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君克强先生以1874年10月25日（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十六）出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民国后善化并入长沙县，凉塘隔榔梨市不到10里。那时进省城不走榔梨市，经过鹧鹕塘、凤凰庙到东山过河后，由鸭头岭、阿弥岭、左家塘到天心阁进城。我还是解放那年下过乡的，如今31年了。凉塘老屋的式样依稀记得一些：门前接连大小三口塘，叫凉塘，屋是泥砖青瓦的，间数不少，并不宽敞。门前左边有几棵大樟树，右前边有十几棵大枫树，还有一片竹林。屋后面有个小花园，周围筑了一道围墙。1896年大妹振华出生后，我家搬到隔老屋只有2里路的石家河新屋。全家搬进长沙城里是在大弟厚端出生那年，我有9岁了。先祖父筱村公，乡里人叫他“筱胖了”，考取秀才后在长沙府学补廪，因为是廪生，比秀才高了一等。先祖父在乡间教馆多年，晚年又在长沙同周震鳞的叔父周理琴一起教馆。他既教书，又担任地方上的都总。有的书上说先君幼年丧父，由祖父母和继母抚养成人，不对。先祖父是振华出生后第二年秋天去世的，其时先君已经23岁了。先祖父在乡间担任地方上的都总，大概相当旧时的联保长。以后虽进城教馆，还是经常下乡，为了排忧解难。那年起病就因为下乡做调解，在张某家里饮酒过度，坐轿子淋雨回家而得病的。终年55岁。
我如今到了耄耋之年，小时候的事情记不了，只有一件事记忆犹新：从五六岁起，先君就要我在脚上扎个砂包跳板登，先是跳矮的，以后跳高些的。如此反复练习，搞了好几年。12岁进了明德学堂小学乙班，先君还要我在脚上扎2斤来重的砂包在操坪里跑步。阎鸿飞也同我一起跑过，起初感到很吃力，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后来到了东京，寄住宫崎寅藏家里，跟前田九二四郎练习剑道，也是先君嘱咐的，他总是喊应要我注意锻炼身体，搞体育要有多方面的锻炼。
二
抗战期间旅居重庆时，龙璋的堂侄龙毓峻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任职，与我常有来往。他博学强记，熟悉掌故，十分健谈。某次谈到先君策划华兴会长沙起义时，与湖南哥老会首领取得联系，除马福益外，还有一个王福泉。并说马福益于1905年春被捕后遇害，王福泉被捕后则瘦死狱中。当时未盘根追究，不知王福泉究为何许人也。我曾问及知道马福益事的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平子，又问过陈浴新，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1905年4月，马福益被湘抚端方杀害于长沙，先君在东京得到消息，异常悲痛。次年12月《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后，先君曾以马福益遗像一帧题赠日友末永节（即狼啸月）。词云：
湖南党魁马福益氏，甲辰岁谋起革命军，乙巳三月十六被满贼端方残戮于长沙。闻就缚时，曾手刃六人焉。克强氏识。狼啸月先生惠存。
马福益遗像曾刊于宫崎寅藏创办的《革命评论》第7期“中国革命专号”。我在宫崎家里寄住时，亲耳听到先君不止一次满怀深情地同宫崎寅藏谈过他和马福益联系的情况，称赞马福益是湖南会党首领中了不起的人物。
三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本部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到会者有好几千人。大会由先君主持，刚到东京的谭人凤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会后，先君要我加入同盟会。有一天，我跟先君去民报社，填写了誓约，中山先生和章太炎签名担任介绍人，随即宣誓入会。有人说加入同盟会时由主盟人孙中山交代口号是“汉人”、“天下事”，见面握手方法是“对举右手，作太极式”，我没有这个经验。冯自由14岁时，奉公命在横滨宣誓加入兴中会，为兴中会会员中最年轻者。我那时也刚满14岁，要算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了。
