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亚新地学社在旧中国地图编印出版事业中，无论就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出版图书之多和影响之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世人多只知有武昌亚新地学社，而不知武昌亚地学社是新化邹氏地学的继续和发展。

新化邹氏地学自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以来，至解放时，已传七代，150余年间，其中比较著名的人士有46人，而邹门弟子尚不在其列。由于多年积累，多士发挥、创新，贯通古今，兼采西学，因此，亚新地图得以独步一时，并非偶然。

我在1923年就读于武昌师范大学，从先师邹兴钜(伯庚)先生学习，以后教学之余，也参加了该社一些编辑和发行工作，对于该社情况略有所知，近年又搜集了一些有关该社的资料，深恐新化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的实况年久失传(现代一些地图学书籍讲中国地图学史时，竟未提到邹氏地学，如南京大学编的《地图学》)，特著文加以介绍，尚希专家同志们指正。

新化邹氏地学的由来

新化邹氏，世居湖南省新化县城南七十里首望山麓之罗洪，故称新化罗洪邹氏。邹氏地学起源于清嘉庆时(公元1796——1820年)邹文苏之继室吴夫人。邹文苏字景山，岁贡生，长于经学。吴夫人名瑚珊，乃同县吴兰柴(建轩)之女。在清乾隆时(公元1736——1795年)，士子多沉溺于科举帖括，续学之士则致力于考据之学，独兰柴好舆地学，精心考核，著有《地理今释》4卷。吴夫人随父编校，耳濡目染，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尤详于中国地理沿革，郡县四至。归邹氏后，吴夫人生了六个儿子，长汉纪(宇伯申)、次汉璜(字仲辰)、汉勋(字叔绩)、汉嘉(字叔升)、汉章(字叔明)、季汉池(字季深)。夫人课读时，常聚灰画禹贡山川图以教子。后此汉纪兄弟皆成知名之士，尤长于地理学，而其中以汉勋为最著。

汉勋幼聪颖好学，年十五郎佐长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年十六七，佐仲兄汉璜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二十以后，精研汉学，撰《读书偶识》，后长沙王先谦编入《皇清经解》中。汉勋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窥，通天文推步，六书，九数，金石之学，尤长于音韵学，初著《广韵表》，晚为《五均论》，论说精粹，论者比于江(永)戴(震)，他特长于地理，常谓知古者，期以用于今，今古之不相遏。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地名尤从杂难据，故考核独详。他应聘校刊《王夫之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因此知名于世。他又应聘修宝庆及贵州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府志。所撰《新宁形势说》及《贵阳循吏传》皆洞中日后情况。他在中举后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后访问魏源(默深)于江苏高邮，互出所著相参订，与同府魏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之绘天象诸图。世论湖南学者，王夫之(船山)后，并推邹魏。他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战死于安徽庐州(今合肥一带)，时年49岁。

汉勋的地理学，上继吴夫人，而加以发扬光大，有许多重要的新发展。尤其对于地图学有系统的论述，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夫人之学尚属考据范围，汉勋之学则不仅囊括考据，并已进入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之学。他的著作甚为丰富，而其中论述地理，并为世所重者则有下列三：

一为《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修志的要点。他主张修府志，应以州县统乡里，以乡里统村、团、都、砦，大小相维，如国家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焉。他认为修志必须注意下列六项：(一)乡里村落，毗连界址，必须明析登载；(二)山水原委，分合远近，必须缕述无遗；(三)民居氏族，必须详载；(四)书籍碑版，必须详载；(五)人物必须确记(不可简略或浮誇)；(六)科目必须续登，援例必须增入(科目援例指府属举人、进士、恩、拔、付、岁、优廪、增、附、功，各贡生及援例京外各官，恩荫，世袭诸职)。所举六项均切中旧志之弊。按此搜集资料，修撰新志，因此汉勋所修新志(按此志系与同府邓显鹤共同主修)远过旧志，当时名号海内第一。所述各点足供应后此修志者之参考。　　

