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陈三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之鼎说陈三立“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宜秋馆诗话》)，杨声昭说“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读散原诗漫记》)，而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以“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陈三立显赫的地位。

但是，“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研究者一直将近代旧体诗歌作为现代新体诗歌的对立面而加以贬斥。而以陈三立为首的“同光体”，他们浓厚的学古倾向更招致一片否定，并缺乏应有的研究。其实，近代旧体诗歌作为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同样有其灿烂之处，而陈三立及其“同光体”在近代诗歌史上的影响，作用乃至成就，，亦都不可低估，不可抹杀，都有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的价值。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吏部主事。著有《散原精舍诗集》二卷、《续集》三卷、《别集》一卷、《文集》十七卷。

一

要对陈三立的诗歌作出正确评价，首先涉及的问题是陈三立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以及其诗歌作品对此的表述，即诗歌所包含的内容。

陈三立出身在封建士大夫的家庭，自幼受中国传统的、正统的思想熏陶。他早年撰写的《读荀子五首》、《读论语四首》等文章，其中所表达的观点，都说明，陈三立思想的主要成份是孔孟之学。但是，陈三立生活的时代毕竟已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近代思想大肆输入的时代，而其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又是比较开明的官僚，这使陈三立在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同时，也有机会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响。如陈三立在湘中曾随郭嵩焘学，其子隆恪等撰《散原精舍文集题识》中就云:“先君壮岁所为文多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湘潭罗顺循提学正钧辈往复商榷。”而郭氏曾出使英、法，主张学习西方科技，被王闿运目为“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湘绮楼日记》)因此，陈三立在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阐述时进行一些变通，如他将儒、道并举，且把二者揉合起来，使之有机统一。他认为老子之书表面上“言道言德、淡泊宁静，窅然无为”，其实是“老子盖目睹周末之弊，道散礼崩，政治流亡，莫知其终，于是发愤矫厉，寓之于言，利磨人心，以冀其寤。”因此，他说“孔子周流以明用，老子养晦以观变，其志一也。”(见《老子注叙劝》)

陈三立在诗歌中，也直接表达了他对当时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解。他有《送严几道观察游伦敦》一诗，对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介绍和点播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作了充分肯定:“◇啜糟醨数千载，独醒公起闢鸿濛。抚摩奇景天初大，照耀微尘在日东。聊探睡骊向沧海，稍怜高鸟待良弓。乘桴似羡青牛去，指点虚无意未穷。”作者借用(《楚

辞。渔父》“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醨”句，对几千年恪守中国传统思想不变的陋习进行抨击，并将严复比之“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把他宣扬西方思想誉为开辟鸿濛。陈三立还有《读侯官严氏所译英儒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偶题》和《读侯官严氏所译社会通诠讫聊书其后》二诗，评价了严译著作。英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自由论》)是一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著作，陈三立读后叹为“卓彼穆勒说，倾海挈众派。砭懦而发蒙，为我斧天械。又无过物忧，绳矩极显戒。萌芽新道德，取足持善政。”说对“侵寻狃糟粕，滋觉世议隘。夭阏缚制之，视息偷以惫”的中国政治与学术，有“起死”之用。

陈三立在其诗歌中还就女权和教育等所谓新文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同样可见陈三立受新思想的影响。

