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史上，曾国藩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成就的人物。他的一生，给过去与今后，可以说留下了一部极为复杂而有分量的教材。特别是他38岁入京起的后半生，文武杂兼，波澜壮阔。他给我们留下的财富，远不止载在史册和他的1500多万字著作的那一些。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
可惜的是，在我们的国内，对曾国藩至今还没有定评，对曾国藩的学术思想还没有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现在，我不揣冒昧，想就曾国藩的学术思想谈点肤浅的认识，但愿抛砖能以引玉。
曾国藩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入京，即与唐鉴(镜海)、倭仁(艮峰)以及吴子序、窦兰泉、吴竹如、何子贞、黄之寿、邵蕙西、穆彰阿等经学家、理学家和从事词章、书法、政治、军事活动的人。揉合在一起。后来，他历任礼、工、兵、刑部侍郎，出而统军作牧，以阅履带来了更多的智慧，继续杂研经史百家。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能专攻一门”，而是多渠道“兼讨并研，所获甚夥”。概括起来，他的学术，约有四大端，即经济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
自西汉以来至于清初，儒家之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派”。这三派“各执一词，互相诋毁”。曾国藩融三派为一体，化学问为躬行，从而着重发展统率三派的经济之学。(曾当时亦自谓为四派，但以义理为主)
曾国藩的经济之学，即经世济民——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它包括政治、军事两大范畴。
第一，政治。关于这方面，我想就他最强调的礼治，和最有影响的洋务运动两个问题谈谈。
曾国藩在政治上全面贯彻礼治。他的“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圣人者，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盐米，无不条而理之’”。(李鸿章《曾文正神道碑》)郭嵩涛总结曾国藩的一生说：“公博考名物，熟精典礼，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曾文正墓志铭》)事实上，曾也确乎把礼治贯彻到治军、治国、治家和修身各个方面去了。他说古礼残缺，如无军礼，故修军礼，他一建立湘军，就亲自制订军制营规。“具体而微，等威明辨。”
他认为于王纲国礼之外，要有一套以族礼为主要的社会法规，实行对全社会的礼治。因此，他主张并授意先在自己的家族内制订了一套族规族礼，并把他载于曾氏家族谱册。
曾国藩根据其祖父曾星冈的早起、扫地、祀祖、和邻与喂猪、种菜、养鱼以及晚上挑灯课读的所谓“早、扫、考、宝、猪、蔬、鱼、书”的治家八法，改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本。作为他在家庭里贯彻礼治的具体条例。
曾国藩的礼治并非新创。他不过将古礼作了一番适应当时统治的具体添改。他的总的要求和目的，还是振“三纲”治百姓，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三纲”还是他的礼治的总纲与依据，所以，他在礼治中十分强调“君为臣纲，父为于纲，夫为妻纲”。如他的长女、三女的夫婿，均粗暴而干坏事，他教女儿不要反抗，说：“《仪礼记》曰：‘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谆谆告诫女儿忍耐顺受。曾国藩正是想以此让人们在“三纲”统帅的礼治之下秩序井然。他对未建立的秩序，积极建立，对已建立的秩序，不容破坏，故所似对洪杨起义“使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讨粤匪檄》)恨之入骨，便下决心把太平天国打败。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政治上是典型的封建主义保守派。但是，曾国藩后来开办洋务，便成为政治上的改革派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国藩与奕訢开创的洋务运动，是受龚自珍、魏源等人思想的影响和出于洪杨军兴与鸦片战争的内外两因的迫使。
1840年起，两次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一股股洋风自然刮了进来。曾国藩虽只总督两江，但他对天下大势，常自“会观而熟计”。特别是他兵出九江之后，亲眼看到“夷船扬弋于大江之中”，“为发逆助运货粮”，而洋枪洋炮，确实“锐利无比”，他就迫不及待地上奏朝廷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奏稿)这就是曾国藩创力洋务运动的动机与目的。