其次为《极高偏度说》。本文专论经纬度，我国人民早就有了关于经纬度的知识。《周礼》中《地官司徒》篇有大司徒用土圭测土深，正日影之说；《周礼》中《考工记》篇有匠人建国的方法；唐代(公元八世纪)在开封一带进行了世界上笫一次子午线测量，宋沈括(公元十—世纪)有直测北极术；元代(公元十三世纪)郭守敬发起测量全国纬度的计划，测定了纬度27点，清康熙(公元十八世纪)测量全国各省重要城市的纬度。汉勋在这篇文章中，对《周礼》的理论作了精辟的发挥。他认为善言地理者，必合乎天度，地之合乎天度者，以北极高度和东西偏度为最著。所谓极高即今之纬度，所谓偏度即今之经度，必须根据经纬度才能确定一地之位置。他认为《周礼》所谓测土深即测一地的南北位置，正日影即测一地的东西位置，均以土圭测之(按土训度，土圭即度圭，是一种玉器，古代用以测日影)。他指出，测土深的方法是根据日影的长短。因中国位于北半球，北极以南，赤道以北，越往北则日影越长，越往南则日影越短，因此，用测土深的方法，由一地日影的长短就可以测定它的南北位置。他又指出正日影的方法是根据一地时刻的早晚。由于地球自西向东旋转，因此，东边的时刻早于西边，当东边是下午时，西边才是上午；可以在月食时，选择纬度相同，经度不同的几点，同时看准中星(二十八宿依次居天中之星)计算时刻，各推至次日正午之时，观察时刻的多少，就可以得到各地时刻相差多少，由此来确定各地的东西位置。在确定中国东西和南北的大距以后，再折半就可以得到中国的地中。在周代，这个地中在阳城(古城，相传周公测日影之处，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和洛阳之间。其地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周代就在那里建立京城。由此推论，他认为各州县无不有极高和偏度，根据这个极高和偏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州县的位置。汉勋的这些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合，他根据这一原理来测绘地图。他的胞弟汉池根据这一理论作有《舆地经纬度表》2卷，推算中外各国经纬度。他的侄子世诒(字子翼)应湖北巡抚胡林翼聘，主编过《清一统舆图》(胡以李北洛《辨志书塾舆图》太简，乃纂修舆图，为军国之用，聘汪士铎、邹汉池、邹世诒等参与其事，汪作凡例，汉池推测经纬度，世诒绘成全图，图成，世称精审，优于清康熙乾隆时的内府舆图，世称胡图)也应用了汉勋这一理论。后来，他的孙子邹代钧更发挥了他的理论，为邹氏地图学打下一个科学的基础。

第三是《宝庆疆里图说》。在这篇文章中，汉勋叙述了地图的基本绘制方法。我国地图绘制起源甚早，晋裴秀(公元三世纪)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拟订了制图的准则，称为“制图六体”，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法，清胡渭(朏明)加以申明，并以鸟道为要。汉勋认为胡渭所撰《禹贡图》不画支川，因之地势差移，亦未为精妙。其后画图大半委之画工书吏，画工只知画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其法与画地形之法迥异，书吏则敷衍塞责，毫无法度，因此，不可得善图。汉勋修《宝庆府志》，欲画《宝庆疆里图》既患古法失传，而当时西法又未传入，缺乏适当的制图准则，乃精研古法，加以增减，并传授修志有关人员，共成此图，一时推为绝作。他于图后并附之以说，将裴秀六法概括为四要，又申述为二十六病。关于二十六病，因过于繁琐，这里不作介绍，只简介四要。所谓四要，即分率，方隅，鸟道，道里。所谓分率，就是图与地的比例。汉勋的解释是：“约地之广狭，与纸之广狭，辜榷而命之之谓也。其画法，纸为正方格，方千里或数百里，或数十里，数里，惟所命，此作图之笫一义，决不可变者也。”这就是所谓计里开方，在地图上画许多方格，以方格的一边表示实地若干里，他认为确定分率以后，还要造一个“分率之尺”，即今日之比例尺，尺长相当于图纸之十格，依此再画分寸，如果要计算两地的距离，就可以比例尺来计量。所谓方隅，即是方向。他认为古人所用十二方或十六方太疏，测量家所用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又太密，以酌用二十四向为宜。为了确定方向，画到图上就须先定中宫，如作一县之图以城郭为中宫；一府之图以府城为中宫，绘图时因一县一府不必为方形，县治府城又不必在县府之正中，故中宫不必在纸心。所谓鸟道，即空中直径，“空中飞鸟，一直天回转之道也。根据鸟道可以定方位、远近。”裴秀六法中之准望包括方隅、鸟道两项，汉勋则以这两项很重要，须分别列举。他又指出，鸟道的测法有二，就其大者而言，“取四海九州之遥者则以日星”，就其小者而言，“取一郡一县之细者，则以勾股重测”(即三角测量)。所谓道里即是距离，沿人行道路测绘之。曲图之所以必有道里，是因为地图必须画出山川，而山川常多绘折不如人行道之直，所以不能根据山脉水道来测距离，要用人行道来测距离。裴秀六法中有道里，高下(指地面高低)，方邪(指地物形状的斜正)和迂直(指道路、山脉、河流的曲直)，汉勋认为都是有关道路的方法，在测绘道里时，可以把高下、方邪和迂直包括在内。此外，他还论述了图例和注记的方法。汉勋所述地图测绘方法，虽然简略，但在当时古法失传，西法尚未传入，测绘工具又极不完备的条件下，他发挥了裴秀“制图六体”提出一个系统的地图绘制方法，还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套方法不但用于测绘《宝庆疆里图》，而且为他的后代，特别是他的孙子代钧所发挥和应用，在中国地图事业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汉勋的其他著作有《颛琐历考》2卷，《尧典释天》1卷，《水经移注记》2卷，《宝庆吏书》1卷，《户书》2卷，《礼书》7卷，《兵书》2卷，《刑书》1卷，《工书》2卷，《宝庆沿革表》1卷，《贵阳府志》120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

