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澧阳书院的历史中，位居主讲席三年之久的陶澍，是第一个最知名的朝臣兼学者，也是第一个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主讲。他上承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遗风，下启林则徐、魏源等务实变革思想的新潮，是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而他那精深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讲学育人及书院文化的论点，是在澧阳书院的三年讲学实践中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可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更是号称八百年学府的澧县一中校园文化中十分光辉的一页!

据史料记载，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享年62岁。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时年23岁，即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第三年升为监察御史，后历户部、吏部给事中。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41岁时，出任川东道员，不久升为山西按察使，旋调安徽布政使。道光三年(1823)升安徽巡抚；道光五年（1825）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晋任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衔(时年52岁)。10年后，病卒于两江总督任上。陶澍之死，使道光皇帝深感失去了一位肱股之臣，于是采取了晋赠太子太保衔，依尚书例锡恤其子桄职，谥文毅，祀名宦祠并于海州(今江苏东海县)建专祠等一系列施恩宠的措施，以表嘉赏!

这种嘉赏是与陶澍的知名朝臣兼学者身份相符的。纵观陶澍的一生，“他为学勤奋，为官清廉，凡所历任，俱能实心用事”。关心民瘼，见有弊政，必作调查研究，奏报朝廷，或整饬，或改革，以利于国计民生。在进行改革时，他不惧各种保守势力的阻挠，也不受任何物议的干扰，任劳任怨，竭尽心力，以求改革事业的成功。他督江南所进行的漕粮海运、盐政改革等，是震动朝野的大事。至于兴修水利，革除漕弊、整顿仓储、赈恤灾民等举措，更是不胜枚举。《清史稿》说：“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因此，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清代中叶的名臣是无疑的!而研究湖湘人才的学者认为，陶澍不仅是曾国藩之前的湘籍之杰，而且在他的引荐、提拔和任用下，聚集了左宗棠(湘阴)、胡林翼(益阳)、魏源(邵阳)等一批湖湘博学多识之士，而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也是陶澍在任两江总督时选拔、支持和造就的。因此，以往的“近代湖湘人才辈出，始于曾国藩起兵之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说陶澍是大学者，这是说他“不仅政绩卓著，而且文学修养深厚”。他的文章、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和学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他著有《陶文毅公全集》、《陶云汀先生奏议》、《抚吴草》、《蜀輶日记》、《陶恒公年谱》、《陶渊明集辑注》等，他还“爱才好土，讲论文艺无倦”，所至之处，设立书院，培植后学。而且重视实学，不尚八股制艺，又常与友人举行诗文酒会，从事文雅而有益的休闲活动，对于严正官风，砥砺士子学行，研讨学术，评议时政，都树立了良好的风尚。北京的“宣南诗社”、苏州的“沧浪七友之会”，都是在陶澍的倡导和组织下成立的有名的诗社。而且，陶澍以经世致用为主的学术思想，在当时朝野学界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崇拜，现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大学者的称号当之无愧。

那么，这样一位名人，为何到澧阳书院来讲学，而且一讲三年呢？

简单地说，是历史造成的。1805年春天，27岁的陶澍以监察御史的身份，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等，轰动了朝野。但这时，却传来了他父亲去世的噩耗，陶澍不得不报“丁忧”，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批准他“出阙”，离职回乡守父孝。中国封建政坛的制度规定：父母丧，子女三年内服孝守丧，不得做官，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也不得应考，所以陶澍不得不离职。据传嘉庆皇帝想以“夺情”之例变通陶的“出阙”，至少达到“减时早返”，结果却因为当时陶澍作为一名年轻正直、敢言敢干的朝臣，“皇帝舍不得他走，阁老们生怕他不走，封疆吏员们观注着他走还是不走”，所以在很微妙的“朝议”中，他不仅被“开阙”，而且实际上还延长了时限，直到1808年夏天，才应诏复职。这是年轻的陶澍仕途的第一个小挫。当然也正因这个小挫，才导致陶澍有空闲时间应澧州学正之邀，主讲澧阳书院达三年之久。这可说是历史对古澧州、今澧县的一份厚赐!

在这三年中，陶澍的主要活动：

一是严格认真务实的讲学。陶澍以其渊博的知识作主讲，令生员们叹服。陶澍不仅要求生员们完成规定的学业，而且指导他们涉猎有关时政、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并要求凡所讲述的内容，不仅要熟读牢记，还要能透彻理解，融会贯通，把书读活。特别是他以四年京官生活所了解和思考的朝政、吏治及国家发展趋势为主要内容的讲座，不仅深得生员们喜爱，而且引来州城大小吏员及儒绅们洗耳恭听，澧阳书院一时热闹非凡。当时从陶而学的生员，也在几届乡试中，均成绩优秀，仅次于岳麓书院这样的学府，使得澧阳书院从此名声大振。

