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家与程潜的关系

我大伯父邹永成，是老同盟会员，与程潜交往较深；我六伯父邹安众，是汉口交通银行行长，也与程潜关系密切。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烟溪前进指挥所(后改名衡阳前进指挥所)和长沙第四方面军第四区兵站司令部工作。一九四五年初冬，王耀武率部开赴东北参与内战，我即辞职。一九四六年春，由六伯父通过程潜的侄子程煜，介绍我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工作。行营主任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程潜，副主任是陆军上将孙蔚如，和唐式遵上将与王鑽绪上将。孙蔚如本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曾在河南汜水、登封、洛宁、卢氏一带与日军作战。他原是杨虎城旧部，蒋介石怕他返回陕西，难以控制，曾调升孙为六战区司令长官，后转为行营副主任。行营参谋长是郭忏上将，字悔吾，他并兼任武汉警备总司令，后调全国联勤总司令。副参谋长是陆军中将王天鸣。

武汉行营辖区辽阔，管辖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微、福建等省以及四川、贵州、陕西、河北一部分地区。不久，行营改名为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对编制稍有变动，还是分设主任办公厅和第一二三四处以及总务、经理、军法、外事等八个处和攻治部，后又增设会计(预算)处、监察处。第一处主管军务人事、第二处主管谍报，第三处主管作战，第四处主管交通、通讯、后勤补给、医药卫生和电讯监察。主任办公厅有三十多个中将和百多个少将高参，还有上将参议，他们大多数人，只是拿钱，无事可作的高官。

我到武汉行营，初任军委一阶书记，隶属交通处，后改名第四处。处长杨继荣，邵阳人，中央军校第三期毕业，原是载笠部下的总务处长，是个特务头头。他二十九岁即升为陆军少将，是蒋介石派他来暗暗监视程潜的。杨对部属，神气十足，但对程潜，却表面驯服，程似乎也信任他。程潜竞选副总统时，总是派他常驻南京活动，杨也尽力拉选票。所以程潜到长沙，即升杨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厅中将高参，许多高参中，只有他是最有实权的，有人求见程潜，先要通过他。程潜常派他向蒋介石汇报。程潜有个私章——官印，常放在他手里，他有时也放在我手里。主要是以程潜名义，写私人介绍信或交际信。我代写得最多的是给后勤总司令郭忏，请求补给来得快一点。但在一九四七年有一次介绍行辕第四处上校参谋——保定一期学生万林，到江西省主席王陵基那里工作。万林恳求我写明，无论如何，要请王陵基安排好工作，我这样写了，杨继荣看了却批评我说：“如果王陵基对他万一无适当工作可安排，你把程颂公的威信置之何处?”要我重写。可是后来杨有一次竟伪造程潜私信，向国防部要求，发表李某为雪峰山区第十四纵队中将司令，后经国防部复函程潜，才被揭穿。程当时已准备起义，对此非常气愤，说要枪毙杨，事后不了了之。但从此，程潜就不那么信任杨继荣了。这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主要是和谈问题，意见相左。

一九四七年，我六伯长女慧慈结婚，程潜亲到汉口德明饭店参加婚礼，我得以奉陪颂公同桌吃酒。由子世交关系，这是我坚决追随程颂公起义的前因。

　　(二)我在程潜部起义的经过

一九四八年夏，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湘主政，可能已萌和谈起义之念。我六伯母对我谈过，颂公在未来湖南之前，即同我六伯父讲过和谈事情，并邀请我六伯出任湖南省财政厅长。我伯父以国民党贪污成风，难以整顿而婉辞。

一九四八年秋，武汉行辕改名长沙绥靖公署，移驻长沙，管辖湖南江西两省，以及湖北、四川、贵州部分地区。长沙绥署编制与武汉行辕差不多，只少了个外事处，增添了个荣管处，而副主任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将副主任李默庵，兼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驻常德；一个是中将副主任黄杰，兼任第四编练区司令，驻衡阳。参谋长是刘嘉树中将，后调湘黔边境绥靖区司令官，由刘膺古继任参谋长。副参谋长仍是王天鸣。