其《题南昌二女士•周衍巽》首云:“日手东西新译编，鸾姿虎气镜台前。家庭教育谈何善，顿喜萌芽到女权。”早在戊戌变法之前，陈三立就在湖南支持谭嗣同等创办不缠足会，反对封建的“三纲五常”对中国妇女的压迫。在这首诗中，他对周衍巽这位日手一本翻译著作，开口即言家庭教育的英姿勃发的时髦女性，大加赞赏，结句一喜字充分表现了他对妇众解放所抱的希望。必须指出，此诗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女权在当时一般封建士大夫眼中尚不可思议，可见陈三立受新思想影响之程度和难能可贵之处。并且，陈三立对周衍巽的赞扬，丝毫没有讥讽的意思，因为他自己在送女儿入学的时候就说“安得神州兴女学，文明世纪汝先声。”(《视女婴入塾戏为二绝句》)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日本人嘉纳治五郎来中国考察教育，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宴请嘉纳，邀陈三立作陪。席间，陈三立作五言古风一首，洋洋数百言，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都加以否定。他认为当今中国教育之结症在“所恨益纷庞，末由基大命。去圣日久远，终古一陷井。礼乐坏不修，侈口呓孔孟。譬彼涉汪洋，航筏失导迎。盲憧拊驹犊，旷莽欲何骋?”而救治的办法只有“起死海外方，抚汝支那病。”即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陈三立以后在江苏、江西等地办师范学校，可看作他此种思想的实践。

二

陈三立一生在政治上最辉煌、最值得称颂的是二件事，一是在湖南辅助其父亲推行新政，

很有建树。当时，湖南作为维新的实验基地，聚集了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党人，他们创办南学会和时务学堂，刊行《湘学报》和《湘报》，并陆续策办水陆交通、开矿、设武备学堂、练民团，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当然与陈宝箴父子的积极赞助与活动分不开，梁启超即言:“陈伯严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饮冰室诗话》)另一是在“七七”芦沟桥事变时，陈三立寓居北京城中，目睹山河沦亡，不胜悲愤，以八十五高龄绝食而死，晚节可重。由于陈三立诗集存诗始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终于民国十九年(1930)，因此，在此二事件中，作者如何借诗歌以抒写怀抱，已无法知晓。但是，一叶一世界，通过他集外的断简残篇还可见这位诗人的浩然之气。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录《赠黄公度》一律:“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欲挈颓流还孔墨，可怜此意在埃尘。劳劳歌哭昏连晓，历历肝肠久更新。同倚斜阳看雁去，天回地动一沾巾。”表现了作者面对动荡不安的政局和日益衰颓的国力、民风，所产生的烦闷和苦恼，以及他维新强国的政治抱负。

陈三立最遭人非议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所持的超脱的人生观和淡漠的政治观。他在《赠梁启超》诗中说:“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作为神州袖手人，他不仅割断了与清王朝的瓜葛，而且与民国政府也始终不予合作。因此，过去的研究者大都以前清遗老目之。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十分正确，因为陈三立在民国后没有如沈曾植、陈曾寿等积极谋划恢复帝制。最明显的例子是，辛丑张勋复辟，几乎纠集了所有遗老，而陈三立没有参与其事。

陈三立自称“神州袖手人”，主要是他经历了戊戌变法的重大挫折后，对魔方般变化无定的政坛心生厌恶。他说自己是“生涯获谤余无事，老去耽吟傥见怜。胸中万言艰一字，摩挲

泪眼送春天。”(《衡儿就沪学，须过其外舅肯堂君通州，率写一诗令持呈代柬》)因此，他无意再投身政治之中，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他的儒道混杂的思想引导他优游林泉，充当中国政局的“观弈人”。但是，作为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黑暗的社会和腐败的政治，尽管他“观弈不语”，内心决非麻木不仁，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看法想法都实录在诗中。读其诗，可见其“百忧千哀在家国，激荡骚雅思荒淫”(《上元夜次申招坐小艇泛秦淮观游》)的风云之气。