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寄给我一份《同盟会会员名册》，是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同盟会会员名册印的。冯在1912年出任临时稽勋局长，因此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上述名册中，湘籍会员占156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例如在日本士官学校、测绘学校等军事学校留学的会员，他们是由先君直接主盟入会，《名册》也是归先君单独保存的，有许多人就未载入这个《名册》。新化县系同盟会员荟萃之区，《名册》上只列了陈天华、曾继梧、周咏曾、高兆奎、邹毓奇、伍任钧、曾广轼、张镇衡等10人。就我所知，新化的清末同盟会员，还有谭人凤、谭一鸿、谭二式、方鼎英、邹价人、邹永成、曾杰、曾继辉、曾鲲化、曾继焘、曾继略、周咏书、苏鹏、袁华植、袁华选、杨源濬、高霖、彭作楷、刘华式、童俊、唐声太、廖楚焘、张斗枢、谢介僧、邹代藩等20多人都未曾列进去。谭人凤父子三会员，当年传为佳话，而冯自由竟忘却了。
四
1907年开春，先君离开东京去香港，宫崎寅藏叫我搬到他家里去住。他的二儿震作比我小两岁，我们同在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因为离家很近，都是走读。第二年冬天，先君为了躲避高利贷债务，也住到宫崎家里，前后50多天，深居简出，外人很少知道，只有萱野长知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来过。关于这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年深月久，我已记忆模糊了。而从《宫崎滔天年谱稿》中，却看到了宫崎逝世时萱野长知所写的回忆，说：“黄兴先生亡命到日本的时候，把黄兴父子接到家里加以照料的就是宫崎先生。当时他很穷，天天吃豆腐渣；可是，不知他怎么张罗来的给黄先生吃的总是大米饭，而给黄先生的儿子一欧吃的还是豆腐渣，待他一如自己的儿子龙介的兄弟。”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宫崎寅藏就和伊东知也、何天炯一道，由东京赶到上海，这次是由新成立的“有邻会”派遣来中国，与革命军取联络的。因此，到上海不久，又溯江西上，准备往汉阳与先君会晤，结果在镇江邂逅相遇，折回上海，投宿虹口日本旅社胜田馆。其时，我正参加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有次到上海去看望他，畅谈通宵，吃了宫崎夫人从日本托人带来的羊糕（一种日本食品）。不料在《宫崎滔天全集》中竟看到了当年他写给宫崎槌子的信，提到这件事，并对我有过奖之词。他写道：“小黄回到上海住了两晚，吃了羊糕，翌日又去攻打南京去了。他带了先锋队首先进攻克，占领了天堡城，而将攻劳让给别人，诚不愧为其父黄兴之子。攻打南京战役中，他用伊东知哉赠送的宝刀斩敌多人，并夺获了敌将的战马。”南京光复后，我患了肺炎，病情转剧，住进上海日本人开设的筱原医院医治。宫崎寅藏感到住在胜田馆频繁来客，很不安静，也住进了筱原医院，同我住在一起，谢绝会客。这时来访的日本人就非常少了。某天他带我到日本人黾井处吃脚鱼，并劝我吃些脚鱼的生血，说是可以滋补元气的。我从前在东京大森体育会参加活动时跌伤过胸部，进攻南京时激烈运动，又常卧宿野外，据医生诊断，病体一时难以恢复。他向先君恳切建议，送我去东京或长崎就医，再去热海或伊豆转地疗养，并写信给宫崎夫人要她届时帮助护理和监督。后因我的病情有好转作罢，然而情意可感。
1913年3月，孙中山在日本获悉宋教仁遇刺身死，即偕宫崎寅藏等乘轮归国，于25日抵上海。当晚起，国民党人在先君寓所讨论对策，意见不一。孙先生主张举兵讨伐，并吁请日本方面提供武器和款项。宫崎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为之奔走，力促其成。只因日方提出苛刻条件，未能实现。这与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态度是一致的。当时他极力反对南北妥协，主张彻底北伐。
《全集》的书名题字集了先君的墨迹，在第二卷上又看到了先君的墨迹“韬园”，这是1914年夏为宫崎寅藏新居题写的。《年谱稿》载：“大正三年六月六日迁居北丰岛即高田村字巢鸭三六二六悉地（现丰岛区西池袋二丁目一五之一六），用黄兴所赠1000日元，向大野银八借地650坪，建面积为34坪的新居。黄命名为‘韬园’。”感谢《年谱稿》编者近藤秀树先生把宫崎建屋的费用、地皮的数字及来源写得一清二楚。所谓新居，其实不过是矮屋数椽，周围化草颇多而已。先君的赠款，就是在东京变卖部分字画所得。他认为宫崎多年患肺结核，适宜于郊外休养，所以怂恿其在巢鸭附近因陋就简建造几间房子，与我家比邻而居。宫崎在迁居之后，就忙于搜集花卉，日以莳花为乐。他后来在参加先君国葬时还谈到了先君赠款购屋的事。最近友人给我查到了当时的记载是这样的：