程潜主湘，得省保安副司令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肖作霖和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等人的协助，推行“二五”减租，并曾一度停止征兵征粮。当时长沙绥署和湖南省政府都分成两大派，主战派是黄杰、刘嘉树、王天鸣、杨继荣、曾坚(绥署一处处长)、袁景凡(绥署四处处长，后去台湾高雄任职)等人。主和派是中将副主任唐星、李默庵、以及省府邓介松、肖作霖等。据说程星龄是地下党从台湾邀来长沙，协助程潜起义的。我大伯父邹永成，也力主和谈。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纂修主委，奉命迁往广州，路经长沙，程颂公要他留在长沙，代表湖南老同盟会员，致电李宗仁，要求和谈。我看到李宗仁的复信，大意是：“器之公转湖南列列党员同志：德粼首倡和谈，免使生灵涂炭，不料共党，坚持八条，和谈无望，举国一心，坚决抵抗，特此致复，诸维鉴照。”

大伯父对我说：“李宗仁也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策略，蒋李一丘之貉，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啊!”先是我随伯父到南门外席草田，看望唐星。唐见了，非常高兴问我伯父道：“器之公几时来到长沙的?”伯父回头对我说：“这是你天闲伯伯。”又对唐星说：“这是舍侄邹兴晔，也在绥署工作。”唐星就问我道：“你管什么业务?”我说：“没多事，管车辆调配和四处人事。”唐就对我说：“你唐伯母想回新化，你可以派一辆卡车送她回家么?大约需要两三天时间。”我说：“副主任要车，我回绥署办好派令，请袁处长批一下就行。”次日，我即把他家眷送回新化，使他老安心协助程潜起义。特别替程潜去汉口，周旋于白崇禧之间，使白不加害程潜。

我伯父对唐星道：“我今天特来找你，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和谈事情，有许多人要我代表湖南老党员，致电李宗仁，要求迅速签订和谈协，你以为如何?”唐星道：“器之公出来要求和谈，不但湖南三千万人铭感，全国国民都会赞成，我有何理由不拥护啊?”我伯父高声笑道：“大家都赞成和谈，不怕李宗仁不赞成。”我说：“还要小心，白崇禧就不赞成的啊!”唐星激动地说道：“器之公要求和谈，实孚众望，您老打电报去南京，如老李不赞成，我们就局部和谈，有什么可怕的。”嗣后我大伯父参加了仇鳌、黄一欧、杨思义等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参入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的迎解运动，并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议。