邹代钧与舆地学会

新化邹氏地学至代钧而大盛。代钧系汉勋长孙，字甄伯，又字沅帆。他幼开朗，思继先人遗志，努力上进，年二十，补县学生，负祖父稿走谒左宗棠于甘肃洒泉军次，乞序而行之，即后传《邹叔子遗书》。左宗棠以代钧系故人之后，留幕读书，兼令佐理文书。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秋，代钧由两江总督曾国荃介绍，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为随员。适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日亟，争哲孟雄(即锡金)为印属小国，清总理衙门(官署，即外交部)邮咨刘与英人交涉。刘集诸随员商议对策，诸人相顾不发一言，独代钧引古证今，侃侃而谈，谓哲属西藏，不属印度。散会后又写了个报告给刘。刘平日依靠秘书方某，以之示方，方厉声反对，说：“书生泥古，而昧于时务，那知大计，我天朝泱泱大国，难道在乎这七十里的小部落?今天英人既然要，不如给他，以维和好。”使馆参赞英马格里支持代钧意见，谓：“代钧系地理家，其言确凿可据，如据以译复英外交部，保证万无一失。”英外交部果无词以对，但由于清廷懦弱，终照租借例定议。代钧于是日益感到地理学的重要，有暇遍购欧美诸国地理图册书籍，潜心研究。一日闭户，遂得度里相差之理。所谓度里相差，是当时中国地图测绘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指地图上的经纬度度数与里数不相符。在清代，规定地图测绘上每度相当于200里，但实际测绘结果表明有误差，不是200里不等于一度，就是一度不等于200里，两者并不相等。代钧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当时中国地理测绘上所用的尺不准确所致，用这个不准的尺去量地，地就随之不准。为了纠正这一缺点，就要反过来，先根据地来定尺，因为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是一定的，如根据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来定尺的长度，则尺就准确了。他于是利用了法国的米突尺(他译作迈特)，因为半尺是根据地来定尺的，相当于地周子午圈长的四千万分之一。必须根据米尺来制出一种专门用来在中国测绘地图的尺。根据他的计算，这个尺为米尺的百万分之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计算方法是：地周360度，每度200里，每里180丈即1800尺，故地周子午圈长360X 200X1800＝129，600，000尺，而地周子午圈长40，000，000米，因而129，600，000尺＝40，000，000米，则米与尺之比40，000，000：129，600，000，1尺=308,642/1000,000米)。他就根据这一比率请西匠制了一支专用于中国地图测绘的尺，并定名为“中国舆地尺”，于是，他的地图测绘在长度单位上就有了一定的准绳，以后他就广泛地使用了这个尺，来测绘地图。