“鄙人于第一革命后病留上海，（呕）血濒死。第二革命时，亦于上海呕血濒死，及中山、克强与其他同志亡命后，始扶病而归东京。当时黄先生深忧鄙人之健康，以为市内嚣尘，不宜养病，乃择市外高田村闲静之地，别筑一家，而使鄙人居之。由是，鄙人莳花种草，日与农夫为伍，遗弃世事，萧然尘外，健康渐次恢复，遂为强壮之人。此诸君今日所亲见，实皆黄先生之赐也。”
1917年4月先君安葬岳麓山，正是暮春季节，杜鹃花盛开，漫山红遍。宫崎寅藏从日本远道前来送葬，临行时面许二事：一、来年要送樱花树苗几百株，栽在先君墓地四周；二、在东京树立先君的纪念碑。后来第一件事没有实现，而第二件事则是实现了的。他和萱野长知、末永节等多人发起，并得到头山满等人的赞助，在东京鹤见总持寺立了“黄君克强之碑”，隆重举行了揭幕式。事隔60多年，世事沧桑，不知还有遗迹可寻否？
1929年6月，中山先生举行奉安大典。这时我任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代表天津市到南京参加奉安典礼。宫崎夫人前田槌子及龙介、震作兄弟也应邀前来参加。我们在南京旅舍见了面，并陪同前往参观了南京贫儿教养院，先继母设便宴款待了他们。槌子夫人这次在南京会见了过去和宫崎关系密切的一些国民党人，大家谈到中山先生亡命日本时，与宫崎关系最亲密，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今天两人都已去世，应当有纪念的表示。于是决定在东京丰岛区高田村宫崎寓所前面新建楼房一座，命名为文虎社，文代表孙文，虎代表宫崎（宫崎生肖属虎，又名虎藏）。这座纪念楼在九•一八事变前就落成了，听说堂屋中悬有中山先生、宫崎寅藏和先君的遗像，可惜我没有机会瞻仰。
五
大革命时期，詹大悲同我都是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北伐军兴后，随政府迁到武汉。他曾和我谈及武昌起义后汉阳失陷旧事。詹大悲说，汉阳苦守一月之后，花园、磨子山、扁担山先后陷敌，清军大炮火力旺盛，民军寡不敌众，纷纷后退，虽组织敢死队在前方布防，也无济于事。在此情况下，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都极力主张破坏兵工厂，弃守汉阳。在都督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黄总司令和李书城等都认为汉阳撤守，龟山丢失，武昌在清军炮火控制下，也不易守得住。鉴于九江早已光复，海军大也部反正，不如主动放弃武昌孤城，以武昌兵力顺流东下，待克复南京稳定东南局面后再集中兵力，回师汉上。会上，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多数人都是赞成这个意见的，只有谭人凤、范腾霄等少数人慷慨陈词，主张坚守武昌，最后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李翊东说：“把主张弃守武昌的责任归之于黄兴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是非得失，我从未听到先君道及。但是，参加首批援鄂湘军的余韶1961年曾对我说过，首批援鄂的王隆中部在战局危急时自由运动；二批援鄂的甘兴典部多系新兵，不起作用；三批援鄂的协统刘玉堂刚上火线就中炮阵亡。至此，湘军全不起作用了。这是促使先君下决心弃守武昌的主要原因之一，姑一并录出，以供史学界同志们参考。
六
1911年12月2日南京光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成立了临时政府。江浙联军的番号撤消了，徐绍桢由联军总司令调任南京卫戍总督。但是，所属各部队的番号仍然保存下来，没有变更。洪承点仍任沪军先锋队司令，另外名目繁多，又有所谓沪军进行队、沪军第二旅团等等。朱瑞的浙军、姚雨平的粤军和李燮和的光复军也都没有变更番号。我原是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因攻天堡城露宿野外染上寒热病，到上海就医，没有过问部队事了。以后部队改编为第七师，洪承点任师长。他硬要我在第七师任职，先君坚决不许。张孝准先后任陆军部军务局长、南京留守府军务局长、南京留守府军务厅长，两次请求先君给我安置一个名义。先君都不答应，说：“他现在不是做官的时候，要好好读点书。”先君一度叫我跟陈嘉会补习汉文，因他公务繁忙，我又疏懒成性，一直没有学成。1912年秋湖南选送公费留学生，根据先君的意见，我和大妹振华以及李兴亚都应选赴美留学。12月初过东京时，曾去拜访宫崎寅藏。抵美后，我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外交经济系读书。原在南京总统府任秘书的任鸿隽、杨杏佛也到了美国留学（任在干尔尼路大学，杨在哈佛大学）。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人要到唐绍仪内阁去做官是很容易的，可是大家都不以做官为荣，只想学一点有用的学术，好为建设民国服务。1914年汤芗铭撤消官费后，先君最初还打算要我们回日本设法复学，后因他自己离日赴美，遂作罢论。
