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候，听父亲讲过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桃源脱险的故事，虽然时隔60多年，但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1903年秋天，当时担任反清组织华兴会副会长的宋教仁与黄兴等人，策划在慈禧太后70大寿的“万寿节”，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宋教仁潜回桃源，一是会同同学、好友、反清的一批激进人士，谋划在湘北一带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以策应黄兴在长沙的行动。二是为解决当时活动经费困难筹措革命经费。

我父亲谢竹虚是宋教仁的同窗好友，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时我们家住在桃源县城边街。那次，宋教仁回桃源后，便到我家秘密走访，并要我父亲串联一些故知和在桃源的华兴会会员，以及教育界、商界的反清志士，在县城西郊一公里的狮子山古庙中开会。我父亲与罗立忠、黄桃生、龙展岚、龙常、戴宏生等分头到有关对象家通知，被通知的人都按时出席了会议。父亲讲，那天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宋教仁的密友、华兴会会员、学界、商界人士，还有地方民团的小官员、帮会的头目，显然是宋教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反清力量，组织反清大同盟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宋教仁讲了反清的大好形势和清王朝必然灭亡的道理，获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会后宋教仁还秘密会见了聂雁湖，张唯一及宋氏宗族的知名人士，为策划起义日夜奔波。

令人惋惜的是，长沙武装起义泄密，长沙南门口华兴会总部被抄。湖南总督电令桃源知县胡鉴莹火速缉拿宋教仁。胡接到密电立即派清兵到渌溪宋教仁家捉捕。幸好宋教仁已事先得知清兵捉他的消息，及时从家中转移到邻近的家族家中，才免遭捕捉。　　

县府捉宋未果，便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顿时全县气氛紧张万分，父亲及所有反清人士都为之担忧。  

一个午夜，父亲忽然听到有人敲我家的后门。父亲开门一看，原来是宋教仁和两个随从。入座后，父亲扭暗了灯光并告诉他，街上已贴满通缉令要捉他。宋教仁听了，并不是那么吃惊，只是说对当时的反清工作有一定的影响。最后给我父亲讲了两件事情：一是他决定要暂时离开桃源，为了争取时间和确保安全，不能走陆路(当时没有公路和汽车，只有步行或骑马)，只能走水路，水路坐小船一天时间可到常德。水路上有多处水警盘查，最好坐洋船(当时称轮船为洋船)，只要上了洋船，中途无人盘查。要我父亲通知“源澧书林”老板，负责安排上船前的那晚住处和上船时的掩护工作(“源澧书林”是华兴会的联络站)。另一件事是：他回家后筹措的经费少，要我父亲在最短的时间筹借一部分钱。这两件事父亲答应一定设法办好。

父亲为了不惊动守旧、谨慎怕事的祖父，他轻轻地叫醒了祖母，做了鸡蛋面给他们充饥。宋教仁不愿久留，父亲让其从后门走，看着他们3人渐渐消失在濛濛的夜雨中。

为了让宋教仁逃脱虎口而筹措经费，几乎把所有在桃源的反清热血青年都发动起来了。每个人献10元、20元银洋不等(当时3块银洋可买180斤稻谷)，父亲一共筹齐了450多块银洋。“源澧书林”老板和黄桃生等人则对宋教仁夜宿和上洋船的事做了周密安排和准备。他们决定宋教仁夜宿“源澧书林”，主要出于3点考虑：一是因为书店里是自己人可靠；二是“源澧书林”刘老板当时是—个有面子的人，一般“差狗子”(县衙当差的)不敢在他店里乱胡来；三是可使县衙作出错误判断：书店只隔县衙所在地百来米远(当时南街北头正靠近县府大门)，谁都不会料到被通缉的“匪首”会躲在老虎的眼皮下。至于上洋船时的掩护工作，决定趁天黑未明时由保镖护送。同时，还作了几种应急准备，万一遇到危险时就动武，趁混乱强行护送宋教仁安全转移。

父亲等把准备的情况一一向宋教仁作了书面汇报。宋教仁也在匿居处用秘密的方式传来了信件。他表示同意，他强调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暴露，并最后写上“切切照办!”四个大字。

1904年农历7月16日，夜幕深沉，宋教仁在两个壮汉的陪同下离开了粟家冲，在游仙观偷渡沅水，再走山边小路到达狮子山，扮作病人由黄桃生、罗立忠迎进了“源澧书林”。那时，我父亲已将450多块银洋偷偷地运到了那里。简单交换情况之后，为了提防引起官府的怀疑，便分头住进了附近朋友亲戚家，密切地观察动静。除了与宋教仁同来的两个壮汉外，书店还增添了两个武艺高强的绿林好汉的“工人”。

晚上二更时分，县衙搜查开始了，从重点怀疑对象到一般商户，最后还是敲开了“源澧书林”的大门。老板早有准备，把所有切掉的纸屑都放在石印机一旁的角落里，不慌不忙地将宋教仁藏进纸屑中，并把纸屑撒了一地。