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有着两派斗争的矛盾．以倭仁大学士为首的顽固派，极力反对开办洋务。倭本是曾的“良师益友”，至此，却指斥办洋务为“祸国殃民”，并也迫不及待地上奏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既想平衡两派势力，又听信奕訢“发逆交乘”，想“借夷力以铲之”的意见，而支持了改革派，因而改革派战胜了顽固派，洋务运动开办起来了。
洋务运动，虽然有两派斗争的矛盾；有安内之后必然攘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与国内民族工商业之间的矛盾；有民族工商业与手工业之间的矛盾和买办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最根本的还是皮毛之不相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但是于曾国藩来说，洋务运动，毕竞起到了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拯救了几濒于危的清王朝的命运的作用。
洋务运动为时不长，但它的意义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假使没有洋务运动，当时既颁布《天朝田亩册》，欲实行均田制而又胡乱封王，称什么天父附体、自乱纲套的洪杨，把中国推向何处，实难逆料。
假使没有洋务运动，也就没有后来赴外深造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也就引进不了西方技术，也就开办不了民族工业，培养不出大批技术骨干和出现不了产业工人，导致不了无产阶级革命。
洋务运动，应该是肯定的。
曾国藩开办洋务，借用洋兵，是不是卖国?他在外交方面，有不有卖国行为？
据考查，曾国藩在听到鸦片战争和议达成的消息时，对清廷的屈膝赔款，感到“有损国体”，“大局已坏”，(见家书)他对当时赔款二亿一千万两银子，是大富绅输款捐助，还是动用国币，作了探询。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英军陷定海，镇海等城，曾国藩发出浩叹：“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禀父母书》)1867年(同治六年)， 同治召内外大臣筹和议，曾国藩提出：“以为其争彼我之虚仪者予之，夺吾民之生计者，弗许也。”他初次见洋人来助，“虽以人礼待之”，但说“要先来就我”。他见洋船沿江上下，“防其助逆”，特物色通司见机接近洋人。他起初见夷官带兵来助，只接受其武器，而不许带兵进境。他虽同意李鸿章引来的美国人华尔组建，后由白齐文、英人戈登统领的一支混杂之兵助战，但在围金陵时，不许这支兵入扎内濠。1863年(同治二年)英国侵华头子迪佛立忽跑到裕溪口见曾国藩，愿组织一支洋兵助战，曾国藩当即予以拒绝。他是始终“不肯援夷以兵柄”的。
就上述看来，曾国藩还不是人们所说：一味讨好洋人，出卖祖国的。
然而曾国藩到了晚年，在西太后的掣肘之下，有急流勇退思想，故在边备无修时，于天津教案民愤甚激之中，主张“不可以小忿肇边衅”，而忍辱达成了和议。这是事实，不过将此事作客观分析，曾国藩并非主观上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开始是作了事态可能闹大而以一死报国的思想准备的，他为此写了《谕纪泽》的遗嘱，安排了后事。可是朝廷“一味求和”，而代表西太后的钦差崇厚又十分坚持“多杀官民以谢罪息事”，曾国藩才不得已采取不杀官吏、少杀凶民的态度，作了自认为是昧了良心的了结。这可以说，曾国藩还是以身家性命思想占了上风，迁就了法兰西人，屈杀了自己人，因而遭到了沸腾的非议，这是他的耻辱。
有人说，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在办洋务等外交方面，与曾国藩一脉相承。依我看，曾李并非一样。曾国藩与李鸿章虽然都是西太后控制下的权臣，但他们所处的地位与时代是不同的。如果说荒淫无度的西太后，酿成了水豆腐一般的国防力量，使主朝政三十年的李鸿章随之堕落而作了一软到底的外交，是卖国行为，那未当时只有着方面权位的曾国藩在一味求和的西太后的压抑之下，还是作了一些量力性的抗拒的。1862年(同治元年)秋，曾重任两江总督，他见法国人以天津教案未能完全遂其欲望而复来搦战，竟扶病进行了一连串的阅兵活动。这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对外思想，非如李鸿章的一软到底。
曾国藩不是卖国的！
第二，军事。有一部《曾胡左兵学纲要》，是王哲光编著的，他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方针、治军、行军和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而较完整的编撰和阐述。这部书是在蔡松坡《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加以扩编和发挥的，它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曾国藩军事学术思想参考。
我现在就曾国藩的军事学术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作如下探讨。
一、迅速建立一支亲信的、指挥如意的湘军。