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政变，中国政治日趋黑暗，国力日益衰弱，而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也日甚一日。当然，中国人民对内外压迫势力的反抗也进一步强烈。矛盾的激化，终于酿成了1900年的庚子事变。陈三立诗集中连篇累犊咏及此事，他着重写了八国联军在京畿一带烧杀抢掠的暴行，如《十月十四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舆户部述出都遇乱事，感赋》:“狼嗥豕突哭千门，溅血东茵处处村。敢幸生还携客共，不辞烂漫听歌喧。九州人物灯前泪，一舸风波劫外魂。霜月阑干照头白，天涯为念旧恩存。”侵略者屠刀下的惨象，令人不堪卒读。庚子事变的背景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以宗教形式出现的义和团暴动的正义性与愚昧性、反抗性与破坏性相掺合，表现在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者内部保守派，利用农民仇视洋人的狭隘复仇心理，欲翦灭得到外国资产阶级同情的政治上的异己——戊戌维新余党，招致外国列强武力干涉，被迫西狩长安，后又赔款割地、卖国求和，使中国再次陷入危机。因此，庚子事变与戊戌政变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阐述甚明，他认为庚子事变因戊戌政变后英人庇护康有为遁逃、因各国公使反对废立光绪而激怒慈禧、载漪等触发。作为戊戌维新党人，陈三立在庚子事变中对慈禧等的态度不言而喻。读其《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次韵答义门近稿》等诗，就可以感到，陈三立批判的锋芒直指慈禧。当然，陈三立在诗中对农民暴动的愚昧和破坏，执辞过严，是其不足之处。

不数年，在中国北方又爆发了一场战争——日俄战争。参战双方都不是中国人，战争却在中国境内进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并且，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争夺在华利益。可以说，稍有良心和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因此感到奇耻大辱。但是，清政府却自欺欺人，宣布“局外中立”，理由是让其“蚌鹬相争”。对此，陈三立感到激愤。早成鼾卧榻，弥恐祸箫墙。举国死灰色，流言缩地方。”(《小除后二日闻俄日海战已成作》)“鹬蚌傍观安可幸，豕蛇荐食自相寻。”(《园馆夜集，闻俄罗斯日本战事甚亟，感赋用前韵》)这些诗句鞭挞了政府的恐洋和某些国人的麻木。最堪称奇作是《短歌寄杨叔玖，时杨为江西巡抚，令入红十字会观日俄战局》，这首诗写“黄人白人烹一盂”，无辜的中国百姓惨遭杀戮，而中国官员却“跃骑腥云但自呼，而忘而国中立乎?”讽刺之辛辣、揭露之深刻，实在是淋漓尽致，直可震聋发瞆。

陈三立诗歌还反映了民间疾苦。光绪二十七牟(1901)春，江南大雨成灾，，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时陈三立往来南京、南昌之间，路途亲见水灾之惨，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如《次韵黄知县苦雨二首》之一:“掀海横流谁比伦，拍王又见涨痕新。南东灾已数千里，寂寞吟堪三两人。坐付蛟鼍移窟宅，只余鸱鹊叫城闉。陆沉共有神州痛，休问柴桑漉酒巾。”表达了作者对受灾百姓的怜悯和同情。即使在家中赏月游玩，他也无法排遣因水灾而产生的忧愁之思，其《十六夜水轩望月》就写道:“掩映霜痕深竹丛，迷茫雾鬓画楼东。更堪玉笛关山上，照尽飘零处处鸿。”并且，他把天灾与人祸联系了起来，《闵灾》三首有云:“妖氛缠禹域，洚水警尧年。”又云:“疮痍消息外，寇盗梦魂边。势欲亡无日，灾仍降自天。”虽不无迷信色彩，但是，政治不善，致使水利失修，旱涝频频发作，这是事实。尽管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空前苦难，但统治者在享用挥霍之余还要穷兵黩武，他们狂征暴敛以填欲海。对此，陈三立在诗中加以无情揭露:“露筋祠畔千帆尽，税到江头鸥鹭无?”(《寄调伯弢高邮榷舍》)沉痛之至，无以复加。