二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示范指导。据史料记载，有这样三件范例：一件是一位老儒，慕名而来澧阳书院，说是《尚书•禹贡》中有一段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很不好理解，请生员们解答。陶澍因此组织生员讨论，说这是澧水、澧州的实际问题，应当弄明白。于是他带着生员们赴安乡，泛洞庭，走淞滋，查枝江，再命题写论文，陶澍自己也与生员一道写了一篇《荆州江沱九江说》，解决了澧水、洞庭湖、枝江、九江、东陵和沱江的历史变迁问题，不仅让生员们回答了老儒的诘问，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区域地理问题的学术作品。第二件是当时的生员中，有一位姓皮的，正值其家族修谱，要求写序，那皮氏生员感到难以完卷，陶澍以为读书人应付这类写作，应视为基本功，于是组织大家来试写，自己也写了一篇题为《<澧阳皮氏族谱>序》作示范。我们今天读来，从短短的几百字中，不仅可知姓氏的演变史，还可知“百姓”为何意、皮氏之源流。第三件是积极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论辩，以移风气。当时，澧州城里有一名唐氏女，因从小被父母许亲于一雷姓少年，未及婚配，不想雷少溺水死了。唐氏女便被双方家庭和家族拥立为雷氏的“未亡人”，并以雷氏侄子“过继”为嗣，让唐氏女“哺养”之，而且让这样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居平幽静自持，足迹罕至户外”。另一位吴氏女未嫁而被迫“缢死殉夫”，一些族人和县令闹闹嚷嚷的要树立“贞节女”牌坊。陶澍针对此二女事件，组织书院学子进行辩论，要求就如何看待妇女的贞节问题各抒己见，书写论文。陶自己也写了一篇题为《澧州唐氏女贞节记》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妇女贞节观”。尽管他的这个“贞节观”用当今的妇女解放和女权观来衡量，带有明显的封建时代色彩，但他认为妇女的“贞节”应当以女性的自主自愿为前提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一个带有人道主义因素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组织的这场论辩，对当时澧州的女界维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开展游览唱赋的诗文活动。陶澍在讲学的三年中，每年均组织二次针对澧州名胜或不同地形地貌的游览唱赋活动，要求生员们即兴为文抒志，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并辑成册，相互传诵切磋。这些诗文写作可惜已不传，但陶澍自己的示范之作，有20多首澧咏诗、5篇文章和一幅对联流传下来，成为今日澧州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

陶澍的讲学思想，是通过他的一整套讲学主张实施和影响当时、泽及后代的，其内容非常丰富。

第一是陶澍在澧阳书院所形成的“崇尚先贤，苦读兴国”的思想。陶澍到澧阳书院约3个月后，书写了一幅对联，贴在讲堂两侧，联云：“台接囊萤，似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近年来，研究书院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不仅是一幅书院名联，而且是陶澍讲学思想的最精练的体现。因为此联的主旨在于鼓励勤奋，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和人民。当时此联一出，岳、常、澧三地书院竞相传抄，陶澍自己也很看重，在他离澧北上的一首《留别书院诸子》的诗中，还写道：“榜楹数语同须记，珍重风流绍昔贤。”后来，他按山西、抚江苏、督两江，所到之地，都极力宣扬车武子的精神、范希文的志气，要求土子们以为榜样，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第二是陶澍在家书家教中所倡导的“养心做人”的思想。陶澍在大量的家书家教和给下属的指示、批文中倡言：人必须修养心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具体指出这种“养心做人”的准则不外乎“真诚、勤奋、公正、沉稳”八个字，也就是“做人要真诚，读书要勤奋，为官要公正，处事要沉稳”。可以说这也是陶澍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是他能够成就“垂百年之利”的政绩和启“务实革新思潮”的力量所在。

第三是陶澍做两江总督时总结告示的“为学之要”。陶澍曾经为苏州紫阳、正谊二书院写过一份告示，把他主讲澧阳书院以来形成的讲学思想作了总结，归纳为四条： 

“为学必先立志”。他说，“志者，气之帅，学问、事业皆从此出，而尤以‘刻苦’二字，为人门着脚之方。若处不能究意于编摩，出安能尽心于职事?穷不能忘情于鲜美，达必至极欲于纷华。至于偶试高等，幸获高第，辄沾沾自诩，尤为所见之鄙，决非大器。须看王沂公状元试三场，而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公画粥以食，而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是何等气象!”

“为学必须植品”。那就是“士为民之首，本极尊贵，然或士名而有商贾行，士名而有工匠气，已属自趋卑下；甚至钻营结纳，作弊行私，干公事而贼乡里，为士类所不齿者，其始皆由于不知立品也。夫虚骄之气，流为诈伪，故品不可以不真。放旷之余，渐成佻达，故品不可以不正。极而言之，如挟兔册以猎功名，剿陈文以掩耳目，皆品之不高者。故曰：行已有耻，可以为士。能知耻，始能植品。”　　

“为文宜先宗经”。那就是“制义代圣贤立言，必须义理融熟，始能言之有物，每见时士涉猎说部数册、杂史几本，即诩自称名士，及询以四书、五经，往往不知所出，舍本务末，苟以炫俗，毋怪乎其文之不佳也。颜之推云：‘文章原本六经，韩昌黎‘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操觚者安可不知?” 

“读书宜亲友”。陶澍主张“学问之道，严师为难，以友辅仁。自制艺以及诗、古文辞，皆不可无渊源，不可无根据，乃士习之坏，聚处一堂，或显为标榜，或阴阳诋毁，或征逐游嬉，言不及义，无裨学业，大损身心，不可不戒。须知清明生于严惮，持守本于切磋，不特执经问业，同于三事；即监院为诸生先达，亦不敢不敬。充以此事贤友仁，何患学业不进?”

上述四条可以说是陶澍经世致用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主旨，还是值得教育机构好好研究，参考实施的；也是值得每个求学上进者思考和借鉴，甚至立为座右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