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3年3月，我们一行）到了东京，都在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所特设的弘文学院住下来，受预备功课，一连几个月“挖达苦西”、“阿拉达”的念起来，还要兼受中学学科（如史、地、理、化、数等）。我因为抱着一个使中国民族兵工独立的热愿，有志于造兵科的技术，所以也不觉得讨厌。在学习内容方面，全是这样非常规的。我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哪里是在读书，着实是在受刺激。四月二十日，我才把满清制的辫发剪去了。我的新环境直接保持接触的，第一仍是湖南人，其次便是中国留学生。至于倭地与倭人，还接触得很少。湖南人以黄轸（轸号堇午，世所称克强先生，后改名兴）为中心，挚友如杨源濬陈洪铸、蔡锷等，均先我留东者，倡排满革命，言论与行动并进，潮流以激荡而益广。陈天华（他满面大花瘢，故自名天华）是此次东行同伴中感受风气最深之一人。他因口吃，半年还不能说一句倭话。也正国此，他的工作全用在写《敬告湖南人》、《混沌国》、《猛回头》、《黄帝魂》一类的小册子上。他同我对坐一个桌子，我每见他暗自哭泣，便知道他又写到一笔惊心动魄的字句上来了。“救国心力各异其方，君以感情，我以理智。”这是当日我同陈说过的。黄兴独谓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才真有力。于是，弘文学院始有湖南人的土曜会，每会黄必来领导，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力促我放弃造兵，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我的职业，抉择于5月16日饯送黄兴回国，由于他的临别赠言，又有新的决定了。因此，更感到倭语的急需。我此时已能阅看一切倭文，每日努力学课以外，泛滥的涉猎关于文化、革命、科学、战史、战略等书，兴趣骤增，精神尤异常兴奋。不过，每到独居深念时，仍凝想到我民族文化问题，设使满清的政治离开了我们以后，我们的现文化究竟能够使中国有些什么成就？我今将改习陆军，对于理智的增长怕要关门，但是我不入地狱，谁入？我不习陆军，谁习？不摧翻满清，国已先亡，救国的技术更安所措？这些都是经过几个月的烦闷心境，好像我的习陆军与否，便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存与亡似的。只今思之，抑何可笑！

　　　　（二）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我于10月31日到石家庄，候吴禄贞与孔庚、仇亮入山西。恰闻黄兴将到汉阳，就与杨源濬、袁华选密赴天津，趁船南下。十一月十五日夜半入武昌都督府，与黎元洪、孙武等相慰劳。次晨渡江晤黄兴于汉阳归元寺——革命军总司令部，随即匆匆出发参加攻汉口。李书城、王孝缜、唐蟒等为其幕僚任指挥，我则以便衣罩上兵卒用的外套，为总司令之客。过花园湾，夜于琴塘口所架之浮桥渡过汉水，转进汉口。十七日拂晓攻击，敌退水电公司附近。至午，我甘兴典部动摇，黄总司令亲自督战，仍无救于全线的崩溃，漫山遍野，无法收容。我奉令督撤军桥，不许退兵窜往右岸。但抢渡者有如潮涌，我竟被挤入水中。夜，集议于归元寺，黄以汉阳不易守，要我速赴湘助谭延谋急救与根本发展。及抵长沙，谭以政情相告，才知道湘局的混乱与无可为。陆军留学生太使人失望，我受刺激特深，悄然持静观态度。直到1912年，即民国元年，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袁世凯也随即被任为大总统以后，湘政才稍见秩序。我只受托作起草建设计划一类的清闲事。不过我想时局怕未必这样简单。九月，蔡锷邀我入滇，主持西南协会；黄兴正回到湖南来了，几次集议的结果，认湖南为民国的保姆，要建设要强大的国军，强与我张孝准、曾继梧辅佐谭延闿负军事的责任，并由黄、谭告蔡锷以我不能离湘之故，期以明年。但是政情总不安定，所成就的极为有限。

　　到民国二年3月，宋案发生了。我应黄兴急召，赶赴上海密议讨袁，就住在爱文义路一百号黄家。适孙中山先生因有所避忌，也到黄家来住几天，我们在三楼相隔一壁。每到夜深，倾听先生的拿破仑战术及先生所以不重视陆军留学生的原因，以为士官生战术还赶不上陈其美战术。但是，先生仍指望蔡锷能带云南兵出武汉，来参加讨袁。黄兴也主张急在南京发动，要把驻在南京的第八师作为先锋部队。我就担任接洽第八师的责任（师长陈之骥，两旅长黄恺元、王孝缜，参谋长袁华选，都是同学），却因所见各异或事机参差，我往返宁沪间历三个月余，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承认。直到袁方布置大定，第八师自身也感受威胁，才于7月14日接受黄兴为讨袁军总司令，黄恺元为参谋长的条件。14日夜，我与黄兴由上海抵南京，仓猝举兵。恺元以不能兼顾总司令部事，我代参谋长职，痛苦与繁忙，夜以继日，半月之间，为我生经历所未有。本来袁贼义所必讨，但不应迟之又久。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我在感情上事实上，不能舍后者从前者。我的新觉悟也就从此开始。

　　　　（三） 

　　民国三年8月，我们亡命倭地的生活将近一年，欧战已发作了十余日，黄兴的旅美计划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我就与李书城随行。初渡太平洋，流寓加州，后转纽约，想赴欧洲观战不行。冬间始得闲静的村居于密第埃，在费城与华府之间，有事大抵是宣传，无事大抵是研究。其时，黄系人物留在倭地的，如李根源、章士钊等，已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后改为“政学会”。我最初即反对，不加入，因为我所研究的却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黄认西方文明在都市，便研究市政，我亦旁助之。直到四年秋，我就离开了密第埃，漫游美国南部各州，后在三藩市参观世界博览会。同时，国内的帝制筹安会，也非常的刺耳。张继从法国来，黄兴要我与张一同回国，参加全国一致的倒袁工作。我们十一月回到倭京。蔡锷密派殷承王献   来说，他不久将过倭地赴云南，但请设法避去倭新闻记者与袁探的耳目。我与张孝准、杨源濬等，届时在门司山东丸船上迎着蔡锷，设法满足了此项要求，他便安全通过倭地、香港、安南，达到目的地。我也随即到了云南，履行我民国二年七月所未完成的任务。五年一月，蔡锷任护国军滇黔军总司令，我与蔡自昆明向川南行军三十昼夜，达永宁，进驻纳溪，战线亘长江岸，自叙州到重庆五百里，因苦缺乏，已达极点。参谋长罗佩金改任左翼总指挥，我代其职，决死支撑。到3月22日，帝制取消。4月6日双方停战一月，5月6日续展一月，6月6日仅乃促袁世凯自毙。但是，蔡亦久罹肺病，由肺结核成喉结核，连说话也都听不见了。我看不惯他的扶病办公，始急流通退，扁舟出三峡。到上海时，黄兴已从美洲归国，我又住在福开森路黄家，知道黄的痛苦在其本系人物政治道德的堕落。蔡也同情黄的弱点，此次并对梁启超一派有所箴规，托我面达。我很高兴得一机会与19年前的时务学堂老师再度谈心，就把全国一致倒袁的精神移作中国民族复兴的基础吧。我正在做这样的好梦，不料几个月以后，黄、蔡便于一星期间先后的永远的离开我们了！自11月到6年5月，我同很多的朋友经纪了黄、蔡的丧葬。这不但是中华民国的重大关系，也是湖南人的非常损失，却更是我个人的永久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