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本来是个文弱书生，正如他自己说的：“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其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却能坐上了汉臣第一把交椅，成为千军万马的最高统帅，原因故然很多，但其爱惜人才，真正做到知人善任，是其主要原因。
下面略述几事，可见曾国藩用人之道。
“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也”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军人出身，系清廷军机大臣，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他和曾国藩都是读通经史之人，曾比左只大一岁，由于左宗棠过于自负，傲气十足，有时对曾不十分尊重，在争论处理问题时常常发生口角。有一次，曾国藩用左宗棠的名字(左宗棠字季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毫不客气地用曾的名字回敬：“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尤其是靖港之战，曾国藩被太平军打得大败，狼狈逃到长沙，左宗棠行人之危，讥笑曾国藩，痛骂曾国藩，引起曾当时大为不满。所以，有一次当左宗棠问人“为什么世称曾左，而不称左曾”时，别人便回答说：“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也。”对这样一位既有奇才，又十分傲气的人，曾国藩对他却爱护备至，屡次上奏朝廷，保举重用他。
咸丰四年(1860)四月奏称：“左宗棠光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求明降谕旨，必能感激图报。”事隔两个月，曾国藩又向朝廷上奏：“左宗棠……其才可以独立一面，已历有明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而思力精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同年十月，左宗棠率湘军五千人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曾国藩又及时向朝廷一一奏明，称“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则跃马人阵，暮则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第二年春天，左宗棠击退太平军李世贤部，曾国藩又上奏朝廷：“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敌，因地利以审实情，蓄机势以作土气，实属深明战略，度越时贤。”左宗棠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保举一次。三年之间，曾国藩保举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先后升至浙江巡抚、闽淅总督，把左捧得和自己一样高。这样的保举，一般常人是难以做得到的。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西征告捷，曾国藩倍加赞赏，他常对人说：“西陲之任，天下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材出其右者，即令起胡林翼于九泉，亦无此成就也!”
后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宽宏大量和知人善任，从内心是存钦佩与感激之情的。曾国藩死后，从左宗棠送的挽联便反映了这个问题：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白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
鲍超，四川奉节人，为湘军主力之一，任过湖南提督。他原来是个流落汉，鲁莽成性，有一身好武艺，且善水性，流浪到湖南后，被曾国藩收留。正值湘军成立水师，命他当了哨长。后又因他率领的部队行军迅速，神出鬼没，连建“奇勋”，曾国藩又命他统领三千人马，专作游击之用。鲍超作战骁勇异常，军中号为虎将。他用的军旗为黑色，中间写了一个“鲍”字，敌军见了这样的旗帜，或者听说“鲍超来了”，就会跑得老远老远。鲍超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保奏一次，因而很快擢升为都司、游击、参将。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破北京，咸丰帝逃去热河，清廷已无兵可调，军机处指名要鲍超的军队人京护卫京师。这时，曾国藩以江皖战事吃紧，上奏朝廷说鲍超万万不能调，要调就请从自己和胡林翼两人中择一调之，可见曾国藩对鲍超是何等重视。但饱超不以为然，反认为这是有意压制他，阻碍了他的前途，对曾国藩大为不满，要与曾决裂。后来是在胡林翼的规劝之下，才勉强服从。可见鲍超傲气之盛，已经达到了无人可以驾驭的程度，而曾国藩却能忘其所短，用其所长，帮其所急。一次，鲍超被敌围困，情况万分火急。如令文书拟稿上奏求救，必然费时、误事，远水不能救近火。鲍超便叫人拿来一小块白纸，中间写一个鲍字，外面画三个园圈，急令传令兵冲破重围直送大本营。大营的官兵接着一看，啻笑皆非，不知是什么意思，急忙送给曾国藩。曾看后便大呼：“鲍超被困，快发兵救他!”鲍超才免于其难，解围而出。咸丰十一年(1861)，鲍超在丰城和铅山两捷后，曾国藩又先后两次保奏说：“记名提督鲍超，盛署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久，立功最大”，“恳请补授提督实缺”。同冶六年(1867)，鲍超在湖北尹隆河与淮军将领刘铭传夹击捻军，后因李鸿章劾他与淮军会师误期，被革职，所部被遣送过半。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处理此事时偏袒刘而压制鲍，便挺身而出，据实向朝廷上奏，为鲍澄清事实，令鲍十分感激。第二年，慈禧太后向曾国藩询问鲍超的病，曾力言鲍超之勇，如国有缓急，随时可以征调。光绪六年(1880)，鲍超任湖南提督，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驻云南马白关(今马关)外御法。后人评论说：“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
“留心察看，分别贞邪”
