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前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阴历正月某某日，那日正是屈原的生日，所以我的父亲给我取名宝荪，字平芳，别名浩如。  

我的曾祖父文正公，讳国藩，他的事迹载在史册和很多书籍中，不用我多说。他老人家实在是一个文武全才、道德文章、用人行政，都是后世永传不朽的人物。曾祖母欧阳太夫人也是名门淑女，是文正业师欧阳凝祉先生的小姐。欧阳老先生一方面是爱才华，另一方面，看出文正的高尚品格，知道前途功名福泽无限，才定亲的。欧阳太夫人生有三子，长子纪第早殇；次子纪泽公谥惠敏，袭侯爵，后来做过出使英、法、布(即德)、俄四国的钦差大臣，并且订了《伊犁条约》，争回中国已失给俄国的土地不少；三子纪鸿公是我的祖父，幼年好学不倦，精通算学，兼用苦功念英文，以求能读外国书籍，但不幸因太用功，得了肺病，缠绵三、四年，加上考进士不第，于光绪七年抑郁地死于北京，年才三十三岁。我的祖母郭太夫人，青年守节，自己又多病，有四子一女。最大的是我父亲，讳广钧，号重伯，那时也不过十五岁。同时惠敏公正在英国，家中全靠文正之弟忠襄公——讳国荃——作主维持，郭太夫人方能扶柩回籍安葬。从此便一心茹辛教子。有时住在湘乡老家(双峰荷叶富厚堂——编者)，有时住长沙洪家井惠敏公所置之宅。因我祖父未中进士，所以我祖母一定要我父亲下帷苦读，果然我父亲在光绪十五年己丑科点了翰林，年只二十三岁。一方面是我祖母的督教，一方面也是我父亲的天才，使他做了翰苑中最年轻的人，祛除了我祖父未第的遗憾。  

关于我的祖母，我要多说明些。因为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就会毫无成就。我祖母是湖北蕲水郭沛霖公之第三女。沛霖公做淮扬海道时，正值太平天国之乱，他就先将家眷送出逃生，而自己守城殉节。这充分代表了儒家成仁取义和忠君爱国的精神。所以我祖母更是儒教信徒，在家时已受了相当高的中国教育。但据祖母自己说，“我十九岁结婚，大部头的书，如《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之下才读的。”她老人家又最爱看杂志报章，谈政治时事，常说“袁慰延将来恐怕要做伯理玺天德。”那时我们不懂，后来才知道是president。他果然做了几年民国的总统，我们才佩服他老人家的远见。祖母年轻时得过一次瘫痪症，因此不大走动，大多时间在自己外间房里看书、写信、习字、做诗(著有《艺芳馆诗抄》)。但家中事无大小，她都知道，而且管理得极其合理。家中人有错误，从不大声叫骂，只唤进自己房中轻言教训，撷古比今，总要人自知悔改才止。空暇时间，也喜欢种种兰花，做做小菜。但都是指挥别人去做，自己坐下监视。我和大姐宝龄也学学绣花。祖母起头做几针，便叫我们去做。大姐十岁丧母，三弟昭权因七叔(号季融)携眷在浙江，留他伴祖母。所以他们二人，祖母照顾得更多。五叔之子二弟约农也伴祖母。大姐在杭州师范未毕业便嫁与长沙姚愿愚。三弟考取第一班清华留美，是我们这一辈最早留学的一个。　　