一九四九年元月，我奉命兼任长沙绥靖公署点验督导官，特准挂将官级符号，点验湘西二十八个县的军、警、宪部队，主要是点验陈明仁的部队。当时绥署辖湖南的第一兵团和江西的方天部队。绥署派出六个点验督导组。第一组点验湘东，第二组点验湘南，第三组点验湘西，第四组点验湘北，五组和六组，点验江西省。我原被派在五组，点验江西。因我想回家乡新化县一转，请求转调到三组，点验湘西。第三组派陈希武系绥署中将京参调兼，有三个督导官。一是湖南军区司令部调来的郭X X上校，一是绥署监交处调来的郭启用上校，我是军荐一阶技术员兼任督导官。我们于是年二月初出发，先到益阳，因益阳庐县长设宴欢迎，次日才到常德。本想去沅陵点验，因永顺警察局长曹振亚兵变，乃回长沙，转赴邵阳，开始点验。我们点验的目的，虽然是清查各部队的官兵实际人数和武器弹药的装备情况，看有无严重的贪污现象。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整顿军风纪，加强部队的作战能力。我则暗为起义作点工作，主要是宣传，要各部队官兵，务必绝对服从程潜的命令。国民党的部队，不贪污的少有，甚至半公开的容许每一个连，吃四个缺。我们到邵阳点验时，邵阳团管区司令胡继援，邵阳警备部中将司令王育英，邵阳县长周自僧，邵阳警察局长胡惕，邵阳参议会、工商会以及新兵大队长等，都争相请客，我们忙于应酬，无法工作。后来我们规定，团长以上职衔请客，我们去参加，团长以下的请客就拒绝。邵阳警备司令部邀请我们驻田家湾左家院子二楼办公。点验二十九军时，该军是陈明仁兼军长，彭锷副军长代军长。彭锷在邵阳盟华园设宴欢迎我们，洒席极丰盛。二十九军是陈明仁的基本部队，陈由武汉率一兵团来长沙时，只辖两个军，即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每军辖两个师。我记得点验廿九军时，按照他们所造具的官兵花名册，点名而来到者，仅中校以下的官佐，即有二百多人被剔除。各团的士兵缺，就更多了。点验七十一军时，军长是熊新民，该军官佐大约是一千九百多名，士兵大约是一万九千多人，共计约两万人左右。我们绥署，原有新编三个军，即十四军军长张际鹏、一百军军长杜鼎、一○二军军长成刚。经国防部同意，统拨归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指挥，整编撤销了廿九军和一○二军两个军的番号，以十四军原军长张际鹏调一兵团副司令官，以一○二军军长成刚调为十四军军长，辖第十师师长张用斌部，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部，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部。汤原系武汉行辕总务处长。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调升一兵团副司令官，原廿九军副军长彭锷调升七十一军军长，辖八十七师师长杨文榜部，八十八师师长刘埙浩部，二三二师师长康朴部，康也是武汉行辕总务处长。一百军军长仍是杜鼎，他是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的密友，靠山稳。一九四八年，一百军新成立时，我曾恳请杨继荣和王天鸣共同写介绍信给杜鼎，介绍我舅父陈历到该军任团长，后发表为副团长。陈明仁将杜的两个师，即十九师和四十四师合编为一个师，撤销四十四师番号，以十九师师长卫铁青仍任该师师长，原四十四师师长邓定远(原系武汉行辕第三处处长)调一百军副军长，后又调为一兵团参谋长。陈明仁将二十九军番号撤销后，将该军所辖一九七师师长曾京部，和三○七师师长张诚文部，并为一百军编制。所以一百军辖十九师，一九七师和三○七师。而陈明仁的一兵团，由原来的四个师约四万人，骤增到九个师，约十万人左右，为湖南和平起义，打下了基础。但起义时，有三个军长、五个师长叛逃，只有六十三师师长汤李楠和二三二师师长康朴(原都是程潜旧部)跟随起义。陈明仁的基本部队原廿九军一九七师师长曾京和三○七师师长张诚文，也跟随起义。还有张际泰师等保安部队也起义了。分析叛逃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兵团新扩大不久，绥署原成立的三个军，与陈明仁的关系不密切。(二)是反动派造谣，在刚宣布起义的时刻，谣传程潜和陈明仁被共产党扣押了，致使陈明仁的基本部队七十一军军长彭锷，也率部由湘潭逃往邵阳方向，影响新化邵阳一带的一些可能争取起义的部队。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我在邵阳点验完毕，返回长沙，仅休息一天，又随长沙绥署迁驻邵阳。我虽在绥署大礼堂办公，却仍住点验组原来驻扎的房子——左家院子。这时绥署参谋长换了人，原参谋长刘嘉树，已调湘黔边区绥靖区司令官，以刘膺古兼参谋长。刘派我奉陪国防部派来的少将李视察官，点验我们绥署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其中对我有很大影响。必须提到的长沙绥署教导总队。总队长是绥署中将高参杨继荣兼，总队辖三个团，因第一二团有前方作战，不便点验，我们只点验绥署教导总队第三团，团长苏寅初率三个营长设宴招待我们。并请湘西师管区中将司令载文作陪。载年将半百，说话痛快淋离，举止挥洒自如。他说：“国民党烂透了，还要向共产党争天下，我是不愿干了。”当着视察官说这个话，我真佩服他胆大(听说他起义)李视察官笑道：“载司令醉了，请来两个人扶他上床安睡一会儿吧。”载文嚷道：“我没有醉，这花雕酒最好，再干一杯，你们不信，拿火柴来试。”我点火触怀即燃，大家惊佩好酒。接着再次点验新化军警，新化县早已换了伍光宗为县长，原县长邓建璜，本是省民政厅长邓飞璜的弟弟，飞璜是主和派，被白崇禧迫着程潜撤换了。伍光宗过去也是一个中将，他对我说：“老弟这个工作，我也干过。”我没想到伍县长为什么说这话，很不高兴，后才知他是真心倾向程潜和谈起义的人，向我表示亲热。他又对我说：“十四军张军长，要新化提供两万元银洋作军饷，督导官可不可以制止?”我说：“军队有国家发薪饷，怎么还要向地方乱要钱，你打报告来，让我转报绥署和国防部处理。”伍县长又怕得罪张军长，默不作声，也未送报告给我，但我还是上报了。