“留心察看，分别贞邪”(分清好人坏人及其优缺点)，这是曾国藩对选拔人才的主张。他说“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湖南新宁有个江忠源在安徽当过巡抚，原只是个一般举人，后是曾国藩保举的。那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江忠源的朋友邓铁松、邹柳溪，不幸死于非命，江不远千里护送其灵柩回原籍安葬。曾国藩得知后，称赞江忠源为“义侠之士，必信必诚，亦极难矣。”事隔五年后，文宗咸丰帝即位，下诏要各地保举人才，曾国藩向朝廷极力推荐江忠源。咸丰元年(1851)，江由一个知县应诏成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幕僚。以后又多次获得曾国藩的保举，先后被擢升为知府、道员、直至湖北按察使、安徽巡抚。
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受曾国藩指派，按湘军编制在安徽开始编练另一支地方武装——淮军。有一次，李鸿章带三个人来拜谒曾国藩，“听候考询”，正好碰上曾国藩饭后散步，李鸿章就叫他们三人在曾国藩的客厅等待。曾散步回来，对这三个人略加凝视后，便吩咐他们退去，并对李鸿章说：“不必谈话矣。”李询问其故，曾国藩回答说：“一个人俯首不敢仰视，这是谨慎之人，可任保管之责；一个人正当与我碰面时就正视我，背着我的面则对我左右探视，这是阳奉阴违之人，不可叫他做什么事；一个人因等候久了而怒目注视我，但站着挺立不动，这个人可望成就功名事业。”
这个怒目注视的人，便是后来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官至台湾巡抚。
曾国藩驻军在安庆时，有个从农村来的戚某，行李很简单，衣服穿得破烂，待人沉默寡言，曾国藩见了很喜欢他，打算给他安排个差事。有一天，曾国藩同幕僚一起吃饭，碰上饭里有稗粒，戚某将稗粒捡出后再吃，曾国藩看见后沉默无言，随后就给了一些钱打发他走。戚某问其缘故，曾国藩规劝他说：“你吃饭要去掉稗粒，平时既不是非常富有，又不是在外作客，从农村来到军营不到一个月，就有这种举动，这是我们乡下人的本色吗？我恐怕你以后做事见异思迁，那样反倒害了你自己。”
“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练而成”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亲授弟子、得意门生，25岁便中了进士，但他心高气傲，性格疏懒，细节上欠检点。咸丰五年(1855)，他在安徽办团练遇到了困难，只好来江西投奔恩师曾国藩。因离别多年，不知恩师是否接纳，只得先在旅店住下，再托人送信给曾国藩。曾阅信后既不复函，也不派人传话，只派人暗中窥探李鸿章的动静，有意要挫一挫这位高足的锐气。
李鸿章在客栈住了近两个月，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请其好友陈鼐前去军营代为探询，并说明来意。可曾国藩说：“少荃(李鸿章字)是个翰林，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陈鼐说：“少荃经过多次磨练挫折，大非往年京气可比，老师何不姑且试试他看?”这样，曾国藩才答应李鸿章来军营相见。
李鸿章住在军营里，这时湘军每天三顿硬饭，并且天不亮便放炮吃饭，尔后操练。曾国藩每天和幕僚们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谈古论今。而这时的李鸿章大少爷习气未改，总想睡懒觉，又不习惯吃硬饭，但不好明说。因此，当亲兵来敲门叫他吃早饭时，只好借故说有病。一连三天，曾国藩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到了第四天，曾国藩先派亲兵去叫，李鸿章不起床，又派一幕僚去叫，李鸿章仍然不起床。最后，曾国藩派自己贴身幕僚去叫，并特意说明“曾大人说，有病也要起来，大家等你去后再用餐”。李鸿章这时才赶紧披衣奔进餐厅。这时，曾国藩才举筷吃饭，面色峻励，一言不语。吃完饭，放下碗筷，十分严肃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来到我这里，就要遵守我这里的规矩。此间所尚的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看也不看李鸿章一眼，就走出了餐厅。
自从那天以后，李鸿章痛改过去骄懒的文人习气，虚心学习周围的一切，这才发现他的恩师所带的湘军，确实与自己过去所带的团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愈加从心里佩服曾国藩，从而渐渐走向成熟，每天三餐硬饭也吃得习惯了，早晨也不贪睡了。后来，曾国藩支持李鸿章仿照湘军编制创立了淮军，为挽救清王朝屡建“功勋”。曾国藩多次向朝廷上奏，称“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任疆奇”。于是，数年之间，李鸿章由曾国藩的幕僚，先后升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恩师曾国藩的栽培、保举之功。故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挽联云：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
湖南平江有一风流才子名叫李元度，以举人从戒，成为曾国藩最信任的幕僚长，有文经武纬之才，湘军称他和李鸿章为“二李”。当江西紧急之时，李元度在乎江募勇数千名投入战斗，遂解江西之危。曾国藩上奏朝廷称李“血战果毅，练达戎机”。但李元度带兵却书生气太重。在他将赴任皖南道台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时，曾国藩针对李元度的弱点与他约法五章，要他戒浮、戒自负、戒滥、戒反复、戒私。可李元度听不进去，并当着曾国藩的面立下军令状，说徽州府倘若丢失，唯他是问。
李元度去皖南上任后，曾国藩又再次写信告诫他。曾国藩对李元度的爱护备至，由此可见一斑。但终因李元度的自负、大意，致使皖南重镇徽州丢失，铸成了大错。这时，曾国藩就毫不留情地要李鸿章拟稿参劾李元度，劾其失守之罪，劾其逃家之罪，劾其避而不见之罪。李鸿章不敢拟稿，曾国藩大发脾气，说你李鸿章不拟我自己来拟。曾国藩拟的奏稿，措词相当严厉，要求皇上免除李元度的职务，充军流放。后经左宗棠、沈葆桢等人联名奏保，才免了充军流放之罪，让李元度回原籍平江。李鸿章还因此事与曾国藩闹起意见，出走曾氏幕府，闲居江西一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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