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是谭嗣同烈士殉难八十五周年。

谭嗣同烈士，是戊戌变法运动的激进派，富有强烈的爱国精神。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他比肩于林则徐，孙中山，鲁迅等人，视为我国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他为了拯救国家危亡，浪游陇、疆、陕、豫、鄂、赣、苏、皖、浙、鲁、晋、台诸省，观察风土，物色英雄豪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在1898年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捕入狱，视死如归，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写了一首气壮山河激动人心的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今仍为人们传诵。

我作为先烈的孙婿，对他怀有特别崇敬感佩之情。有关他的著作和对他的论述，无不设法搜集，加以悉心研读。这不仅用以纪念先人，更重要的是用以激励自己，从中汲取教益，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和牺牲精神，体现了我国民族优良传统。现正在大力提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进行各项改革以及积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之际，更应广为宣传。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台湾方面也有人在研究谭嗣同先烈，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清史学家萧一山写的，还有倪怀三先生写的《谭嗣同的游踪及其狱中题壁诗》  (载于1981年台湾《中央日报》第165期《文史》专栏)等等，读后，我认为倪先生的治学和求知的态度是好的，但亦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他在文中就谭嗣同烈土是否去过台湾，以及狱中题诗末句“昆仑”的指意所在，对梁启超、萧一山等人的一些论点，提出质疑。对此，我不揣冒昧，愿以平日研究的一得之愚，与倪先生共同探讨，并期能引起广泛讨论，尤其希望从《台湾府志》、《安平县志》中提供翔实可信材料，进一步给予澄清。

其一，谭嗣同烈士是否去过台湾?

谭嗣同烈士去过台湾，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得很明确。倪先生根据谭嗣同烈士《三十自纪》及其迄今存留的二百六十余首诗和陈乃乾辑《浏阳谭先生年谱》中均未涉及去台的内容或记载，便“提出这一疑案”，“切望治近代史之学者方家，于梁任公的一言之外，提出确切事证，予以澄清之。”

根据我的了解，谭嗣同烈士是去过台湾的。首先从梁、谭的关系看，正如倪先生所言，“志同道合，交契深厚。”谭嗣同烈士就义之后，梁启超在悼词中曾言：“公今已矣，吾又谁与归”。足见两人关系亲密之一斑。加以梁启超深钻经史著作很多，他为其挚友和殉难烈士立传，自有翔实的材料为根据，对此洵实可信。

再有，日本人田野桔次曾撰《浏阳谭壮飞传》，其中也写道：谭嗣同“年弱冠，应巡抚刘公锦棠聘，从军新疆……由是独身浪游，涉黄河，溯扬子江，南穷闽粤，北走燕赵，西历川陕，东经江浙，又渡海至台湾各岛。”说得明明白白，他到过“台湾各岛”。

还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谭嗣同》  (中华书局1962年4月出版)，也明确提到：谭嗣同“在十九岁以后的十年里，他为了广泛地考察风土人情和物色英雄豪杰，曾去遥远的新疆，浪游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各省和台湾等等地方，他走的路共八万多公里。”这段话凡写到游地，大都虚指，实指的除新疆外，即为台湾，还计算了他的游行里程。此外，根据我岳家亲人回忆，1889年北京举行的“乡试”，谭嗣同烈士本拟参加，但因二兄嗣襄在台湾遽然去世而作罢。有谭先烈当时去台湾搬其兄嗣襄灵柩的过程，这与谭本人的《三十自纪》所记的“往返度陇者八，为此仆仆迫于试事诸多，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惟一以兄忧不与试……”完全相符。(见《谭嗣全同集》上册57页)。

关于烈士二兄嗣襄之死，根据当时其家乡传言以及欧阳予倩在《上欧阳瓣姜师书•序》中所说，都是由于自杀。可谭嗣同烈士在《先仲兄行述》中却说：“初，兄至台湾边署，患寒疾，医云无伤。兄笑曰：‘吾肾经绝，其能久乎?’……殁之日犹与宾从笑谈，怡然自得。卓午移至蓬壶书院，逾时而殁。”  (见《谭嗣同全集》上册93页)。可见其二兄遽然去世，噩耗传来，因兄弟间情谊甚笃，谭嗣同烈士尤为悲恸，宁愿放弃“乡试”而去台搬运灵柩，并在台逗留一段时间。还据家中老人诉述，当时台湾唐景崧与谭家有戚谊，嗣襄之出任台南榷风山县盐税，即由他推荐台湾巡抚刘铭传获准委任的。谭嗣同去台后，唐景崧极表欢迎，还想留他在台襄助，却遭婉言谢绝。旋将灵柩运回内地，转运原籍浏阳，归葬于冷水井之原。墓前石器有石马、石羊各二，石柱(华表)一对，石柱上镌刻谭嗣同所撰联语，上联云：“恨血千年，秋后愁闻唱诗鬼”；下联为：“空山片石，苍然如待表阡人。”手足之情，悲痛欲绝。

去台移灵归葬，尚有一段迷信故事：谭嗣同运回其兄灵柩返回原籍后，曾有同邑邹岳生，是位风水先生，由他代为选择冷水井一穴墓地。但邹一再声明，当年(1889年)无葬期，须待来年。而谭急于把丧事办妥，有事不能久待，要邹在年内任择一个日期安葬。邹谓是年山向不利，不宜安葬，如非葬不可，将有损“少丁”(即小孩)。谭不以为然，说：“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果然葬后不久，兰生(不满一周岁，李夫人所生)夭亡，但谭认为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毫不介意。