七
1912年秋，我由湖南都督府资送赴美留学，出国前夕，先君特意为我书写“笃实”两字的一块横披。近70年来，我一直是作为家训看待的。先君遗墨诸多散失，唯有“笃实”随我转徙流离，至今仍在身边。“笃实”的含义是什么，先君当时未作详细的解释。我体会指的是待人接物要谦虚谨慎，笃实厚重。就是讲，为人要浑厚一些，老实一些，要做到无我。先君早年致胡汉民信中说过：“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他平日讲过：“明其道，不计其功”。我想一个人如果具备这样的政治品质，就能符合笃实的要求。我个人学书、学剑都不成，能力很差，无所建树。但是在做人的道德品质方面，总是宾记先君留下的家训，身体力行，不敢违背。后来，先君还写过“无我”二字的横披，可能在大妹振华或幼妹德华手中，我想可以作为笃实的补充解释。
八
“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东京期间，先君与中山先生在组党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意见未趋统一。当时从中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的是陈其美、戴季陶之流，他们兴风作浪的主要问题是先君在东京建造房屋。孙中山致先君信中谈到这件事说：“数日前报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皆向日友解释，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天仇始发信问宫崎，意以后必得否认之回音，乃以该报辩论。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并从而生出反动心理。”对此，先君在复信中没有辩解，但是在此之前，他在同志间谈过这件事，并写过信给宫崎寅藏申辩，因为最了解此事的就是宫崎。
先君于1913年8月到东京，湖南取消独立时，继祖母和我母亲都还住在长沙，谭延闿担心反对者一来，她们受到迫害，派人送她们到上海。在上海，她们日食艰难，开支很大，且不安全，先君准备接赴日本。我夫妇及大妹振华原是1912年冬由湖南省以官费资送赴美国留学的，自汤芗铭督湘后，取消官费待遇，我们在美不能久留，只姨离美回日，通过全家人口在10口内外，估计到袁世凯实力雄厚，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打倒的。先君打算在东京市外租一稍廉之屋，让全家寄住五六年。但宫崎认为租屋所费甚巨，为经济计，不如新建几间暂住，日后再把它卖出去。后得日友掘井觉太郎（早年在长沙明德学堂教理化，与先君为至交），借给房屋几间，仍不敷住，因此花费三四千日元添造几间。至其经济来源，则是变卖了部分字画，这些字画大都是1912年去北京时各方面人士赠送的；有些是向先君求书后回赠的。卖出部分字画，造几间简陋房屋，是在流离转徙中事非得已而出此。而陈其美、戴季陶、居正等人则借题发挥，大肆造谣，说先君在南京讨袁失败后，卷款多少来日，不顾同志死活，专图个人安逸，大兴土木，建筑公馆。这完全是抹熬事实，别有用心的造谣诽谤，借以离间孙、黄关系。
九
关于先继母徐宗汉的家世和辛亥以前的革命活动，冯自由在所撰《革命逸史》中有专文叙述，基本可信。她于1912年承先君之命创办南京贫儿教养院，后随先君流亡日本，出游美国，教养院事务交周其永主持。先君去世后，又把主要精力用在办理贫儿教养院。该院的口号是：“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无不读书的艺徒；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无不做工的学生。”强调学生要以学艺与读书并重，自食其力。覃振曾提议改贫儿院为“强儿院”，寓纪念先君及培养强毅精神之意，先继母不赞成，未果。
先继母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可举一事为证，1931年，她因南京贫儿教养院收养名额增加，在在需款，经济困窘，特地赴美向华侨募捐。结果捐到了一笔为数不大的款项。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她爱国心切，立即把这笔捐款汇给了前线抗日将士，作为劳军之资。