“差狗”和一个领头的进来了，从东房看到西房，杂物里也瞟瞟看看，除几个做工的人外，没有什么书生模样的人，4个“做工”的人也起来了，坐在印刷机旁边的客厅里吃着旱烟，但眼睛却随着3个“差狗”和那个戴殷须帽的转动。一个“差狗”走进了印刷房，东瞧西望，似乎发现这个堆放纸屑的屋角有可疑之处，准备绕过石印机走向那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刘老板与他妻子会了一下眼神，灵机一动说：“老总，你嘴里衔着烟，莫到纸边惹起火来了，起了火怕你饭票子要过河的……”与此同时那4个“工人”也站起了身，右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抓住藏在背后的刀柄，只要“差狗”再上前几步，就要他就地倒下。“差狗”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可能是在想：为当差丢掉饭碗确是不合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何必那么认真。

老板娘进房把花生、芝麻片糖、陬溪洋糖等拿了一大茶盆。“来，来，来，你们搜查辛苦了，吃糖喝茶。”老板娘大声地喊，刘老板也边拉带拖，把这个“差狗”拉了转来。

“差狗”们搜查了半夜，确实也饿了，看见花生糖果，喉中早就伸出了爪子，一边吃一边往口袋装。一会儿4个清兵便摇摇摆摆地走出了书店的大门。  

黄桃生的店铺隔书店不远，看见“差狗”出了书店，知道已经平安地过去了。父亲等互通消息，互庆平安，渡过了紧张的半夜。

第二天，刚过五更，书店中已作好充分准备，用两个大麻布袋装了纸屑，把450元银洋包在纸屑里，上面再放了些茶叶和烟叶。宋教仁扮成一个农村小贩，身穿对襟短衫，腰系围衣，头带一顶破草帽。送他的人都身穿长袍，带礼帽，三三两两，前前后后，4个彪形大汉，一人挑担，一个在前，两人在后，趁黑向码头走去。一路经过县衙门口、上东街、下东街到达漳江阁洋船码头，一路平安无事。

宋教仁没有坐一等舱，也没有坐二等舱，而是坐在船的顶篷上。因为顶篷是最穷的人乘坐处，晴天日晒，雨天雨淋。宋教仁挤在几个小贩中间，横卧在麻袋上，一边脸上贴着一块黑膏药，另一边脸用破草帽盖着，谁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威震四海的革命志士。

4个彪汉，一个与宋教仁坐在一起，一个站在上顶篷的舷梯边，两个靠着进船口的铁柱。码头上，三三两两穿着白长袍、带着礼帽的人时隐时现。开刚刚亮，洋船尚未开动。一队清兵在一个腰间插有手枪的头目带领下上船检查来了。在一等舱，一个挨一个检查，包裹行李都翻了个底朝天。接着又查二等舱，特别是对那些男乘客，一一查问一个不漏。看来使这些清兵大失所望，没有能得到缉拿“匪首”立功受奖的机会。那么，希望只有寄托在顶篷的检查了。

带手枪的那个，先令一个“差狗”到顶篷去查。见六七个小贩在那里，旁边放满了箩筐、麻袋、杂货，还有一个横睡在麻袋上正在打鼾的人，都是些乡下汉，根本没有可疑之处。

“上面全是几个卖杂货的乡下佬，没有可疑人。”这个“差狗”作了回报。

“蠢东西!匪徒非常狡滑，他们就是常常混在穷人堆里。不行，我们一齐上去再查……”那个清兵头目，一脸横肉，杀气腾腾的命令道。

站在舷梯边的那个彪汉听了，见势十分不妙，对靠着铁柱边那两个人通了暗语：“伙计们，准备抬东西!”声音大而急骤。随之他们也走近舷梯。

5个清兵一个接一个慢慢走上舷梯，排头的一个已经上了顶篷。眼看秘密将会暴露，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4个彪汉准备下手了。但想到宋先生再三叮嘱的“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暴露”的指示，立即镇定下来，岸上几个穿白长袍带礼帽的人，也睁着大眼，注视着船上的一切情况。

第一个应急行动开始了，站在舷梯附近的那个人——负责这次护送宋教仁上船的指挥罗立忠，把一个红手巾高高举起摆动，于是岸上立刻有人“抓住!抓住!”大声叫喊起来。随即几个穿白袍带礼帽的人向码头飞奔，如临大敌。

在船顶篷上的清兵看到戴礼帽的拼命地向码头上跑，以为是码头上发现了“匪徒”，立刻下船跟着追赶。码头上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一片慌乱。码头邻近的商店，也噼噼拍拍的关上了店门。清兵跑上码头，跑上街道，只见街上的人朝南的朝南跑，朝北的朝北跑，几个清兵不知追向何方?也跟着大声喊：“抓住匪首!抓住匪首!”有的追向北边，有的追向南边。

不一会儿，洋船拉响了汽笛，慢慢地离开码头，所有护送宋教仁上船的人，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暗暗地庆幸宋教仁顺利地逃离虎口。宋教仁站起身来，用手高高地举起草帽，向岸上掩护送行的革命同仁、同窗好友、家族亲人致意。他再一次地告别乡亲父老，奔向远方的革命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