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系广东香山县人，在美国留学达八年之久，是我国第一个出国留美学生。1854年，他排除种种干扰，毅然回到祖国。最先，他以饱满的爱国热忱和力求革新的意向，寄希望于太平天国，提出了七项重大革新主张，结果石沉大海，加上太平天国后来的种种迹象使他更加感到“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他在失望之余，不得不改弦更张。正在傍徨犹豫之际，当具有时代意识与国际眼光的曾国藩，却主动派人找他，共商如何学习和引进西方科技、“自强”救国的方针。两人相会，便一见倾心。后来在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与选派我国首批少年出国留学生的过程中，出力不少。之后，他凭着自己一股万分真挚而强烈的爱国热忱，与时俱进，始而积极支持康梁的变法维新，继而全身心地投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并成为中坚分子，作过不少贡献。但可惜的是，正当辛亥革命胜利之时，容闳却以84岁的高龄病逝于美国。生前，他写了《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涯》一书，后改名为《西学乐进记》，1909年在美国出版。笔者从书中就他对曾国藩的为人举事的印象与评价中，提取以下十个方面，并略加阐释与说明。
(一)一见即识之不忘
容闳是通过他的好友张世贵“承总督之命”邀他前往安庆谒见总督曾国藩的。一见之下，他对曾国藩的外貌作了仔细端评后来在书中作了如下的生动描绘：“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英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毗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绝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容闳在这段文字里对曾国藩的体形、头额、髭髯、目光、口唇等等，都描绘得细致人微，十分逼真，充分体现了曾国藩的思维敏捷、办事果断而又十分威严之态。但文中写到“文正已年逾花甲”，却与实际不符。因为曾国藩是1811年出生的，到当时的1863年，还只有52岁，而决不是“已年逾花甲”。这是由于万分艰险的战斗历程，促使曾国藩的外貌超前衰老，以致使容闳当时产生了错觉。
(二)伯乐善相马，文正善相人
曾国藩有个幕僚曾对他说：“伯乐善相马，文正善相人。”确是这样。容闳初次与曾国藩见面时的情况，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早起，予往谒总督曾公。刺人不及一分钟，阍者立即引予人见。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必甚欣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二目者。”不一会，“总督曰：‘予观汝貌，决为良好将材。以汝目光成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
曾国藩十分讲究用人之道。要用才，首先就必须辨才。曾国藩辨才的第一步就是相人之貌。原来他早年就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对相术就曾作过精深研究，著有《冰鉴》一书。这本书属“文士派”(又叫书房派)的相术作品，约数十万字，共分神骨、刚柔、容貌、情态、须眉、声色、气色等七章，较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他的相人之道。薛福成在代李鸿章拟的奏稿中就热烈称颂：“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俞樾也十分佩服他“尤善相土”。这次对容闳也不例外，一见面就给他相貌，并且当面作出判断。
(三)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是世所公认的，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容闳在安庆曾国藩的军营中，就目睹了人才汇集的盛况。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今更回述予在安庆之事。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土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上述这种人才汇集盛况的出现，决非偶然。曾国藩尝说：“中兴在于得人，不在于得地。……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可见他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在湘军筹建之初，为了求才，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忘诸怀。”他真是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加上他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一整套求才与用人行之有效的具体作法。
一、求才：①广交；②在日记中备人才档案；③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二、辨才：①相貌；②审察(看德行操守，看学识，看才具，看言谈)。三、选才：①在日常表现中，要“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空言”；②在工作实践中，要能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用才：①广收；②慎用；③勤教；④严绳。
正由于曾国藩不仅注意求才、用才，而且注意惜才、育才，再加上他的礼贤下士和以至诚诗人、肝胆相照，因此四方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皆如水之就下，奔来门下，真是“曰海风会，八方云集”。这样，就出现了上面容闳所述人才汇集之盛况。
(四)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
容闳在书中盛赞曾国藩的练兵。他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募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以故文正得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佐曾之数湘人，后亦皆著名一时，尝组织一长江水师舰队，此舰队后于杨子江上，大著成效。”
为了战胜太平军，曾国藩鉴于当时清王朝“无可用之兵”。决意仿照明代戚继光练军的方法，“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建立一支新的劲旅——湘军。他的主要作法是：一、择兵，募能吃苦耐劳的“乡下老实之人”。二、选将，简选“忠义血性”之人，并符合四项具体要求：①要才堪治民；②要不怕死；③要不急急名利；④要耐受辛苦。三、营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这样，就做到了“兵为将有”，大大加强了部队的管束力与战斗力。四、训练，①建立严格的营规；②练战斗技艺；③练作战阵法。曾国藩练军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思想训练与军事训练并重。所以后来有人评论湘军之所以能克敌制胜者，以其有“军魂”也。正由于这样，才能像容闳所说，把军队“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打不散，拖不垮，攻得上，守得住。
(五)文正将才，非由天生
对曾国藩的用兵，容闳不仅盛赞他的训练兵土，而且盛赞他的指挥将才。容闳在书中说：“文正将才，殆非由于天生，而为经验所养成者。其初不过翰林，由翰林而位至统帅，此其间盖不知经历几许阶级，乃克至此。文正初时所募之湘勇，皆未经训练之兵。而卒能以此湘军，克敌致果，不及十年而告成。当草军势力蔓延之时，实据有中国最富庶之三省。后为文正兵力所促，自1851年至1864年，历14年之夙患，一旦肃清，良非细故。”