我的父亲讳广钧字重伯，是文正公长孙。小时最得文正喜爱，年六岁时文正公到江宁新督署，家人抱他游行，看见匾额楹联，已经认得很多字。我祖父去世，他才十五岁，便能处理各事如成人，且能与老辈吟诗唱和，可见他的文学造诣。至于武功，甲午之战时，曾带五千人，号刚武军，出国援韩，时年二十九岁。我父亲原配唐夫人，身体多病，来归七年，小产两次，均是所谓子痫，父亲因此不得不置侧室。先娶了帅恭人，她也无出。在北京时我父亲又娶我母亲陈夫人。陈夫人原籍广东电白，与梁鼎芬家有点亲谊。我外祖父因逃兵乱而早死，外祖母投靠梁家，去世过早。我母亲便由梁家的姨老太抚养成人。那位姨老太去世时对梁鼎芬说：“我这个女儿是我所心爱的，你要给她嫁一个才貌双全、少年科甲的人，至嘱至嘱”。后来姨老夫人死了，梁便留心，看中了我的父亲，愿将他的义妹作平妻出嫁与我父亲(广东有此风俗)。所以我母亲十六岁便嫁来曾家，一切仪式也很隆重。我母亲温柔谨慎，在北京三人相处也算安静。后来唐夫人庚寅年十月初一因子痫亡故，忠襄公亦于是年十月初二病死南京，于是全眷回湖南。我祖母郭太夫人大不以平妻为然，要我母亲交出所有聘礼(内有翠玉钏、一双，后来郭太夫人赏了我，至今犹存我处)。那时梁家又因龚太太之故，家中不和，因此我祖母也不令我家内眷与他们通来往。因此，我母亲当时的内心是极痛苦的。但是我母亲温柔敦厚是她的本性，不但对祖母极顺服，对我父亲也无怨言，连对帅恭人也愿尊她为先，凡事让她。次年恰好有人为我父亲做媒，娶了衡山赵夫人为继配。赵夫人也无出。我祖母望孙心切，等我母亲生我，却是一女孩。但我父亲已经有四房家室，才有一女，所以祖母也很高兴。我长到七岁，家中还未添丁，我父亲便在外面另娶了华恭人，生四弟昭杭，过了周岁，才母子一同进入老家。我进十四岁那年，我母亲生了八弟昭桦，祖母非常高兴，因为我母亲一直服侍祖母未曾离开过。母亲产八弟后患乳痈痛苦非常，因此身体也就拖得很弱。后来我由英国回来时，华恭人生了满弟昭柯，自己却于十天后便患产褥热去世，临终将昭柯交给我母亲抚养。我母亲对他真如己出，饮食衣服，处处关心，如有疾病，终夜看护不离，满弟长大后，也深深的感激。

我祖母在我与约农由英回国之前一年去世，并无大病，不过常有伤风等小病。我母亲自从生了八弟以后，便总是伴着祖母，昼夜侍奉。1916年丙辰三月十二日中午，祖母还由我母亲及二位堂姑母陪着一同吃饭，到下午七时便连呼心痛，汗出不止。七叔父母，四妹宝菡，与我母亲，便忙着用大毛巾揩汗换衣，换垫单。不到半小时便去世了。想是心脏病。因为那年代住湘乡，没有西医可找，但是在中国人眼中，说是无病而终，是极有福气的了。 

说到我家世，我想顺便说说我家的居处及故乡习俗。我家世居湘乡荷塘乡(现双峰县荷叶乡——编者)，地名富圫，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照《汉书》功臣表中，关于列候记有“富厚如之”之语，故以富厚二字为堂名)。这幢大屋，大体是照侯府规则盖的。宅有东西两门。进来是一个半月形的石板大坪，半月形外，是一张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泮宫。中门因为门楼很宽，所以并不显得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大金字的直匾。进了大门便象北平的四合大院。正屋坐西朝东，有三张大门，中门进中厅，名八本堂。左边大门内，靠八本堂有房子四间，是我祖母起居的所在。他老人家卧房在里间，外间供起坐及看书等用，后房供女仆等居住。中间是一大厅(南厅)，吃饭和会普通客在内。南厅的左边另有四间，先前我的姑母，后来七叔父母都住过。八本堂的右边，也有一大厅(北厅)，它左边四间房，那时归我父亲与赵夫人住。右边四间，我母亲带我们姐弟住，上进房子也差不多，不过迂回曲折些，也还多几间房子。八本堂正屋对面，我们叫它回照房，房子共十几间，内住男人等及放轿子与家俱等等。北边长廊内有求阙斋，是我们读书之处。南边长廊内，房子甚多，有无慢室及艺芳馆等十余间，因由其正厅进入，是一个八方的门，所以家人都叫这里做“八方门”。约农与我等自香港逃日本人的难而回家，便住在此。南北两边，都有三层楼的藏书室，乃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因为怕白蚁，所以柱子都是麻石(即花岗石)做的。南楼分公记、朴记二楼。公记收藏文正的书，省县志书最多，大部头的经史子集也不少；朴记则是惠敏公的书楼，经史子集及有关西洋文化的书较多，中西文的都有，西文的是惠敏公出外国带回的。北楼名芳记书楼，其中是我祖父母所藏的书；二楼的杂书中，星相医卜都有，小说也不少；三楼即是经吏子集等大部头书。我们小时，最爱偷上芳记二楼。管书的贺老头最严，重门深锁，怕我们进去。我曾经由后院子内的大茶花树上爬上楼外走廊，再由走廊窗户挤入楼中。因为窗户是格子式的，没有玻璃，以流通空气，中间有一方格，正可挤入。等到听见楼梯响，或是要吃饭的时候，再偷偷的爬下来。有一日被教书先生看见，大大责骂一场，才略为收敛。光绪三十年(西历1905年)，我祖母携眷到湘乡老家，分家产与我父亲三兄弟(五叔不在内，因五叔出抚大房)，在富厚堂住了八个月。约农弟因他父亲在省治刘侯太夫人之丧，所以没有回乡。我有了三弟昭权作伴，更多用这树与窗子为孔道，出入书楼，参观各样书籍。这也可说是我所以能杂学旁收许多中国文化常识的缘故。 