戊戌政变后，遭受清廷迫害的陈三立落魄江湖，交游的主要对象是一般旧时知识分子。对他们低下的地位和穷困的处境，陈三立深表同情。他在收到邹沅帆自武昌写给他的信后，曾感赋:“嗟君横舍冷如水，寄食看人行老矣。乃敢张目论世事，弄笔渍泪洒此纸。”其它诗如《挽周伯晋编修》、《哭季廉》、《过天津戏赠瘿公》等，在叙述作者与他们的交往与情谊时，渲染了他们郁郁不得志，不为世重的坎坷际遇。当然，陈三立在诗中也寄托了自己被清廷贬斥后的孤愤情怀。这些诗，曾被一些评论者论为“感伤无力，曲折隐晦”，“对那些失望颓丧的士大夫是别具一种颇耐咀嚼的滋味。”(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其实，在令人失望的时代，能写出知识分子的失望，总比那些粉饰太平，或沉缅金迷纸醉之中的诗歌要有力、有意义的多。

三

陈三立是“同光体”的领袖，其诗坛地位与“同光体”在清末民初的影响有关。当时，尽管诗歌流派复沓纷陈，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同光体”。林庚白在《今诗选自序》中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门户既张，于是此百数十人之私言，浅者盗以为一国之公言，负之而趋。”确实，“同光体”诗人在古人、古书中寻找创作灵感和创作源泉，导致了陈陈相因、追求在字句上见新巧，缺乏虎虎生气的弊病，当时即遭入非议。而在新文学出现后掀起的反对旧文学的浪潮中，由于“同光体”的地位，矛头所向，遂成众矢之的。作为“同光体”的大纛，陈三立亦招致否定。否定陈三立虽应顺了文学发展的潮流，但对其评价却失之偏颇，多有不公。

说陈三立是“同光体”领袖，其诗歌风格代表了“同光体”内江西一派。所谓“同光体”，按陈衍的说法，就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石遗室诗话》)钱仲联先生将“同光体”分为三派:闽派、浙派和江西派，(见《论“同光体”》)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不专宗盛唐，其实就是以学宋为主。但是，同样学宋，此三派各有侧重。

“同光体”江西派，学宋主要学黄庭坚，也就是说，他们继承了宋代江西派的传统。陈三立在其诗中屡屡表达了对黄庭坚这位同乡先贤的倾慕，如《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而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吟气横秋。”苏黄并称，陈三立的重心在后者。因为他在其它许多诗篇里都大谈特谈黄庭坚诗的美妙之处:“駞坐虫语窗，私我涪翁诗。鑱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漫题像章四贤像拓本•黄山谷》)而陈三立自为诗，也往往神与黄合，陈锐评其诗，就云:“气骨本来参魏晋，灵魂时一造黄陈。”(《题伯严近集》)

所谓“气骨本来参魏晋”，是指其诗参学陶渊明。如“同光体”浙派沈曾植倡“三关说”，最后一关为元嘉，又如“同光体”闽派郑孝胥学王安石、梅尧臣，始自规◇谢灵运，陈三立同样将江西派的渊源前推至汉魏六朝。他对陶渊明的赞赏，已可见其之偏爱。如《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陶渊明》云:“此士不在世，饮酒竟谁省?想见咏荆轲，了了漉巾影。”他推宗陶诗，并不是出于标榜，而是有实在的内容，即特别强调陶诗于平淡中郁风雷之声、诗作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

论述了陈三立的诗学宗趣，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清晰地把握其诗学理论，从而帮助我们认识陈三立诗歌的创作特色。尽管这些理论散见于其诗文集中，只言片语，并无系统性。