代钧随使英俄，期满归国，时清廷开馆续修会典，代钧上书(详后)言测绘地图事，其要有三，一为测天度，一为测地面，一为依率成图。说理精湛详确，会典馆总裁采纳其说，并推荐他担任该馆纂修。同时，两湖总督张之洞又调他兼任湖北全省地图测绘事宜，图成，并附之以说。图说指出：“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点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凑，观此则知所轻重矣!”张之洞以为卓识伟略，殆过顾宛溪(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者)。代钧才而侠，好谈兵谋，尤其对东南海防，西北兵情，指陈凿凿。中日甲午起，代钧建议当时政府：分全国为五镇，各道兵集于京津间，用新法训练，移驻辽阳、牛庄、海州、盖县、金州、复州，与日人为久战计。又建议合南北洋、福建、广东海军舰艇巡海上，截断日人供应线。凡数万言，颇有见地，但以清廷昏聩，竟置不理，深为可惜。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张之洞开译书局，仍留代钧负责海国地图编辑事宜。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管学大臣奏以代钧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次年任《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升任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当张之洞任两潮总督时，创办两湖书院，以经史地算教士，聘代钧为地理教习。不久，张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荐代钧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流风传播，自后中国言地理者，皆代钧教传弟子。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代钧已病偏枯，卒于武昌舆地学会，时年55。  

舆地学会是邹代钧一手创办的，是我国最早的编印地图的企业。当代钧由英伦返国时，所购地图精本为国内第一。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猖狂，清政府对外交涉不断失败，丧权辱国，局势岌岌可危，有识之士，多讲经世之学，求所以富国强兵之道。陈立三(江西义宁人，吏部主事)，汪康年(浙江钱塘人，进士)，吴德萧(四川达县人，知县)三人尤有名(属资产阶级改良派)，代钧与他们三人商议，说：“英国陆军部海军部设地图局，已有二百余年，未曾中断过，由此可知英国称霸世界，与多年研究地图有关。现在我国政府不能办，我个人来办。”陈等三人极力赞成，于是在武昌创办舆地学会。代钧认为“地理是学术的根荄，政治的基础”，下定“此会当永不停办”的决心。以后他的工作虽然很忙，往来湘汉，服官四方，但经常以图局自随综绘中外总图、分图千余幅。这些地图主要有下列特点：  

(一)取材于中外名图，或实测地图。例如国内取材于《清一统舆图》，会典馆湖北、湖南等省分县详图；国外取材于英、俄、德、法等国名图，其中如亚洲北段图，原本俄文，经邹世可(伯宗)穷数月之力，译成汉文，绘制刊行，成为当时亚洲北段图中最精最详之本。

(二)采用新法编制，并经过仔细的审查修订。代钧发挥祖传地学，学习西洋方法，于地图绘制理论及方法，多所创获(详后)，据以制图。同时，对于制图根据的各种资料，包括中外名图，均进行了审核、修订、选择等工作。例如所据国外各图均以其本国文字注记，经纬度以其本国首都观象台的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比例尺用其本国尺度(英俄法尺)。对此，代钧则均加以更改，外文译成汉文，经纬度改以北京的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比例尺改用中国舆地尺。此外，还综合中外地图特点，详为图例和注记，以便辨识阅览。 

(三)印刷采用新式方法，即烂铜版法画图于铜版上，用浓硫酸腐蚀后即成(这个方法是代钧派人赴日本苦学而得的)。

因此，邹氏地图精审，清晰，美观，与中国旧式地图有天壤之别，遂屹然为中外各方面所重视。

参加舆地学会工作的人有邹世可(伯宗)、永良(易卿)、永煊(焕庭)等人。自代钧卒后，世可、永良亦相继谢世。代钧门人周震鳞(宁乡人)在侧，见其师身后萧条，舆地学会无方续办，乃建议当局将学会图经(经即地图说明底片)、印图器械归学部收购。得代价以赡养代钧后人，并助代钧堂兄代藩(字价人，与黄兴、谭人凤等组织华兴会，积极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出长宝庆军政府，后赴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参加临时约法的拟制，谭延闿任湖南督军时，曾回湘任湖南省水利局局长，1922年卒，年62，撰有《宁冈县志》18卷等)从事革命经费。