我家祖训，不信僧道，也不许唱戏饮酒，赌钱打牌。却是有几点例外，我们家每年吃素四天——观音斋——即是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又诸天斋一日，即十二月廿四日。这几天全家上下都吃斋，听说是文正夫人所许的愿。我祖母所以就格遵了。家中唱戏，也限于祖母生日，我父亲生日，且都只各唱两日。前清大家人家都有花厅戏台。家有喜庆事，便请客屹酒筵，唱戏招待。我家因文正教训，不尚奢侈，所以很少唱戏。至于赌博，我祖母只许旧历十二月廿四夜起，可以掷骰子，如升官图、赶绵羊、三子猴等。大人们也可搓搓小麻将。年三十夜，就处处花灯红烛，炭火盆内，煨着莲子红枣桂园茶。炉内焚起好香，神堂前摆上酒菜祭祖。后来大家吃团年饭，长辈分给小孩们压岁钱，贴春联，家中老管家们把大门关上，贴上“衡门衍庆”四个字的红纸条子。过一会儿，在外面的家人，便也贴上“开门大吉”四个字的红纸条子，然后，大放炮仗，随即门户大开，炮仗灯笼一拥而入，大家大唤恭喜，升官发财等吉利话。在老家富厚堂时，还用松油树枝扎成高柱——即是古时庭燎——一齐燃起。这夜大人们多半打通宵牌，我们小孩辈也闹着要守岁。其实这都是因为除夕太热闹，防火防盗的原故。次日大清早，又祭祖拜年，各户送莲子茶“攒盒”(里面都是五格或七格的糖果碟)，送到祖母的房间里，那日来拜年的，都要吃莲子茶，攒盒，坐久一点的还要吃细面或鸡蛋。小孩子们看见攒盒就来吃，以为过年真是好玩极了。大人们——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侍奉祖母，从年内就忙起，忙着送亲友的年礼。过年后又要招待来拜年的客人，赠送来客的小孩，每人少则五角，多则一元，一律是银元红纸封套。我们家中，虽有很多的太太们和男女工人，但非我母亲经手，祖母是不放心的。

赌博玩耍，一过正月十五，便都要停止。小孩子在年初，虽然可以玩半个月的灯，但正月十八我们家中的规矩，家塾就要开学。开学前一日请先生吃酒席，由男主人及男学生陪，我是女学生，不陪先生吃饭。第二日清晨，大家拜毕孔夫子，就正式读书，家中大人也高兴说“野马上笼头了！”  

清明扫墓，也是男孩们的事，所以我只到过家中直系的祖坟上，连大名鼎鼎的九帅(忠襄公)与外交胜利的惠敏公，他们的墓我们也没去过，至于游山玩水，更是绝无的事。一直等我到了杭州读书，祖母留我在七叔家中，我才游过西湖，步行到岳坟、灵隐、孤山等各名胜。