湘军开始是由团练中分出加以扩充和整编起来的。它一建立，即脱离了地方官的牵制，而成为野战军。它的建军方法是，先物色可靠的能员去招募兵勇，并规定谁招谁带。从下到上，要求做到层层亲相可靠。
二、水陆并重。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陆军的同时，采纳了胞弟曾季洪的意见，用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在衡阳大造战船，精练水师。后来靠水陆并进，围困金陵，直接打败了太平天国。
三、大量选拨人才，培植一支足以指挥作战与地方为政的军事政治骨干力量。
曾国藩重才识才，这在当时就是公认的。他特别注意选拔将材。他说：“千军易得，良将难求”(日记)，说“人才至难”、“带勇之难，以体察人才为第一”。 (见家书)他对选将的具体要求是：“约有四端，第一知人善用，第二善观敌情，第三临阵胆识，第四劳务整齐。”他选才的标准是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常说，“人才可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才可用。”因而他选用人才，不拘一格，而视其杰、专、大、小均予以擢用或保举。又多不拘其出身，而或破格超擢。但他主张用才、保举“不可不慎，不可太滥”。
总观曾国藩的生平在选用人才方面，成功地做到了“知人善用，保擢咸宜”。他做到了杰才不屈用，如左宗棠以举人出身，桀骛不驯，曾国藩说过他“横行一世”。但是，曾国藩对于左，只有保举没有压抑。直到最后，左宗棠不得不心服于曾而作輓曾之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我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荣哀录)
曾国藩作到了专才不滥用。如鲍超(春霆)只善于野战冲锋陷阵，曾国藩说他“指一方，打一方，鲍公亦一雷公。”所以，曾国藩一直用鲍超管带一支数量相当的“活兵”，游击围护于自己大本营的周围。此外，曾国藩还做到了大才不小用，小才不大用，有德无才者，信而不用，有才无德者，“用之即予汰去”。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然而曾国藩也有些护短和感情用事。如他对普承尧于建德之役未能坚守待援，即予以参革充军；而对李元度于徽州之役未战即遁，只“予以薄怨”，就是例证。
四、长于战略。
曾国藩短于战术，亲临前线，有清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但是他能吸取教训，改变指挥作战计划。他在战略上是全盘考虑、审慎入微的。他说“治军如治家’、“规模宏大而综理细微。”他审机审势，尤重审力。他始终坚持进踞上游与中心要害之区以控制地理优势。所以，他的水师长期“以鄱阳湖为巢穴。”自身上驻安庆，“直控金陵，旁击浙赣。”
他在战略上还一直坚持“圈剿”，即主张先满盘审力，然后如下围棋一样，一块一块地吃掉敌人。为此，他围困金陵达三年之久，虽几次动摇，但终于没有变计撤围。他攻打捻军，更是配合左系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合数省之力，蹙贼一隅”，也终于做到了如围攻金陵一样，“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他在圈剿中注意了“围城打援”相结合。
曾国藩为使圈剿得手而无后顾之忧，主张围杀不漏，多杀不悔。他的这一套圈剿血洗战略政策，使蒋介石衣钵相承，运用发展成为对我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
五、理财筹饷。
用兵需饷，动针要线。尤其摊开对太平军的全盘作战以来，曾国藩知道财物日耗，靠国库支出，太无济于事了，因此，他在理财筹饷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1、办盐务。自1855年(咸丰五年)起，曾国藩先于浙江一省开办盐务助饷，尔后遍及江淮各省。其办法是，凡是公盐私盐，明贩暗贩，均按出境出省销售情况，一律收税加价。后来因私盐商贩不断反抗，才对私盐暗贩的加价，稍低于官盐，而税收不变。
2，办厘金。从1858年(咸丰八年)起，曾国藩感到盐务助饷不够，特根据雷以諴、钱江所创之法，于水陆各路设卡抽厘。他亲自修订厘务章程，并简亲信能员置于各路大卡。
3、卖官获捐。清朝亦早有捐官之例。到洪杨起义后，清政府这一捐官制泛滥起来了。曾国藩为了以此大量获捐助饷，曾一次印发空白捐官文书达二千多分。由此，可知他们所卖之官与所获之款是不可估量的。
4、利用省、县地方富绅捐款筹款，以及用地方之才，取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
曾国藩这些理财筹饷之策，虽可说，都是成功的。但是，它不断加重了农民商贩的负担，同时也真有启地方官吏的贪污诈索之便。
六、军纪