六月底，我回邵阳长沙绥署，绥署副主任唐星和新任一处处长李昊，由长沙来到邵阳，我向唐表示，坚决追随颂公起义。唐微笑勉励我说：“你要同你伯父器老多多联系。”在绥署大礼堂，李昊问我同唐副主任的关系，我说：“天闲伯伯系我家世交。”李昊笑道：“我们是一家人啦!以后多多联系。”我说：“以后请多指教。”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程潜偕程星龄、唐伯球、邓介松、和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张立武以及绥署副参谋长谢慕庄等随从人员，由长沙来到邵阳，参谋长王天鸣偕绥署科处长以上官佐三十余人到城东郊迎接。原安排程潜住邵阳银行，因陈光中邀请程潜住他的别墅——亿园，程潜为了解除白崇禧的疑虑，也就同意了。程潜在陈家筹划起义，草拟起义通电稿，召开新化、邵阳、武冈等五县长会议，准备筹备军粮七十万大包，以备支援解放军。我也参与其事，如拟办绥署代电，命令各县火速筹备军粮。新化县长伍光宗，在邵阳戏剧院茶馆里，向我诉说筹粮困难，我再三勉励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尽量克服困难。当时我想：“追随颂公起义，不但可以救国，还可以升官。”真是想得乐不可言!到了七月二八日下午，绥署副参谋长谢慕对我说；“邹技术员，请你马上拟力一个(绥署)代电，命令汽十五团一营，迅速调集汽车三十辆待命。你办这文件，亲自送来给我批，切不可送给王参谋长看。我批发后，你要亲自缮写，校对，盖印送出去，万不可泄露。”我办好文件后，亲自送到谢的办公室，经他审批后，我即亲自缮写盖印，送到辎汽一营找到禹营长。禹营长名靖寰，是辛亥革命先烈禹之谟的孙。禹接命令后，马上派大卡车三十辆运送程潜的儿子程元团长，率领绥署警卫团一部分军队，护送程潜赴长沙和谈签字。此时我心潮澎湃，等候颂公起义佳音。不料程潜刚乘车到湘潭，即被白崇禧侦悉，派飞机轰炸邵阳。颂公即改道由湘潭易家湾，乘坐小火轮赴长沙。这也是颂公预先料到这一点，先要水警队长陈立模，事先准备好的小火轮。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长沙宣布湖南和平解放，而在邵阳的长沙绥署，忽接华中长官公署白崇禧的急电：“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免去程潜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免去程潜湖南省政府主席，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绥靖总司令兼一兵团司令官、还不到几个小时，又接到华中长官公署发来的急电，“免去陈明仁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绥靖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官。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绥靖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任命王天鸣为湖南绥靖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任命成刚为湖南绥靖副总司令兼军长。”这时绥署大乱，王天鸣，召集绥署全体官佐讲话。他说：“我追随颂公多年，他老一直待我很好，但这次他老去长沙和谈签字，没有同我谈过半句，我现在也不知怎么办好了。”说罢，失声痛器，鸣咽不已!引起与会数百人放声大哭!绥署荣管处少将处长李龙江，走上台讲话，他说：“我在易家湾船上碰着颂公，颂公含泪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现已无法顾及绥署，你快回绥署，要他们迅速遣散。’我们现在只有遣散算了，有人大骂颂公，我是不敢骂他老的。”他说了这话，走到邵阳街上，即被逮捕了。我听了这个消息，又惊又喜。喜的是颂公宣布起义，自己总会沾点光。惊的是白崇禧侦悉颂公起了义，会迫害绥署许多官佐，尤其是我会有很大危害，我打算逃走。可是这时绥署官佐，痛哭流泪之后，又群起大哗，有的说：“要清算程潜。”有的说：“要清算经理处。”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各处选举代表，到经理处清算。第四处官佐，一致选举我，迫得我无法推辞，脱身不了，只得追随各处代表，同到经理处，包围着经理处的少将代处长张石筠向他要钱。当时经理处少将处长罗尚群，护送程潜夫人郭冀青和绥署部分官佐眷属到香港去了。经理处的官佐，感到非常苦恼!恰好这时，国民党后勤总司令部派少将处长何大忠押运，用飞机送来十八箱银洋，每箱四千元，共计七万二千元，是发给绥署所收编的部队——暂十师瞿波平部队的薪饷。这时绥署就马上将该款抢运到绥署经理处，决定分发给绥署官佐，按级别每个发三个月的薪水外，另加发旅费。外省籍每人一律发银洋贰拾元，本省籍每人一律发十元，大约发放了一半。因白崇禧派飞机炸邵阳长沙绥署，丢了一些炸弹，落在邵阳警备司令部周围。并从飞机上散发传单，煽动起义部队官兵，迅速脱离程潜、陈明仁指挥，率部或个别携械仍回原部队者，将予重赏。传单并诬蔑程潜，弄得整个召阳城，人心惶惶!绥署副主任黄杰，又和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窜到邵阳长沙绥署，迫着绥署掌握实权的参谋长王天鸣，同飞广州。绥署更是一片大乱，遣散费也停止发了，银洋堆满了经理处的一间大房子，散乱在地上，绥署卫兵持着亮晃晃的刺刀步枪和冲锋枪，来回巡视。这时绥署未领到遣散费的官佐，想领也领不到了。我因在经理处核算帐目去了，一分钱也未领到。不过这时已由经理处拿出了二千多元，说是绥署官佐结存福利费，公推我保管分发给绥署官佐，每个发十元。我领到钱，正想返回第四处，程潜的侄子——出纳科长程载传私对我说：“老邹，你是将来要见颂公的，快点设法为我们解围，拿点钱走吧。”因为当时各处代表，吵吵闹闹，吼吼喊喊，威迫着经理处拿出更的钱来，我为了解除经理处人员的窘境，急忙带头退出经理处，大声喊道：“要钱的，快点来领，每人发银洋十元，不领，我就带走了。”于是代表们纷纷退出，追向我领款，经理处人员，也就乘机逃之夭夭，奔赴长沙了。