邹代钧于地理之学造诣甚深。他继承了祖父汉勋之学而作了一定的发展。汉勋根据中国旧法，加以发挥，虽有改进，尚不完备。代钧则发扬中国古籍，结合西洋方法，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中注入了新的内容，而论述地图测绘，尤有独到之处。他的著述甚多，其中关于地图测绘的论述主要有《上会典馆书》及《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两篇。

在《上会典馆书》中，代钧论述了测天度，测地面及绘图三事。测天度即经纬度，借以定各州县之部位。中国古代对于经纬度及其测定法早有一定的知识，代钧之祖汉勋曾对这些记载加以论述，发挥(已如前述)。代钧根据乃祖的论述，参考西方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地球是一个圆球，其南北二点正当天空中的南北两极，地球的中腰大圈亦与天空之赤道相当。地之南北不同，则北极超出地面的高度不同，东西不同则日出的迟早不同(每度差4分时)，地周360度，与天周相应。测天度必先定午线如以前我国以北京为中线，英国之格林威治，法国之巴黎，从前西图所用之福岛(在非洲西北大西洋中)等。西人定其国午线及经纬度之法与《周礼》所说，其理相同，不过西法参用指南针，子午仪，经纬仪及纪限仪等仪器。测地面即是测地面广阔高低，以定各州县所辖之地域。他认为测地面要用三角测量法，即中国古算法九数之勾股，在《周髀算经》中有卧矩知远，偃矩望高二语可以包括一切。在这里，他还叙述了西法所用各种测量仪器(包括经纬仪，测向罗盘、纪限仪、瓶水地平仪等)的使用方法，测量后就可以绘图。他认为绘图首先要明确分率，所谓分率即地与图之比例。地图周360度，每度200里，每里1，800尺，因此每尺为地周的1/129，600，000。作图时用开方法，设每方一寸，十方一尺，如以图上尺代地上一里即1800尺，则其分率为l：1800，但作总图时，此分率太大，可用l：900，000，其它各图，视详略而定。其次布经纬度，纬度当赤道处，每度相距200里，渐北则渐狭。经纬线最好用圆锥通经直纬曲之法画之。为了画经纬线，他建议作八线表和分率微分尺，并叙述了画经纬线，定一地经纬度的方法。又其次是画地面高度，他介绍了等高线的画法。总之，在这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中国古代关于经纬度的理论和地图测绘方法，也介绍了西洋地图测绘方法，提出了测绘地图的准则，这些准则为会典馆所采用，对中国地图测绘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一文中，他论述了测天度，测地面鸟道，测地面人行道，用人用器，绘法及图说等七个问题。关于测天度，他叙述了经纬度的简要理论，同时指出，应派遣精通算法，善用仪器的人员，携带经纬仪，度时表，遍往全省六十八州县治所，测天求度。又于每州县四边之极，南北东西不致平行之处，择四定点，定其经纬度分；而名山之峰，大川之上，以及古郡县旧治，关隘险要，亦定其经纬度分，注于册。此外，还可增设各点，既得若干点，再求各点间的鸟道(直线距离)为三角底线，以便进行地形测量。关于测地面鸟道，他叙述了平面控制测量的三角测量法。关于洲地面人行道，他认为既测地面鸟道已得山脉、水道、道路和界线四者的转向，而四者的纬曲远近，则需要测人行道的方法测得。具体测量法是用测向议定方向，记里轮量远近，一人测向，一人记里，择要详为记载。关于用人，他主张招聪俊耐苦生童20人，教以测绘，学习三月，结业后，随同者测绘局12人，分大路，计8人，其测一州县，二年测完，再加绘图一年，共用3年。关于用器，他主张采用西器，酌用经纬仪(能辨十秒者)度时表测天，测向仪，奈林仪测地。关于绘法，他主张分率，全省总图定为九十万分之一，州县分图十八万分之一，草图一万八千分之一，用圆锥通经法，作经直纬曲之式。关于图说，他认为会典馆所发表格，其中叙述沿革疆域乡镇是略仿班志诸书之例，叙山则拟山经，叙水则拟水经，又详天度道里，而山之矿产要隘，水之圩堰桥津均叙于当处之下，简而明，要而详，自应遵守。总之，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会典馆所发章程表格，详细规定了湖北省测绘地图的具体办法，使以后编出的《湖北全省分图》(一称湖北会典馆图)成为一个精审的地图。由此也可知当时我国地图测绘工作已达一定水平，而代钧在我国地图事业上作过一些重要的贡献。