首先，陈三立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在《寥笙陔诗序》中，他曾颇有感慨的说:“余尝愤中国士夫躭究空文而废实用，骤临利害无巨细，及有四夷之变，一以意气议论排捍之，不则瞠目敛手，无以为计。”论诗及此，可见其对诗歌的要求。同时，他还强调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实。他赞瞿鸿禨诗，就说他“愤时伤乱，形诸篇什，神理有余蕴藉，而锋鋩内敛。”(《书善化瞿文慎会手写诗卷后》)他序梁鼎芬诗，也说梁诗能表现纷然杂出的天下之变，称“梁子志极于天壤，谊关于国故，掬肝沥血，抗言永叹，不屑苟私其躬，用一已之得失进退为忻愠，此则梁子昭昭之孤心，即以极诣天下后世而犹许者也。”尽管梁鼎芬在戊戌变法中首鼠两端，清亡之后又猥托攀髯之痛，有愧于陈三立的评价。而陈三立说自己“百忧千哀在家国，激荡骚雅思荒淫”，可见其写诗宗旨。

其次，陈三立主张诗歌要奇崛中见平淡，拙笨中藏灵巧。也就是说，要达到刻意造化而

初见似漫不经心的境地。他说黄庭坚“鑱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奥莹出妩媚”，就是强调这一观点。并且，他继承曾国藩的说法，以为黄庭坚这一特色是学杜甫、学李商隐而来的。陈三立也以此来衡量其他人的作品，如他读陈曾寿诗评云:“沈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淡远，遂成孤诣。”

再次，陈三立为诗主张创新。黄庭坚曾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陈三立作为江西派的嫡传，理所当然地师承了这一学说。他在《顾印伯诗集序》中言:“务约旨敛气，洗汰常语，一归于新集密栗，综贯故实，色采丰缛，中藏余味孤韵，别成其体，诚有如退之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本此，他对采新异之语入诗的所谓诗界革命诗人，评价亦甚高。如他曾为黄遵宪词题词，说黄“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而陈三立自己也被诗界革命的旗手梁启超称为“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饮冰室诗话》)近人论诗也多从创新方面对陈三立加以肯定。如李渔叔就说:“《散原精舍诗》，其得力固在昌黎、山谷，而成诗后，特自具一种格法，精健沉深，摆脱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又说:“清代以朴学显，于诗则未越前规，……自散原出，与海藏雁行，乃各携炉鞴，成一代之作矣。”(《鱼千里斋随笔》)

四

沈曾植《祝陈散原七旬寿诗》云:“诗句流传十洲遍，文心不立一言云。”尽管陈三立论诗有其独到之处，且持论公允，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并不如陈衍那样有成套的理论著作行世。所以，据此难以确立其诗坛地位。陈三立作为同光诗坛的魁杰而备受推尊，主要是其独特的诗歌创作成就为人所重。

诚如陈三立论诗主张创新，其诗歌创作也以创新的面貌出现。陈衍在论其诗时有云:“散原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于当代能诗巨公，尝云: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盖其恶俗恶熟者至也。”(《近代诗钞》)所谓俗恶俗恶熟，照传统的诗学术语来解释，就是独闢溪径，以达到生新不熟的境地。由于陈三立的生新不熟是承江西派黄庭坚而来，因此，主要是在字句上见功夫，通过字句上的刻意求新，造成诗歌意境上的浑成和风格上的瘦硬。

首先，陈三立诗歌用字避熟求奇。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载:“陈散老作诗，有换字秘本，新诗作成，必取秘本中相等相似之字，择其合格最新颖者，评量而出之，故其诗多有他家所未发之言。”陈三立炼字最有成就者是将平时不能搭配的常用字放在一起，造成意想不到的新奇效果。其《园居看微雪》有云:“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据郑逸梅《艺林散叶》载，王蘧常先生极推“冻压千家(街)静”之“压”字，它连结“冻”和“静”，这种奇特的手法产生了奇特的意境，烘托出了早春时节残雪尚未消融、依然十分寒冷的万籁皆寂的沉闷气氛。