湘军军纪前期很好，曾国藩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曾示意并严饬各地于筹饷之外，“不得搜刮民财”，他“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致张亮基信)但到后来，曾国荃、蒋芗泉、陈舫仙、袁大兴等所统之军，纪律极坏。如打开南京，曾国荃军大烧大杀，大肆洗劫天朝府库与搜刮全城财物，几乎与左系湘军，彭系水军的兵勇伙并起来。曾国藩由安庆赶赴南京，目击实情，感到不妙，连续飞奏朝廷说：“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金陵克复，全股悍贼歼灭摺)“伪宫赋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克复金陵老巢，而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作诗惋惜并慰勉曾国荃“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尽管曾国藩如此微妙地掩饰而护短，但是已彰的事实，早已载在大江南北的口碑，载在当时一些见证人的记录簿上了。(如王壬秋《湘军记》、陈子庄《庸闲斋笔记》、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等等)。
不过，曾国藩本身，还是没有贪赃枉法。若以春秋责备贤者，湘军的军纪后期之坏，造孽之深，曾国藩是不能辞其咎的。
这是曾国藩治军思想不够严谨之处，是他军事思想方法上的一大缺陷，也是他的政治面目上自我染上的黑疤。
曾国藩说：“穷经以寻研义理为主”、“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家书)他的这一论点自从唐鉴、倭仁等人“穷极程朱性道之蕴”而来的，亦自从桐城派方苞、姚鼐那里得来的。
他从经到史，从周程朱张上溯“三易”旁及老庄，唯心唯物杂揉于一身，因而形成了他那复杂的和矛盾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他的最大长处，是将义理结合所学所行。他说：“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读书何用”，他的这一意思，显而易见是读书必须悟理，悟理是为了实行。因此，他能于义理之中，悟出天生的许多成功的道理。
他悟出人生第一要立志。所以他于《五箴》上，首先提出“立志”。他认为不仅要立志，而且“凡事要立坚卓之志”。他于1842年11月30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起立志戒烟，以后便终身不吸烟。
他的立志，当然是指的立大志，是不外立志做一个旋乾转坤、治国安邦的豪杰之士，或做一个事无不通，人格至极的圣人。他的立志，所贵在寄远大于现实，而不使落空。
为此，他悟出必须“格物”与“诚意”，并以此置于凡事立志之先。
“格物”按照现在的说法，“格”为理性认识，“物”为现实存在。他很能知道这一意义，所以每对客观现实，总能作出入微的探索、研究与总结。他认为事要办，但办什么事，如何办好，能抓住主次，条理不乱地办下去。他认为兵要带，但带什么兵，如何带好，能摸索总结出一套带兵的经验和办法。
他知道“格物”与“诚意”是相辅相成的，故说，“所知面力行不欺”，不懂装懂，他反对华而不实，做到了事事认真，步步踏实。
曾国藩悟出要达到志之所向——成为圣贤豪杰，主观方面强调—个“敬”字。他说“主敬则身强”，又说“敬之一字，孔子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敬则无美不备”。(日课四条)
他的“敬”包括了肃、静、慎、勤、耐五个方面。他主张严肃对待一切，主张无论处于什么繁忙纷乱之中，都要保持“条理清晰”。他认为静可保命，故说“养生以戒恼怒为本”。以为恼怒是因不能守静而致足以致祸，所以常教其弟沅甫平肝息怒以保身家荣誉。
他主敬中的慎，包括了思无邪。言无妄、行无不轨。思无邪，不只是一种心地公直的道德概念，而是读书办事，都要专心致志。他说“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严肃认真、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一种思无邪的精神的表现。
曾国藩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日言谈不苟。他说：“立身以不妄言为本”。但他又检讨过，口虽慎言，笔下却喜欢“嚣讼”。他以为打一点笔墨官司也是一种失慎的行为。
曾国藩慎言慎行是一致的。他在慎行上首先是戒傲。他之戒傲，一得于《易》、《礼》，一得于家教。1839年(道光十九年)，他赴京离家时，向其祖父曾星冈请训，曾星冈勉励曾国藩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若不傲，则好全了。”(家书)曾国藩谨记此言，并常以之转诫诸弟与子侄。
他以为满的确可以招损，凡是总以不求全为好。他说：“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长之理，而知不可无缺陷也。”所以他颜其居为“求阙斋”。
慎言慎行，先具见于他的《日课》“慎独”。慎独，是先保持此心不坏，养心寡欲，并“日常内省不疚”。“慎独则心安”，心安则无危，无危还须小心翼翼，时时如履虎尾春冰。曾国藩故能持盈保泰，得到令终。
曾国藩的慎独，不是消极的趋吉避凶，而是积极勤奋而勉强地朝着志之所向迈进。
他的勤奋的具体表现，首先是居家、行军、为政均不晏起，他说“勤之积于平日者，自不晏起始。”
曾国藩强调“忠勤”，说，“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说，“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家训)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忠勤不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了。