抗日战争期间，先继母避难重庆，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极为愤慨不满。她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都很接近，常有往来，听说重庆“红岩纪念馆”现在还悬有周、董、邓三位中共领导人同她和司徒美堂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前的一张合影。抗战初期，我的满弟黄乃（一寰）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先继母有次就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回延安之便，给他带去一包日常生活用品和一封亲笔写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努力学习，后会有期！”邓颖超在延安把东西及信交给黄乃时，说：“我们在重庆时跟你继母有来往，她请我们吃饭，表现比我们还左，人家说她是疯婆子！”
附带想起一件事：大概是1939年，某天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出席孙科出面邀请的一次茶会。在会间休息时，周恩来同志走近我身边，拍着我的房膀说：“黄先生，令弟在我们那里学习，很好，请放心吧！”事隔40年了，我还记忆犹新。
先继母有两个弟弟，跟随先君工作。徐少秋，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一等副官（何成濬任副官长），后在南京留守府任副官处长，反袁运动期间随何成濬奔走各地。徐申伯，中英文都有根柢，曾在铁路上工作，1914年6月随先君赴美国，担任翻译。少秋、申伯，一兄一弟，台湾版《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在1916年8月26日《复何成濬书》后考订：“少秋，姓徐，名申伯，广东人。曾任南京留守府副官长。”合二而一，是错误的。
先继母与先君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一美，1913年出生于上海，在持志大学、朝阳大学肆业，解放前，先后服务于南京外交部、赈济委员会，1950年4月在沪病故。一球，1916年生，先后留学德、美研究航空机械，抗战初期返国，在民航部门从事技术工作，1964年10月在台北病故，终年48岁。
1944年3月8日，先继母在重庆因病逝世，终年68岁。我在《辛亥革命杂忆》一文中误记卒于“1943年春”，应予更正。
十
《黄兴集》编辑同志问我：台湾出版的《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中收有为寿元书联：“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子要为天下奇。”寿元是何人？我答复说，寿元是宁乡陈家鼐的别号。他的哥哥陈家鼎，清末同盟会员，1906年夏在长沙与禹之谟、宁调元发动群众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后不久，禹之谟被捕下狱，陈家鼎、宁调元早于公葬后离湘，得免于难。辛亥革命后曾任国会议员。陈家鼐青年时在乡里抬轿子，粗识文字，处事孟浪，与其兄性格迥然不同。1912年秋先君回湘时，他紧紧跟随，不离左右，对联大概是这时候书赠的。陈家鼐后来也读了点书，并且喜欢凑几句旧体诗。1949年春节过后，他由宁乡来到长沙，我们见了面。他做了一首题为《纪念克强先烈》的七绝诗，诗中这样写的：“羊城霹雳一声雷，黄花岗上树功碑。武昌起义共和奠，汉帜飘扬遍四陲。”诗做得并不高明，他说要送报上发表，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纪念。解放后去向不明。
十一
有人问及黄花岗起义时同我潜伏广州巡警教练所的三位湖南同乡，辛亥以后的情况如何？
