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强先生是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先父李根源有深厚的交情。先父既是他的亲密战友，又是他始终不渝的信从者。现谨将闻之于先父以及先父遗著中有关资料裒集整理成文，以志对黄克强先生之景仰与缅怀。

辛亥革命前

1904年，先父考上云南省官派留学生，赴日本学陆军。到日本后，先入振武学校。先父东渡前在昆明高等学堂肄业，该校是清末废科举后设立的，先父在该校偷读《訄书》、《革命军》和《新湖南》等革命书刊。他经常与倾向革命的同学罗佩金、赵伸、李日垓等谈论革命。由于他在国内对革命已有认识，故到日本后，一有机会遇见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克强两先生，很自然地便和他们情投意合了。1905年4月，先父初谒黄克强先生于东京。6月，他和振武学校全体生员一起浴海水于片濑，闻知孙中山先生在横滨，他偕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与罗佩金往谒，在座者有仇亮、陈天华、匡一、刘揆一与日人头山满、宫崎寅藏等。孙中山先生以“革命是艰苦事，须卖命”等大义勉励先父和杨振鸿等。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先父入盟。同年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前后，以省为范围，宣传革命的地方刊物，有《浙江潮》、《江苏》、《四川》、《粤西》、《江西》、《河南》、《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等。孙、黄两先生为扩大革命宣传，再次号召各省筹办地方刊物。1906年1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黄两先生留下先父和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赵伸、罗佩金和吕志伊等4人商谈办《云南杂志》事。孙、黄两先生对他们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之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励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孙、黄两先生又指着在座的陶成章、宋教仁和宁调元对先父与杨振鸿等说：以后可随时请他们帮助，有事共同商量云云。他们当即表示一定遵照孙、黄两先生的指示，立即进行办刊的组织工作与筹款工作。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先父以云南同乡会会长的关系，与赵伸同被推为干事，负责杂志社的全部工作。10月15日，《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由于该刊尽情揭露清朝政府之贪污腐化与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受到全滇人民之欢迎。该刊发行至第13期时，发行份数由3000册增至5000册。《云南杂志》至武昌起义后始停刊，先后共出版23期。

黄克强先生对留学生中之军人学生，尤为关心。他认为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很多将掌握新军之兵权，为此，他们不宜暴露参加革命之身份。他叮嘱他们在加入同盟会后，可不与同盟会总部联系。为慎重起见，他们的入党证件均由他亲自保管。1906年，黄克强先生倡议从入盟的陆军学生中，挑选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学，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丈夫团之名，盖取义于孟子所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丈夫团团员应有之品德。经先父密邀，见黄克强先生后加入丈夫团的有：李烈钧、孙传芳、钟鼎基、陈宏萼、姜登选、尹昌衡等30余人。

黄克强先生又于1908年暑假倡办大森体育会，阴教同党以兵学，先父在会中任教。参加该会学习的，有林时爽、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张大义、杨大铸、刘九畴、李伟、杨若、包绍杰、张金三和段雄等70余人。其中焦达峰乃武昌首义后，湖南率先起义响应之领导人。

　癸丑之役前后

民国肇建后，先父于1913年初从云南来到北京，任国会议员。同年3月20日，袁世凯派奸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窃国阴谋暴露无遗。孙、黄两先生与在沪同志共商处理宋案办法，电约先父到沪。与会者对宋教仁被暗杀，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之罪状，举兵讨伐。先父亦表示“袁终盗国”，主张“声讨速战”。当即商定由孙中山先生密电广东胡汉民，黄克强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又派先父和李书城、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出兵讨袁。先父等一行3人到南京后，见到该师将领陈之骥、陈裕时、黄恺元、王孝缜等。他们都强调第八师兵员缺额尚多，现在还不能出兵云云。先父等无功返回上海。胡汉民、谭延闿相继复电陈述出兵的困难。同时，陈炯明派驻上海的代表覃鎏钦为袁世凯所收买，态度暖昧。黄克强先生有鉴于此，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主凶赵秉钧出庭受审。处理宋案不能声讨速战，先父曾检讨其原因云：“在于各方牵制畏难太多，南京、广东尤甚。”

袁世凯在对南方军部署就绪，大借款成功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莫予毒也，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此时，国民党人才感到袁世凯已挥舞屠刀，决不能延颈受戮。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湖口首先宣布江西独立，树起讨袁义帜。黄克强先生亦赴宁，任讨袁军总司令，指挥第八师讨袁，并劝说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由于讨袁军与北洋军实力之悬殊，上海与南京讨袁军相继失败，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讨袁军亦先后崩溃，讨袁的癸丑之役，遂以失败而告终。

亡命日本

黄克强先生在南京兵败后，乘日轮，未在沪停留，径驶神户，继迁往东京。

反袁之国民党人，继孙、黄两先生之后，相继亡命来到东京。痛定思痛，大家检讨过去的失误并筹谋善后之方。孙中山先生主张改弦更张，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在建党及作法上，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父在其所著《雪生年录》中有一段关于另组中华革命党的记载，照录如下：

孙、黄两先生意见多龃龉。孙先生以国民党有惰性，分子复杂，已不能用，主另组党，定名中华革命党。入党者绝对服从，盖手印、宣誓，否则不认其为党员。黄先生仍用旧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陈英士（其美）、杨沧白（庶堪）、戴天仇（传贤）主张孙先生说；李协和（烈钧）、柏烈武（文蔚）、熊锦帆（克武）、钮惕生（永建）、田梓琴（桐）、周道腴（震鳞）、张溥泉（继）、谭石屏（人凤）、白楚香（逾桓）、冷御秋（遹）、程颂云（潜）、方韵松（声涛）主黄先生部；胡汉民、居觉生（正）则主调剂余奔走其间，力求两先生意见一致，无效，故终未加入中华革命党。