曾国藩克勤小物，他说，“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因此，他治学从小学起用功，他居家于种菜整土作沟，都教家人以细致合理。他批阅文牍，十分精细，他治军如对水师的一浆一筏，从画样到验收，都亲自过细。他比起诸葛亮“自杖罪以上皆亲自裁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一般勤奋的人们，如果处身心不健康不愉快时，未免稍懈，但曾国藩与此相反。他知道勤奋还须加以勉强，才能克底于成。他说，“余观古圣贤豪杰，都由强作而臻绝诣。”他最喜《淮南子》所说的“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他也最喜董仲舒所说的“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他以为勤奋勉强进而成为倔强的人，才于学问、事功成就更大。他说倔强，“于功业文章均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 (家训)
倔强，不等于固执偏傲，不等于刚愎自用。它还是有弹性而刚柔互济的，是十分能耐的。曾国藩还能柔能耐。
曾国藩于主敬方面悟出并捏住了一个“耐”字诀。耐能持久，有恒。曾国藩说“有恒为成功之本”，他的确有异乎寻常的耐性和恒心。他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起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老，三十余年，未间断一天。曾国藩愈到晚年，愈见耐性。如他的至友刘蓉因事骂他为杨嗣昌，他耐着性子不与争执，到后来他还帮助刘蓉解免危难。终至言归于好。他晚年再三请求开缺还山，而所得到的批复，不是不准，就是驳斥。可是，他总是口头上无怨言，工作上不怠慢，在身病脚肿较为严重的时候，还坚持下去视察阅兵。于此，可见能耐，正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曾国藩还悟出士大夫智识分子，有两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忮”与“求”，即嫉妒与自私，因而他强调“强恕”，强调制私欲。他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还说“圣人教人千言万语，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大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 (《不忮不求诗并序》)。
我们知道曾国藩于忮求是作过勉强抑制的。如他之于李鸿章会攻金陵和与左宗棠积不相容的关系上所持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在忮求二字上的抑制程度。
曾国藩虽然如此悟理踏实，走自己铺开的平凡而远大之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他又感到他的一生中有许多偶然和不可理解的机遇，从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祸福鬼神和人事可胜不可胜的矛盾心里。他说“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则可免于灾戾”，又说，“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将措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则谓之吉，过是则吝矣。”他在这些话里明明指出福可以邀至，吉可趋而获得，祸可避，凶可使之免。然而他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总是发出这样一些感叹：“天命一半，人谋一半”，“凡成大事，天意居半，人谋居半”，“古来大战争大功业，人谋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1858年(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他扶觇，听相觇仙的断语。“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知为“败”字，尔后三河之役，全军覆灭，其胞弟曾国华亦殉身此地。他便认为败局先定，天意难回，他几乎是在靠天打仗的了。
曾国藩说他如星冈公一样，不信地仙、巫医，可是他在父母死后，请地仙看地买地，煞费苦心，并且说：“风水说，确有是理。”
曾国藩又是一个宿命论者。
尽管曾国藩于义理还有未明，靠天信命，可他还是坚持“尽人事以听天道”，终于凭主观努力，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人物。
二
曾国藩既说过义理、词章、考据三派互争，又说过汉学与宋学互争，也有人说清初之学派除桐城派外，还有理学与今文学派等等，到底是多少学派?