柳聘农，即柳大任，又名扬谷，字病逐，长沙人。辛亥武昌首义后，先君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也到了汉阳前线，任督战员。此事一般人很少知道，以其究非军人，无所建树。1913年湖南取消独立后，谭延闿要他出任民政司长，他即日收拾行李去上海。后来一度回到长沙东乡任小学教员。不久，仍旅居上海，常到南京走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西迁，柳聘农也到了重庆，竟找不到工作，住在黄桷湾罗家院子其外甥龙毓峻家里。穷愁潦倒，牢骚满腹。我当时也在重庆，曾为聘农活动谋职，未成。1942年，由龙毓峻引见张继，张很念旧，邀共进餐，发表他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住在玉带山。1945年春，代理党史会人事室主任，后由采访改任编审。次年随会还都南京，仍充采访。1948年7月25日因患心脏病逝世于南京党史会宿舍，终年67岁。聘农有子名克绍，解放前在青岛工作。
陈方度，字闿良，湘乡人。抗战前在南京襄助先继母办理南京贫儿教养院。抗日战争期间返里，有时绘画自娱，1949年2月病故。
胡国梁，湘阴人。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任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曾因极力主张规定先君逝世纪念日，与意见相左者大打出手。抗战爆发后随国民党政府迁渝，仍任党史会采访，实际无所事事。柳聘农进党史会时，他被停职，不久回湘阴原籍，吸食鸦片，萎蘼不振。解放前夕曾来长沙，同我谈起想走而没有川资。我告诉他许多老同盟会员都参加了唐生智、仇鳌等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准备迎接解放。劝他莫走，去见见仇鳌，他未置可否。后事不详。
十二
宋教仁被刺殒命后，主谋犯洪述祖改名换姓，匿居青岛。后来偷回上海，被宋教仁的儿子在马路上扭获，送交租界法院审理。宋奇璋在《关于祖父宋教仁的几件事》中谈到这件事，语焉不详。我过去听说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洪述祖化名张教安，躲在上海租界，与德商祥丰洋行发生债务纠葛，于1917年4月29日被拘押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待审。事为在沪的国民党人侦悉，于孙中山寓所开会讨论，决定依法起诉，控诉其主谋杀宋之罪。洪述祖的家属得知消息，急忙筹款还债，经原告撤回诉讼，洪于30日下午由会审公堂开释。他刚走出大门，就被守候已久的宋振吕、刘白（浏阳人，曾随宋教仁任农林部秘书）扭住不放，大呼“捉到了杀人犯”！当即由过路群众协助，扭进会审公堂检察处，经检察官讯明确是宋案在逃要犯，带同原告及见证人，将洪述祖押送捕房收押。随后，孙中山、朱执信、柏文蔚等正式延请律师起诉；同时由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下令上海地方审、检两厅向租界当局交涉引渡，归案讯办。洪犯被引渡归案后，旋即解送北京，经京师地方审判厅以主使杀人罪提出控诉，又经高等审判厅复审，两审都判的无期徒刑。洪犯不服，提出上诉，最后于1919年3月经大理院判处死刑，4月5日在监所执行绞刑。
十三
1916年10月先君在上海病故，12月23日，由刘建藩主持，护送灵柩离沪，归葬湖南。次年1月5日，录柩运抵长沙后，由大西门进城，停放学院街营葬事务所。刘建藩同我往湘潭易家湾昭山和长沙岳麓山等处勘察墓地，最后确定安葬岳麓山。一切安葬事务都是由他主持的，先母、先继母和我都没有操一点心。
4月15日出殡，全城机关、学校放假一日。送葬队伍绵延几里，从河西起坡处绕出青枫峡外至岳麓山墓地，专门新修了一条简易马路，便于群众上山。张继、李书城、何成濬等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国葬典礼，谭人凤、石陶钧等从上海赶来参加，季雨霖、胡瑛等从武汉赶来。参加葬礼的外宾，最虔诚的要算日本的宫崎寅藏、宫崎民藏两弟兄，他们在长沙逗留了整整三个月。此外还有日本驻湘领事及侨民30多人，欧美侨民也有参加送葬上山的。胡瑛于先君出殡的先天赶到长沙，因有筹安会的失足，同盟老友对他都很冷漠，大家认为他是借此机会进行辩解洗刷而来的。先君安葬三天后，我们夫妇同登岳麓山，将久原房之助送的一把古刀、武昌起义后先君任战时总司令佩的指挥刀、生前用过的几枝毛笔和一个炮弹筒送入墓内，然后将石门封锁。上海光复后，我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从吴淞炮台卸运炮弹攻打南京天堡城，事后留下几个炮弹筒刻了字作纪念品，这次以一个送入先君墓内。久原房之助是日本久原矿业公司等企业的创办人，后任政友会总裁。护国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曾计划通过他给先君一笔款项编练军队，后因袁世凯毙命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