黄克强先生既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他不愿在东京长此相持下去，使同志间的意见日愈加深，为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他决定离开日本，远适欧美。1914年夏，他启程先赴美国，他的夫人和幼子以及李书城等随行。不久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25日，日本对德宣战，欧事严重。聚集在东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遂以研究欧事为题，相约组织鸥中研究会，商讨当前时局及应付之方针。参加欧事研究会的，据先父《雪生年录》所记，有黄兴、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章梓、冷遹、林虎、程潜、程子楷、陈强、李执中、彭允彝、殷汝骊、陈炯明、邹鲁、徐傅霖、陈独秀、章勤士、欧阳振声、李肇甫、但懋辛、余际唐、方声涛、耿毅、俞应麓、彭程万、龚振鹏、李书城、张孝准、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韩玉辰、张炽章、文群、钟才宏、沈钧儒、王侃、王源翰、王九龄、易梅丞、张声焕、周子贤、殷汝耕、金兆棪、蒋举清、杨源濬、伍毓瑞、余惟谦、张惟圣、陈鸿钧、李明杨、卓人机、周扬亚、李述膺、赵世钰、李为纶、赵正平、李根源等100余人。这时，黄克强先生还在美国，他们将组织欧事研究会之事函告他，并要求他列名，盖会员隐然以他为首领也。

次年，青岛战事告终，日本乘列强厮杀方酣，无暇顾及东亚之机，向袁世凯提出欲亡我国之二十一条。欧事研究会同人议决通电全国反对。他们向国人表示，为了举国一致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起见，即时停止反袁行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持国权。电文为章士钊所撰，由黄克强先生领衔，先父殿后。此乃欧事研究会首次向全国表示对内、对外态度的公开文件。

黄克强先生对先父的著述十分关注。1914年，先父辑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为论述我国宪法史之第一部书稿，黄克强先生出资千元印2000册。建国后，北京书肆尚有此书流传。

诀别的一席话

当黄克强先生到达美国费城时，忽患胃溃疡，吐血数升，不得已在费城作较长时间的休养。

黄克强先生鉴于国内讨袁形势的新高潮，加之国内同志的催促，他于1916年5月9日从美国来到日本东京，准备回国。他到东京后，发表劝告袁世凯退位与致全国各界一致讨袁等电文。孙中山先生闻悉他已到东京，于5月20日写信给他，欢迎他到沪一行，共商进行各事。函中写道：“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有一日相迕之感情。弟知兄爱我助我，无殊曩日。”披涸肺腑，表现了他与黄克强的革命友情。孙、黄的友谊，虽有一时的挫折，但在反袁的旗帜下，友好一如往昔，不存丝毫芥蒂。

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因黎元洪已依法继任大总统，宣告撤销。29日，先父被任命为陕西省长。时黄克强先生已由东京回到上海，因应接繁忙，过于疲劳，胃溃疡宿疾复发。但他带病照常会客，商谈国事，以致病情加剧，至10月10日胃血管破裂，吐血数盂。先父闻黄克强先生病情严重，心急如焚。适黎元洪迭电催他晋京。他遂先到上海探视黄克强先生之疾。黄克强先生扶病与先父谈美国情形与欧洲战局。他说：“将来列强无一非愁惨之国，皆文明进步之恶果也。中国要翻身，脱却列强拘束，即在此举。”又说：“黎宋卿（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徐树铮专为北洋派谋，不像拿得起者。拿全国不起，则统一无望。内政无从言，对外更无从言。余病亟，恐不起，奈何！”次日，先父又偕章士钊往探病。黄克强对先父与章士钊说：“外交一席，少川（唐绍仪）既辞，可找伍秩老（伍秩庸名朝枢）或王亮畴（宠惠）。秩老耳重，非梯云（伍廷芳）往助不可。钮惕生（永建）主对德宣战，目前舍加入无他法也。”当先父向他告别时，他列举四事，嘱托先父：一、胡经武（瑛）无志节，可恨可怜，闻很穷，吾辈尚念旧交，顾持其生活。二、谭石屏（人凤）营钝初（宋教仁）基，未完工，应有人负责。三、协和（李烈钧）队伍要到饿饭地步，须向黄陂（黎元洪）切实妥筹。四、国会应注意立法，法立而政治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而不要收拾。

至31日，黄克强先生病逝，享年43年。先父在《雪生年录》中记云：“31日，克强先生殁于上海，丧国元良，失党重心，能不恸哉！”

生死交情

1917年4月15日，国葬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于长沙岳麓山。先父时任陕西省长，刻墓铭二石，遣代表刘赓年赴会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日寇陷苏州。先父率全家辗转到了长沙。几天后，先父即率全家专程到岳麓山祭奠黄、蔡两先生墓。时寇祸日深，先父祭黄、蔡两先生墓时，感慨万端，赋七古一首，以志悲愤。诗文云：

岳麓来祭黄蔡墓，满腹烦忧相煎触。今日天下已去半，哪不放声向公哭。两公魂魄尚有灵，披发大荒拯吾族。倭奴逐兮故土复，是余小子馨香祝。猛忆江户同盟中，尚有星台（陈天华）与达峰（焦达峰）。呼童酹酒奠高空，浏水堕泪真英雄。陈公节概尤峻崇，《猛回头》与《警世钟》。祭罢下山去匆匆，麓山寺诗北海踪（指李邕书麓山寺碑）。未细摩挲天欲雪，湘江浪打满船风。

同时，先父题名刻于黄蔡两先生墓侧岩石上。

先父生前曾对我说，他生平视为领导者，孙中山先生、黄克强先生与黎宋卿（元洪）总统也；以师交相交者，章太炎先生也。由此可见先父对黄克强先生是非常崇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