讲汉学的专重考据，讲宋学的兼重词章与义理，清方苞、姚鼐为首的桐城派。就是宋学学派。今文学派，属于汉学学派，但它以龚自珍等人为首有了新的发展。曾国藩出自桐城，是兼义理、词章的宋学学派，但到后来他认为汉宋两大学派各有优缺，便放弃了“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的偏见。说，“仆窃不自揆，谬欲取二者之长，见造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 (《致刘孟容书》)还说，“余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儒之说，不敢雷同而苟随”，(《书札》)因而创立了超越桐城的湘乡学派。
湘乡学派与桐城学派，在崇儒重道上是一致的，其不同之处是：
湘乡派反对桐城派为理学而理学，为词章而词章的不切实用，主张“为文发挥义理，抒写性灵，更重要的是为经济躬行，有的放矢。”(洪寿笔记)
湘乡派反对桐城派为文柔靡无气，白淡无味，主张为文“要有婎直之气，驱迈之势”，要“气势奔放”、“醇厚有味”。
湘乡派反对桐城派摹拟八股时文，主张写能活人心、关世教的情理俱胜之文。曾国藩并因此喊醒士子们，不要被科场应试的八股时文，这一桎梏折磨致死。(参看钱港舟制艺序)
湘乡派不同于桐城派的是，比桐城派的治学，来得更切实有效。曾国藩有一套完整的看、读、写、作方法。
湘乡派特别强调适时实用。曾国藩连写字也讲究合时适用，如他在京时以为写颜柳不适用，改写千字文。
他于考据之学也是去其烦琐，取其适用。他教子弟读书，从考据之学中选择其适用的小学三端，作为基础知识的贯注，这就是教子弟先于文字、训诂、声韵三个方面下苦功。他教子弟练字，既强调书法功力，更强调文字功力，所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孙子曾广钧的书法，不仅各成一家体，而且据我所见，没有发现写过错字。
谈到湘乡学派的切实治学与曾国藩的教子弟下苦功于基础知识的学习时，使我更想到了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方法，正是桐城派思想方法的一个飞跃的突变。
曾国藩的教育思想，虽然与桐城派一样，都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在打开南京之后，大量兴修学院，积极恢复各地尊孔读经，并大量刊行经籍。可是，他还是在1860年(咸丰十年)起，即留心西学。教子弟“穷经史，然后去太西学。”(《曾级安致曾广祚书》)他后来“命长子治方言，命次子治历象，遣童涉海以求新知，期攻错于他山”。(曾约农《曾氏五修族谱序》)结果，他的长子曾纪泽擅长英、德、俄语，充当了出色的外交家；他的次子曾纪鸿，考园周率创新法，成为当时国内外有名的数学家(当时太西各国求三十六位，需演草数十年，曾纪鸿只用月余得一百位)。
曾国藩的这一先穷经史，然后去太西学的不见形式的教育方针，直到大陆解放前夕，还在贯彻着。
曾国藩的后嗣，可以说极少废材。
无穷往事般般考，不尽长江滚滚来。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和陶冶着人们。受过他的影响与陶冶的人，虽然浮沉不一，功罪难言，但其影响毕竟是既深且远的。今天我们国内不取十年前一提起曾国藩和他的影响，所及，知与无知，都一口予以否定的态度。重新出版《曾国藩全集》，大家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严谨的态度，对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开展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研讨，不饰不抹，求同存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入们吸取其积极的精华，剔除其消极的糟粕，是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的。
必要及时地开展着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其重大的意义与无比的价值，还在于积极地提高我们的唯物史观，消除海峡两岸某些人形而上学的政治偏见，从而使海内外的同胞，携起手来，共同为祖国的统一与繁荣富强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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