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浏阳诞生二奇士，曰谭嗣同，日唐才常。此二人者，其后来影响所及，不仅使满清政府推翻，因以肇建中华民国，流风所被，且将永垂后世，激励来兹。

予生也晚，于两先生未获亲炙，犹忆民国元年浏阳举办全县运动会，歌词中有“前有谭唐，后有焦陈，革命为先锋”之句。时余为一小学生，教师王仲麟先生曾为南学会中人，既为之详解歌词，历叙事实，复从而励之曰：“诸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兹民国；建设之，永守之，是汝辈后死者之责。”当时同学等热血沸腾，齐声应之。迄今已五十余年，此情此景，历历犹在目前。其后余入中学，某年暑假，偕周姓同学至其大家中游玩，周父怀生与唐才常为戚，唐与谭为挚友，三人常在周家研读，周之寡母常津津乐道其往事；并检点箧中日课及信札等以相示。余又在书房阅读典籍，见谭所批点者甚多，在王勃《滕王阁序》后批云：“《膝王阁序》流传千古，不知子安文其俗在骨，譬如绮纨公子与谢东山、羊叔子风流有别。”其于《苏东坡集》评注尤苛。唐于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亦有批点。两人读书钻研入骨，各有特见，迥异于一般流俗腐儒，与余之启发良多。数年后余去北平就读，寓居北半截胡同内之库堆胡同浏阳会馆，即谭先生戊戌被难时所居之地。刘姓老长班尚在，曾侍候谭先生，于遭逮、就刑以及梁启超，大刀王五等过从之情形，言之最详。唐才常先生之弟才质、子有壬，寓居烂眠胡同(后改烂缦胡同)，与浏阳会馆后门相通，因得常相往来，间亦谈及才常先生往事。后在沪与圭良亦相友善，故余于谭唐两先生生平行谊所知稍多。谭家住浏阳县城梅花巷，其父谭继洵先生为进士；店家住浏阳西乡书塘，父寿田先生以教读为生，两家均书香门第。嗣同才常两先生又同受业于欧阳中鹄先生(即予倩之先人)之门，故友谊极笃，志趣亦复相同。

中国自鸦片战后，外则帝国主义者频来侵陵，内则人心浮动，时思颠覆清廷。不久，太平军崛起，东南半壁尽失，幸得曾国藩等湘军之支持，削平大难，颇有中兴之势，惜清廷颟顸，为一般满汉大臣之腐恶势力所把持。于是外侮益亟，俄据伊犁，法夺安南，日据朝鲜。甲午一战，又失台湾，旋德占胶州湾，种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之事相继而生，各国且有瓜分中国之议。于时有识之士，深恐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相与奔走呼号，倡议变法图强。谭在《仁学》一书中言之最切，有曰：“外患深矣，海军●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惟变法可以救之。”陈宝箴巡抚湖南，倡行新政，先后招谭、唐两先生往助，湖南民气顿开，天下从风，戊戌年谭先生以学士徐致靖之荐，入京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辅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变政，为太后所忌，因袁世凯告密，与杨锐等六人同被害。次年，俄租旅顺、大连，法攻广州湾。庚子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京，举国大乱。唐才常先生义愤填膺，于八月起义于湖北，亦为张之洞所杀。

谭比唐长两岁，慷慨豪强，两人性情相同。谭之发迹为三十三岁，唐之发迹亦为三十三岁，谭戊戌就义为三十四岁，唐庚子就义亦为三十四岁；谭之死为袁世凯所卖，唐之死为张之洞所卖，两人遭际亦复相同，可谓奇矣。

自谭、唐死后，湖南人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愈益炽盛，先后有龚春台等萍浏醴之役，黄兴等镇南关之役、河口之役、黄花岗之役，卒肇致辛亥年十月十日之大革命。是则谭、唐两人之于革命，实有启导之作用，其功诚不可没也。

谭之治学，少年时一本中国士人素习，专心于词章考据；至三十岁，因鉴于国势阽危，毅然改弦更张，接受西洋文化，从事于科学之研究；一面致力于耶教佛教哲理之参证，因以大成。其《仁学》一书，实为其思想之结晶。梁启超云：“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知即勇焉。”谭氏盖得之矣。谭唐二人思想略同，其真谛即在一仁字。何以仁?曰救众生。康有为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可谓深知谭唐二人者矣。谭被逮前日，拒日本志士劝逃东瀛之言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狱中诗曰：“我自横刀向天笑。”又唐才常被捕后对张之洞曰：“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狱中题壁诗有“剩好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之句，其壮烈皆如此，乃仁之真实表现也。

谭唐二人之政治思想，以民主为依归。谭在《仁学》上卷中先否定名之存在，谓“名者上以制其下……君以名桎臣……。”下卷首段论君臣云：“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共举一民为君，……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又纵论满清之子中国，言尤激切，如“……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本非自我共戴。况又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在天下为君主囊橐之一节下，更有“共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国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是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已有，……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卖之手，……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凡此皆奋笔疾书，直数满人之罪，痛快淋漓。然则其戊戌之欲救光绪帝，不过为一时之利用，以遂其变法革命达于民主之目的，苦心固昭然若揭。至于唐才常之欲利用康有为之饷诚以举行革命，黄鸿寿在其《清史纪事本末》中曾为之解释曰：“自立军世人所谓勤王之师也。……然其序则有曰，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其词气之间，已有隐隐流露者。盖平心论之，是时内地风气未开，闻民权变法者莫不色骇而却走。唐氏固知之，以为中国有数千年之习惯，即满清亦有三百年之驯伏，非藉忠君爱国之名词不足以号召天下。……后此之特起民军以光复我汉族者，即出于自立之军将也。是则唐氏及当年在事诸同人之隐志，又乌可不亟为揭明之以示天下。”观乎此，可知谭唐二人之欲利用时势以求进国家于民主，驯致进世界于大同，以救众生，其与我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思想固相吻合也。虽然，二烈士之先众人而流血，以激荡中国革命之浪潮，力辛亥革命辟其先路，共影响也至巨。所惜哲人先萎，不及躬与于革命后建国之役，则国家民族之损失也亦至巨，可胜悲哉！

萍浏醴革命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共会员多为浏人，举事地点亦为浏阳。虽由于国父主义之领导，而谭唐二人之被害亦实有以激之。丙午余才八岁，洪江会姜守旦举事之日，尽取吾家所有鸟枪、火铳、梭标以作武器。入夜，火烧三口王氏城墙屋，红光烛天，喊杀震地，吾家男女老幼星夜出奔附近罗家寨山中。余坐箩筐中，由仆人挑以去，至则席地荐草而卧，以红薯杂煮米饭果腹，凡五、六日之久。旋闻清兵至，会党被击败后，则踵来清乡。族人某，曾入会党，以先父为族中长老，哨官来余家索人，揪先父发辫加以侮辱。乡人之被杀者，尸横道隅，血染田陌，余皆亲见之。其与会党略有关连之家属戚友被株连罹罪者尤多。惨状累累，不可胜书！民国六年先父病革时，言之犹有余恨。曾君省斋，于此役所知最详，另有记，实珍贵史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