代钧其它著作有《上德宗皇帝书》(其内容系论述清会典馆编绘地图事宜)，《光绪湖北地记》24卷，《中国地理讲义》6卷，《中国海岸记》4卷，《会城道里记》2卷，其内容系叙述当时京师至各省会及各省会相互间的路线和里数)，《蒙古地记》2卷，《日本地记》4卷，《朝鲜地记》2卷，《安南、缅甸、暹罗地志》3卷，《印阿富汗俾路支三国地记》5卷，《西域沿革考》2卷，《五洲城镇表》2卷，《五洲疆域汇编》32卷，《西图译略》12卷，《英国大地志》10卷，《中外舆图》68幅(即前述武昌舆地学会编绘印行的地图)，《西征纪程》4卷，《中国地志略》(高等小学教科书)，《外国地志略》(高等小学教科书)，《湖南全省分县图》(系根据会典馆本参订刊行)，《西藏全图》等。

邹永煊邹兴钜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永煊，字焕廷，系代钧子，初佐邹代钧创办舆地学会于武昌，邹永煊佐绘《亚洲北段图》等。其后代钧、世可(伯宗)相继卒，舆地学会瓦解，其地图底本、制图器械皆由学部购去，而不知所用。永煊慨邹氏地学顿衰，邹氏地图不复见于世，乃起而继之，创设武昌亚新地学社，作为一个编辑印刷和发行地图及史地书刊的企业。于是召集同仁，编印地图三十余种行世，邹氏世业，得以光大。所刊诸图，皆经同仁肆力搜求，殚精刻绘，铜版石印，著色七套，于是邹图复见重于世。永煊年六十时，以图学付其子兴钜。永煊善书法，手临汉碑，见称于世，建国后卒，年九十余。

邹兴钜，字伯庚，武昌方言馆毕业，通日文，曾任教地理于沈阳、武昌两地大学，后继承父业，专心办亚新地学社。对于该社工作，颇有改进。编印各图，随时调查，随时更正，附有表说，以供参考。水道则源流具晰，山岭则脉络悉陈，至于疆域之广狭，都会之位置，物产之盈亏，道路之通达无不一一详载，以便学者。而且稿出必勘，付印必校，对雠再四，而后敢出一图，如此慎之又慎，因而每一图出，风行国内，远至南洋。又扩大厂房，设置电机，改良印刷，便利推销。并在上海、南京、广州、长沙、成都等地设立分社，业务发达，盛极一时。1937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战，而反动政府假抗日，真投降，节节败退，甚至不战而逃，1938年武汉沦陷。事前兴钜父子将亚新所有图片底本及印刷器械运至新化原籍，继续出版，各方面所需地图得以供应无缺。当时兴钜已患病，犹编图不辍，遂至不起。兴钜生平所编著，有《春秋战国图说》4卷，《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4卷，《华英对照列国图》40幅，《中国分省图说》2卷，《京省道里图说》4卷，《江苏道县图》、《河南道县图》44幅，均刊行，嘉惠士林不浅。　　

兴钜卒，而其子新垓继。新垓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该校教地理者为张印堂、洪思齐两先生，教地质者为冯景兰、袁复礼、孙云铸、杨钟健诸先生，敦气象者为李宪之、起九章两先生，皆一时名教授。新垓既从之学，又考察滇西数县地质，所学益进。新垓既继父业，益发奋，所编著有《世界地理纲要》、《中国、日本、日印半岛、南洋群岛航空图》81幅，又改编《新世界列国地图》、《本国析类分省地图》、《袖珍中国分省地图》等。新垓现任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亚新地学社是由邹氏一家蚀资经营的，参加地图编制的，除邹氏而外，主要有欧阳缨、文土贞等。抗战胜利以后，亚新地学社迁回武昌原址。　　

1949年武汉解放，亚新职工也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获得新生。1953年，该社迁至上海，与上海、北京、南京十几家地图出版企业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地图联合出版社。五十年代末又改组为国营地图出版社。至此，亚新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告结束，而中国的地图编印出版事业则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