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界有一慧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哀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仁学》自叙曰：

“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象”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网罗”正其义也。

《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此计划吾不敢谓终无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似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有清一代，未有其比者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又媚大盗。” (《仁学》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而嗣同尤为悍勇，其《仁学》所“冲决网罗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姑举数条为例。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己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钳制之术不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  不惟关其口使不能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无实也”。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行有天理。”彼欲申其“恶由名起”说，乃有极诡僻之论，曰：“恶莫大淫杀，……男女构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  故皆习谓为恶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沿习至今，则亦孰知其恶者?……戕害生民之命名之曰“杀”，此杀名也。然杀为恶，则民杀皆当为恶。人不当杀；则凡虎狼牛马鸡豚之属又何当杀者?何以不并名恶也。或曰：‘人与人同类耳。’然则虎狼于人不同类也，虎狼杀人，则名虎狼为恶，人杀虎狼，何以不名人为恶也?……”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则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源及民治主义，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劝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曰：“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如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谣杀之威，以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犹以为来餍……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其心思，……挫其气节。……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

又曰：“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编者按：即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光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日：“以言乎大一统之义，天地问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曰倡导者。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慧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