我把钱发了百分之八十多，还剩下三百多元，因应领人不在，无法再发下去，只得带在自己身上，加上我原私有银洋百多元，总共约有三十多斤重随身带着，时值三伏天，极为累赘，只好第二天清晨，又将钱带到绥署去发放。绥署第三处中校参谋廖祺领了钱又笑着对我说：“老邹，你真太老实了，何以不把钱带着逃走，你知道李龙江只因说了句不敢器颂公的话，即被捕了么?”我心想：好厉害的反动派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急奔长沙。刚到永丰，碰上脱离起义的七十一军叛逃部队，由湘潭向湘乡邵阳方向流窜，沿途抢劫，口口声声要抓绥靖公署的人。我心慌意乱，恰好碰上该军八十八师的一个营长，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是点验时见过面，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程潜和陈明仁被共产党扣押了，督导官不能去长沙，去也通不过。”我只得转向逃奔新化，意在与新化伍光宗县长商量。刚走数里，又碰上十四军军长成刚的部队，不准通过。我急中生智，冒充湖南绥靖总司令部的将官，训斥岗哨说：“我是总司令部的，到新化去公干。”岗哨立正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任何人不都不准通过，请长官找我们排长。”我找到排长，他对我说：“我认识督导官，不过师长有命令，没有他的手令，就不准通过，我陪督导官见师长去。”我随排长找到师长，师长正在和三个团长指点地图。我见师长(听说又是专员)就是我点验期间的邵阳县长丁廉，我不禁大喜道：“丁县长，恭喜你又当师长了，我还没有给你道贺啊!”丁廉看了我一眼道：“督导官请坐。”我含笑道：“丁师长，我现在要回家乡一转，请令饬部队放行吧?”丁不答，乃与三个团长指点地图，部署如何作战。我重复地大声说道：“丁师长，我有急事要马上回家，请令饬部队放行吧。”丁廉红着脸答道：“邹督导官，你为什么不随总司令部走，单独一个人走，就是不能放行。”我急道：“丁师长，我因父亲病重，请假回家一转，难道你不准么?”丁廉仍不理采，仍与三个团说话，指点地图。我不禁大声道：“丁县长啊!上个月你还要请我吃酒，现在高升师长，就不认得了么?”坐在右边的一个团长，也曾接受过我点验，站起来说道：“督导官，跟我来。”我带着挑夫，随团长通过关卡，再三道谢团长，急忙徒步走到新化城。我到达县城时，伍县长昌已宣布起义，被白崇禧部队迫走，退到大同镇安化方面去了。我无法找伍县长，又不能去长沙，只好暂避家乡罗洪。

九月间，绥署教导总队第三团团长苏寅初，率全团部队到我乡，他带三个营长到我家拜访，我留他们在我家吃中饭，并劝他们起义，又由于形势的发展，苏团长率部在武冈起义。

十月间，新化警察局长曹克国约一个我不认识的刘县长到我家拜访，我也请他们吃酒，并劝曹局长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刘县长听了，酒也未喝完，饭也不吃，就借故溜了。次日，曹局长率部到新化城，向解放军缴械投诚。当时，听说衡宝战事还很激烈，我不敢赴长。到一九五○年元月，我才到长沙，由程潜的小汽车司机徐贵轩同志，陪我到小吴门外陈家陇十四号程潜官邸，面见颂公，陈述一切。并面请颂公指示工作，奉程潜亲笔批示：“汝向省人民政府呈请可也。”我报告省府王首道王席，经民政厅干部处通知，省府正裁员，后由省人民政府致函新化县人民政府“妥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