将湖南各中外团体或机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青年会、急赈会、义赈会、红十字会、外国领事团、教会等等，各派代表，联合组成湖南华洋义赈会，公推熊希龄、赵恒惕担任会长，谭延闿、聂云台及英、美、日三领事为副会长。所有湘赈一切事宜，概由华洋义赈会统筹规划和办理。原义赈会、急赈会两团体，仍保持其独立性，由其担任专办平粜；散赈则由华洋义赈会负责。然而在华洋义赈会成立后，由于一些外国教会牧师缺少通力合作之心，甚至怀疑湖南各地谎报灾情，将米藏了起来，常生掣肘，致各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实际主赈得力者，依旧惟熊希龄所组的旅京湖南义赈会是赖。1921年6月8日，北京湖南筹赈会电促熊希龄返京，6月13日，熊希龄离湘之前，不得不召集华洋义赈会诸团体代表开会，谓筹赈事须请各团体分担责任。当即议决：省外预计筹款3万元，由熊希龄负责；军界应筹4万元，由赵恒惕负责；商界筹5万元；学界筹5000元；政界筹5万元；警界筹5000元；淮商筹2万元；中外各银行筹5000元，各国洋货公司筹5000元；各教育会筹2000元；省议会筹5000元；省宪审查会筹2000元；各省会馆(如江苏、浙江、湖北、河南等)各筹5000元。分派数目之后，熊希龄于15日离湘赴汉，再赴江西转至上海。沿途之中，他想尽办法筹款和采购谷米杂粮。芜湖、南昌、宁波、汉口，甚至西贡都经他一一联系过。其中有些地方或因米价昂贵，或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或因联系未妥而作罢。1921年7月，从芜湖采购的1500石以及从汉口采购的4000石米均先后分批运湘平粜。旋又在常德购定蚕豆2200石。

尽管熊希龄费尽心力筹购如许米粮，但并不能解决各地缺米少粮的问题。此时，久旱不雨所造成的灾象已经十分严重。禾苗枯死，秋收绝望。7月以后，全省报告旱灾者，竟有50余县之多。饥民喘息呼号，死亡载道。熊希龄深感必须尽快实现前此拟定的三项筹款救灾计划。1921年7月上旬，他从上海致电北京湖南筹赈会诸公，请举代表速向防灾委员会请求从海关余款项下拨助100万元，赶购杂粮10余万石，运湘分别平粜和散放；又交通附税，亦请往恳求。至于上海各善团方面，经他联系，华洋义赈会愿拨3万元赈湘。殊不料长沙教会—电来到，谓湘省只少米，并非是荒等语，致该会之款，随之取消，使熊希龄为之浩叹。然海关余款暨交通附加税两项，经熊希龄回京多方运动，得到实现，交通附税余款由内务部分给5万元；海关附税余款则由赈务处分给34.2万元。当然这仍是微乎其微的数目。于是熊希龄又会同旅京筹赈会商议，认为可以将湘省之淮盐岸税作为抵押，商向中外银行团借款200万元，或可解决湘赈问题。1921年10月，他致函赵恒惕商请同意，并且对于款项的用途及其赈济的办法提出建议三项：第一，海关附税到手之后，以此款既属中外代表协商之件，将来放赈亦应有华洋义赈会人员与闻，当以此项款指定购买小米(或在河南购买)，运往各灾区设立粥厂救济老弱；第二，湘省以抵押品向中外银行团借款200万元，倘能达到目的，应以此款的十分之三就近在沿湖定价采购谷米以为平粜；用十分之七以工代赈，修筑全省马路，择道救济农民壮丁；第三，今年既有以上两款，略足应付冬赈。明年春赈，尤须设法预备，方可以与秋收衔接。他拟托美国官绅设法转请美国红十字会派员来湘募放春赈，请赵恒惕在湘先行将湘省之美籍人士召集商榷，或由其电劝美红十字会，以为臂助。

1922年1月，春赈在即，熊希龄等以旅京湖南筹赈会名义，向北京新内阁索取到期之湘省米盐公股证券款项，但财政部仍无款归还(原议8月份归还，并未兑现)。后熊希龄与聂云台合电交通部，请加发铁路支付券百万元，以之换取到期之湘省米盐公股证券，为湘省发赈之用。同时熊希龄获悉美国华北赈灾会尚有大宗余款120万元，又积极从中运动，获得美方同意，遂将此款移交湘省，以工代赈，修筑马路(如潭宝公路等)。此外，熊希龄又复多方筹集零星款项，购买米粮；并且收留无家可归的湖南灾孩200余名，入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熊希龄呕心沥血，心筹桑梓，使湖南人民又一次从饥饿之中度过难关。

但是，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湖南人民并不能完全从忧患和疾苦中解脱出来。此后灾情仍复不断，因此，熊希龄的筹湘之心，也无有已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