的确，曾国藩并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院，也没有受过什么专门的军事训练，而是由一介书生成长为千军万马的最高统帅。这其间，是与他在年轻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研读过“兵书”有关。曾国藩的军事指挥，最大特点是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且善于思索，胸有全局，做到“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十分重视战略部署。如他与太平军作战，早期，水陆两师齐练；中期，集中全力攻下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地安庆；晚期，兵分四路，既重点围攻，又多方牵制。这些部署都是十分高明的。其次，因人制宜，充分发挥各个部将的特长与自主作战能力。
(六)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
对于江南制造局的创办，容闳曾高度赞颂曾国藩：“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
诚然，曾国藩本着“自强”救国的方针，敢为天下先，善于利用容闳这个留美学生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第一次引进西方科技与机器，在我们国土上创办了第一个近代机器工厂——江南制造局，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其建厂的实际步骤有如下几个：一、明目的，曾国藩把建局办厂看成“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二、定性质，曾国藩尊重容闳的建议，从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把江南制造局办成一个机器母厂，“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的基础”。“大致谓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用今天的话来说，江南制造局属重工业的机械基础工业。三、择厂址，根据建厂对于地理环境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决定把厂址选在上海之西北约四英里的高昌庙，厂地面积约数十亩。四、上奏章，在各方面考虑较成熟的基础上，曾国藩再具奏，力排众议，并充分阐明建局办厂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最后经清廷审核批准。五、拨巨款，“款银共六万八千两，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六、购机器，派遣容闳于1863年10月从上海赴美，到1865年1月，把各种所需机器都圆满地运到了上海厂内。这样，江南制造局就正式建成投产了。厂建成以后，“文正见之大乐”，并且高兴地采纳容闳的建议，还创办了一个附属“兵工学校”，以培养中国自己的机械工程师。最后容闳又一次衷心赞美曾国藩：“此厂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七)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
具有远见卓识的曾国藩充分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不仅要迅速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而且要大力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所以他在创建江南制造局以后，紧接着就抓紧选派优秀少年出国留学。
容闳在书中这样写着：“1870年冬，文正办天津教案事毕，回任两江”，“即驰书召予”。对首次选派少年出国留学之事，“所商定者凡四事”：一、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定为120人，分4批，每批30人，按年分送出洋。二、设立预备学校于上海，凡应考及格准备出国的少年，当先人预备学校学习中西文字一年。三、筹款，决定从海关收入中指拨一定经费，供各项开支。四、酌定出洋留学年限为15年。同时，还规定在美国设立留学生事务所，由陈兰彬与容闳担任正副监督，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1872年夏，第一批30名中国优秀少年随正副监督扬帆远航，赴美留学了。但十分遗憾的是，这批留学生出国的首倡者和组织者曾国藩，却来不及送行，目睹他们的正式出国，就与世长辞了。为此，容闳不胜慨叹：“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其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
(八)其正直廉洁，足为后人模范
容闳由于长期与曾国藩共事相处，对曾国藩各方面都很了解，特别对他的“正直廉洁”感受更深，因而他热烈赞颂曾国藩：“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被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4000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
曾国藩的“正直廉洁”，确是人所共仰的。他平时要求他的部属做到“勤、恕、廉、明”四字，其中就有一个十分闪光的“廉”字。他并且说，只有“廉”，才能“服众”。又如他常谆谆教育自己的子弟，为人处世要做到“八本”，其中就有难能可贵的“为官以不要钱为本”。曾国藩是心口如一、说到就能做到的人，他对要求自己部属与子弟要做到的事，首先他自已往往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出色，对于“廉”，则更是如此。因而在他逝世以后，大臣何璟在奏章中就说到：“国藩……清俭如寒素，廉俸尽充官用，未尝置屋一廛，田一区。食不过回簋，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沅之风。”
(九)曾李不可同日而语
容闳对曾国藩与李鸿章作了如下的对比评论：“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荐举以白代之人，顾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不相侔。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已。其外貌似甚卤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
容闳以上所言，对于李鸿章来说，固不能完全以此来作定论，但与曾国藩比较起来，无论公德与私德，则确是相形见绌的。
(十)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情
同治11年2月即公历的1872年3月，一代名人曾国藩在金陵任所因病逝世。容闳发出了无比沉重的慨叹与哀悼：“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同时在各种场合对曾国藩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把称颂曾国藩：“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他又说：“曾文正之高深，实未可以名位虚荣量之。其所以成为大人物，乃在于道德过人，初不关其名位与勋业也。综公生平观之，后人谥为‘文正’，可谓名副其实矣。”
最后，容闳以他难抑的情感，用具体形象的比喻手法来高度赞美曾国藩：“文正一生的政绩、忠心、人格，皆远于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恩。”
容闳以上对曾国藩的这些评价与颂扬，以今日的眼光看来，有些似乎过份，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别是与当时那些碌碌无为之辈比较起来，则不能不说是肯中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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