以上足以说明，谭先烈确实是去过台湾的。倪先生文中对陈乃乾所辑《年谱》没有提到，可能由于资料不全，乃云“记载不多”。谭嗣同素好吟咏，诗作甚多，迄今存者仅二百六十余首，散失定然不在少数，而去台奔丧期间，由于手足之情而导致悲恸异常，没有心情去吟咏台湾名胜，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写了一些，没有保存下来，或者保存了尔后又遭散矢，种种情况都有可能的。倪先生以此来否定谭先烈未去台湾，论证似嫌不足。

其二,狱中题壁诗“两昆仑”的指意何在?

谭嗣同烈士狱中题壁诗，末句“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昆仑”指意何在，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倪先生对梁启超、萧一山提出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据我所知，现有六种解释：

一、梁启超的“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  (见《谭嗣同全集》上册287页)，二，萧一山先生认为“盖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二人系武林之昆仑派也。任公曰：‘盖念南海也’恐非是”  (见倪怀三先生上述一文)；三、谭训聪认为是胡理臣和罗升两个仆人，“盖昆仑奴之称也”，并举谭先烈在狱中给他们三封信，以资佐证(见《谭嗣同全集》下册533页)；四、唐才质认为指唐才常和大刀王五。唐才质在《戊戌闻见录》中说，“复生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即唐才常)为饯行，酒酣，复生(即谭嗣同)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己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见《谭嗣同全集》下册553页)，，五，曹典球认为是康有为和唐才常(见邓潭洲所著的《谭嗣同传论》)：“要理解这一首诗，必须弄清头两句，‘思张俭’乃喻思念逃亡之康有为，‘待杜根’则喻等待唐才常之来京助谭除西太后”；六、倪怀三先生认为指梁任公和谭嗣同。等等。

仅以这六种说法，同中有异，全然不同的较少。将他们所指的人总括起来，共存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王五、胡七、胡理臣、罗升等八人。试问，这八人中谁能以“昆仑”相喻而当之无愧的呢?王五，胡七，虽然是他的武术老师，武艺高强。胡理臣、罗升虽也跟他多年，情感甚笃。但谭先烈认为他们能承担拯救国家危亡之重任，而且与巍峨的昆仑山相比喻，认为昆仑的指意是他们四人中某两人似不大可能。

其余四人，都是维新事业的擎天柱，以昆仑相喻，铢两悉称，都还得体。但“两昆仑”所指只能是两人，究竟又指谁呢?这里，我以为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必须从诗的总体上来理解，务求符合诗的原意；二是所指必须是两个形象高大的人物。据此两点，愚意唐才质将大刀王五作为“昆仑”之一，实感不妥，其理由已如上述。至于曹典球所云，既与实际状况不符，又与“待杜根”用典的原意不合，似不可信。

倪怀三先生将两昆仑其一是指梁启超，另一是指谭氏自喻。我对此有的同意也有不同意的。特提出我的另一种也是第七种的看法，愚意以为两昆仑系指康有为，  梁任公二人。因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而梁任公却—直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谭嗣同从一开始向西方积极寻求救国真理时，便十分仰慕和自己志同道合而又声名显赫的康有为。曾在一八九五年特意进京拜谒，不巧未遇康而见到了梁任公。两人一见面，所谈十分投契。梁向他介绍了康的学说和主张，谭嗣同烈士对康甚为钦佩，就自认为是康的“私淑弟子”。由此变法的信念更加坚定。一八九八年被征召到京参加变法活动。从以上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梁二人始终扛起了大旗，成为两个类似昆仑那样高大的人物。谭嗣同烈士在致康的绝笔书中说：“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殴，先生必不死。”对康有为是多么崇敬，期望多么殷切！所以梁任公一再说“两昆仑”者，“盖念南海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何况上述六种说法中竟有三人将昆仑之一同指康有为，吏可证明这一点。

两昆仑另一指意，是梁启超，这一点我同意倪先生的。谭先烈被捕前，曾去日使馆见梁任公，劝其东游，并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一笈相交，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启。今南海之死未卜。程婴杵白，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抱痛哭而别。再有谭先烈在《赠梁莲涧先生序》中还说：“启超尤有隆隆声于支那”，足见他们生离死别之情和对梁推崇之至了。

还有，梁启超对两昆仑的指意，共有两次解释，首次只提康一人，以后才增补大刀王五。我曾仔细琢磨，这里似有难言之隐。

“昆仑”之前明明有“两”字，首次只提其一而未提其二，从梁的学识和两人关系来看，这决不是出于一时疏忽，而是除康以外，明知另一昆仑乃是梁自己，但不说出来而先空着。第二次才被迫说出另一个昆仑是大刀王五，用以凑其数。看来，意在避免突出本身，自比昆仑，以免他人物议。

以上所说，是否合乎谭先烈“两昆仑”的原意，不敢自期，姑且提出来，仅供倪先生和研究谭嗣同的学者们参考。我还希望在祖国获得统一以后，我同倪先生有机会晤面，作更为充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