端午节吃粽子，挂香袋，拜节，也与各处相同，不过湖南人除吃粽子之外，还要吃盐鸭蛋，每人至少吃两个，说是可以开聋。七月七日夜乞巧，那是女孩们的事，摆瓜果敬织女星，在新月星光下，要用红丝线穿七口绣花针。那夜用大碗盆盛清水放在月光下。次日早又用花针轻轻的横放在水上，如果花针浮而不沉，而且日影射入水下时，针影现出如花蕊，如笔，如算珠……等，便是乞到巧了。

七月中元节，是中国各处祭祖的大节，我家也不例外。从七月初一起，便大家折金银纸锭，写包封——上面写某某祖宗冥中收用，下面写某某子孙敬具。这种指定某某人冥中收用的包封，只上追至五代祖宗为止，其余便有二三十个“曾氏历代祖先收用”的包封。至初十夜，厅堂上被摆两桌酒席为祭祖之用。桌围、椅披、椅垫、都是大红绣花的。席摆三面，朝外这面上摆花瓶、水果四碟，下面仍有桌围。再外一点当中，便摆一长桌，上面有香炉、烛台、花瓶、黄表纸、钟磬等物，也是大红绣花桌围，再外就是大红拜垫，放在红地毯上。初十夜黄昏时，便由家中男主祭人及男丁，带灯笼炮仗，到大门外向西行跪拜礼——在富厚堂则在宅西门外，取祖宗昔日曾西归之意——后再由主祭人手持香三柱，直走中堂，后面鞭炮灯笼送进。家主将香插入香炉内，众人便轻声传说：“祖先回来了。”于是家中大小，由长而次，向上座跪拜，撒席时，也是如此，以后每日三餐，都行礼如仪。一直到十四夜饭后，又是灯笼火把，香花炮仗，并有家人抬着“包封”送到河边，先摆祭品，行礼后，把“包封”焚化，这才算中元祭祖完毕。  

我们小时，受当时的气氛影响，也觉得祭神如神在，在中堂不敢玩耍，或高声谈笑，或随意吃东西。  

中秋拜月，是女界的事，我们有句俗语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不过中秋是大节，亲友送礼拜节，要比端午热闹，那夜除赏月吃月饼外，还有送瓜的风俗。若有太太们久婚无子的，便有亲友带—个小男孩送瓜，就是用长长的东瓜一个，用小孩的红绸衣包好，瓜上又插两朵金花，由小孩抱着，锣鼓音乐，炮仗灯笼，送到那位太大房内，然后将东瓜放在床上，用被盖好，再出来向那对夫妻高声道贺，祝他们早生贵子。当然这些送瓜的人，要酒食款待，送瓜的小孩，也要红包赠送。

过了中秋，当然又要过年了。上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不过正月初四，我家有个请佃农的欢宴。前清时有几十桌，每家佃农可宋代表二位，在湘乡或附近的佃家都请。民国后只有十二、三桌了。每桌六人，坐三面，桌子前面的开口面，留着好上菜。每位前面放荷叶或油纸一张，以便客人如要带菜回家，可以包裹。另外每位面前放粑粑四对——这是用粘米糯米粉和水调匀，用粑粑模子印出来的。每个粑粑如饭碗大，厚约半寸，上面用洋红点些花纹。这种粑粑在十二月廿四日就要办好。开酒席上第一碗菜时，就大放炮仗，由少年的主人，出去到每席上敬酒。在桌子开口面前，作一个揖，表示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劳，为我们服务。我们乡下在这样场合之下，最特别是打条盘上菜的人。他一只手托住条盘，那条盘过肩齐耳，盘内有十几碗菜，或十几碗汤。他身体略弯，两脚平稳的跑步，不但菜不倾斜，连汤也不溅溢。在他面前，有个开路的人。此人弯腰倒退两手向外挥舞，赶开两旁的观众。到了大厅，打条盘的，手一转，盘就平下来，由开路的端菜上桌。有时再有一人跟着打条盘的后面，也帮着上菜。这种手艺，我可说走遍中外，没有在第二处地方见过，真是一种特技。就是我家乡，也只有两三个人有这本事。 

以上所说，都是些琐屑小事，不过读者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家庭里，旧礼教之深，旧风俗之重要，要一个女子来摆脱，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