其次，陈三立诗歌在句式上常省略一些句子成份来增加其新奇感，即用跃动的语言强化诗意。陈衍《石遗室诗话》载:“伯严在武昌，重九日张文襄(之洞)招同登高。伯严有诗，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其实，这是张之洞不喜陈三立诗而对其诗中句子成份的省略故作不解。陈三立的意思是:重阳佳节，精神作健，此引导张之洞雅兴勃发、登高望远，即是佳节“领元老”。虽省去了一些句子成份，但含义明了。从扩大诗句的容量而言，是可取的。因此陈三立“笑文襄说诗之固”，谓“领元老岂吾领之哉?”再如前所举《园居看微雪》末二句，虽未着一雪字，且缺少主语，但却写尽残雪纷飞之景象。

如果陈三立只是在字句上下功夫，即使他别有新创，也没有摆脱江西派黄庭坚的臼窠，甚至也没有高出那些民国以后对江西派亦步亦趋的诗人多少。陈三立诗歌之所以有较高成就，还在于他追求莽苍排奡的总体气势、这种气势造就了诗歌的奇美，并突破了江西派的樊篱，在黄庭坚诗集中很难找到与此相似之处。谈陈三立诗歌的艺术特色，首先应该肯定这一点。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云:“大抵伯严之作……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所谓莽苍排奡之意态，在其所作山水诗中，表现尤为淋漓。如《夜舟泊吴城》:“夜气冥冥日，烟丛窈窈青。孤篷寒上月，微浪稳移星。灯火喧渔港，桑沧换独醒。犹怀中兴略，听角望湖亭。”写夜色中的鄱阳湖混茫之景，只交织了作者混茫的情感，产生了一种混茫的诗意。对陈三立这种诗境历来评价较高，陈衍说他“荒寒萧索之景，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近代诗钞》)而胡先骕则说他诗“如长江下游，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非管窥蠡酌所能测其涯涘者。”(《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陈三立在诗歌形式上的追求创新，并不妨碍其诗歌的求真。过去一些评论者总喜欢把诗歌形式的新奇与性情的真实加以对立，并据此将陈三立的诗歌斥之为形式主义的典范。陈三立在诗歌中对社会政治、人民生活的反映，我们前面已有论述，即使是他抒写自己的怀抱，也丝毫没有虚假和造作。在陈三立的诗中，我们可以形象地见到陈三立的个性。吴宗慈说他“幽忧郁愤与激昂磊落慷慨之情，无以发泄，则悉寄之诗。”(《陈三立传略》)

陈三立的求真意识，给其诗歌带来了艺术形式上的变化。为了抒写真情，或者说为真情所迫，陈三立有时可以全然不顾自己的艺术追求去下字句上的功夫，而是用白描的手法直接渲泄胸臆，这时陈三立的诗歌非但感情真挚，而且明白流畅，毫不见生涩奥衍之处。陈衍说他“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石遗室诗话》)，又说他“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近代诗钞》)，均就此而言。我们读其《渡湖至吴城》之二:“饤眼望湖亭，烘以残阳柳。中兴数人物，都在啼鸦口。”这是他在鄱阳湖中见清兵与太平军作战的旧战场，兴之所至，随口而吟的小诗，他触景生情，由清末政局的衰败不可收拾，联想到咸、同时曾国藩、彭玉麟等人的号称“中兴”，以为他们的中兴不过徒有虚名。全诗仅二十字，但在十分简洁的语言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写这种诗，除了要求作者有直抒胸见的勇气，还要求具有较深的艺术素养和功力。再读其《壬寅长至抵崝庐谒墓》如“几日酹春风，儿归又长至。荒茫五洲间，余此呼吁地。”“国家许大事，长跽难其陈，端伤幽独怀，千山与嶙峋。”同样有此感受。

如陈三立这样的诗人，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代表了那个时代用他那种文学形式——旧体诗歌进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一点，在1936年他和胡适分别代表中国的新旧文学准备参加远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笔会时已经证明。对此，要在一篇论文中加以阐明，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对他的研究和评论随着他的去世而沉寂了半个世纪以后，如果能因本文所探讨的问题而引起学术界对这位诗人的一点小小注意，那么，本文就算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