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于1878年出任驻英、法钦差大臣，1880年又兼任驻俄钦差大臣。在俄坚持近一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废除了崇厚和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1888年2月改订《中俄伊黎条约》，收回伊黎地区大片土地，取消了俄国人的一些在华特权。这次“探虎口而索区投之食”，是晚清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曾纪泽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但是，中法之役(1883年12月——1885年6月)中国打赢了，反而向法国求和，订立屈辱的《中法新约》，这是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一个可笑可耻的话柄。可是曾纪泽是当时驻法钦差大臣，一直未参与和议，此事却鲜为人知。

清王朝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20多年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国内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也次第平息。经过20多年的洋务运动，海军具有相当规模，陆军装备更新，素质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综合国力也有所增长。曾纪泽久驻英法，对法国政局比较了解，中法战争爆发前后，他衡量形势，主张对于法国人的无理挑畔“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并提出具体的战备办法。可清廷畏洋如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决定妥协。185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同意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意法国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调回在越南的中国军队。战争第一阶段结束。这个条款，是在战争胜负未决的情况下，中国认输吃亏而签订的。6月，法国人得寸进尺，为迫使清军提前退出越南，并扩大侵略，突然炮轰驻守谅山的清军，同时向中国海面调集军队，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战场分别在越南和中国的领土上。在中国战场上，法军进犯台湾，一度占领基隆，袭击福建水师，毁坏马尾船厂。面对法军对中国侵略，而清政府还是一再严令南洋海军回避马尾港内，“不得擅自启衅”。结果被法国舰队堵住港口打死鱼，损失惨重，这时清政府才被迫对法宣战。

1885年2月，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国政府向曾纪泽表示，愿就此议和，所提出的开议条件较后来的《中法新约》为好。曾纪泽电清廷请示，清廷未授以议和之权。3月，在鸿子材的指挥下，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引起了法国政局的动荡，茹费内阁垮台。一味妥协求和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主张“乘胜而收”，命令前线清军停止进攻。4月初，双方代表在巴黎签订了《停战协定》。曾纪泽以驻法钦差大臣，被摒于和议局外。和议成，战胜国中国签订了战败的条约——《中法新约》，又称《中法越南条约》。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连许多法国人都不相信有此怪事。

曾纪泽受到清朝政府的冷遇，全因他是主战派，清廷惟恐他态度强硬，有碍和局。其实曾纪泽并不是盲目好战者，而是主张“不让”，在迫不得已时为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主权完整而战。在条件适当尤其在于我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议和，他决不会反对。然而，驻法钦差大臣竟不得与闻和谈，坐视国家遭受完全不应有的损失、屈辱，其悲愤之情，可想而知。下面披露曾纪泽在此期间一封满怀愤怒的家书，百余年后读之，犹令人抚膺长叹!这不仅是曾纪泽个人的愤怒，而是中华民族的奇耻、悲剧，是清政府昏庸腐朽的大暴露。信中说：

侄儿纪泽谨禀叔父大人侍下。二月初三、十五两禀，订呈慈鉴。顷奉正月初十来谕，敬悉福体康和，公私平顺，至深庆慰。法军自谅山大败之后，粮草器械尽弃江中。吾华军声大振。闻刘渊亭亦舍宣光由间道进趋河内，以图拼力进攻。法帅电致法相茹费斐理，极言华兵锐甚；法兵溃败之余，人怯械竭，难以抵御，但望能保守河内，即是万幸云云。法绅闻此消息，立将茹费革退，并逐其党，另易伯利松为内部尚书，佛来西呢为外部尚书，其余各部，亦多更换。举国汹汹，拟将茹费流放他国，再议增兵赴华。佛来西呢在议院宣言：“并取越之北圻，非我国家本意，乃茹相一人之私见。今法军新败，若遽以让华，未免有失国体”云云。吾华趁此机会，与法议和，自是正办，且可望得一公允之约，虽稍让犹为体面。乃误信赫德等诸人之言，一若茹费退而和议即难成者。茹费亦因其不容于本国，阴嗾赫德等赞成其议，恫喝中国，表里为奸，仓卒订约，令吾华先将滇粤官兵限一月概行退出越境，而彼族搜海面、禁米粮、封台湾、据基隆，一切如故。俟订译约之后，再行议撤。新报中明载中朝谕旨允行。不独法人喜出望外，且有疑而不信者。即各国新报，亦莫不骇然。吾华所以急于订约者，以台湾战事不利也。岂知茹费自接谅山败信，已三次飞电饬孤拔撤尽台湾基隆之兵人轮，赴援东京，孤拨得电将行，而金登干已在巴黎画押，所争只在一二日间。而台围依旧不解，孤拨复以兵轮分扰澎湖，将来订译约之时，彼族要求挟制，无所不有，滇粤官军既退，势难再进，虽欲悔之，亦无及矣!且法虏之扰澎湖，在于画押之后，彼若不退，我将无如之何?无澎湖是无台湾，虽解围何益?而滇粤边境之后患，更不必言矣!时局如此，为之奈何!此次赫德遣金登干在巴黎议约，诡秘万端，惟恐侄人其场，或以坚执愤其事。吾华当事诸公，初亦代为之讳，不愿侄之预闻，盖犹误认侄为鲁莽主战之人，虑其从中梗议耳！试思出使之臣，何能不听命于枢廷译署!若枢廷译署果命使臣讲和，胪列当争当让之端而明谕之，使臣又何至故意从中坚执以愤事耶!本年正月杪，法廷甚愿与侄议和，其时谅山犹未克复，所许开议之端，已优于赫德之约，侄当商译署而未蒙授以议事之权，皆缘赫德为祟。侄既居局外，岜愿揽此和议，自寻苦恼?特以受国厚恩，稔察敌廷情形，竟坐视吾华之一误、再误至于三五，迄今犹可稍望为桑榆之收而卒不可得，此心不能无愤怒也!现因病乞假一月，下乡调理，已奉旨俞允……

曾纪泽写这封信时，健在的叔父是曾国潢和曾国荃。曾国潢长期居家，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从信的开头“谨禀叔父大人”而无“母”字和“公私平顺”一语推测，此信是写给曾国荃的。时间是1885年夏历三月初七日，《中法新约》尚未正式签定。固然信中满腹牢骚，但非为个人得失，重在和议失策，有损国家利益。细味此信，他既“稔察敌廷情形”，虽已初步画押，“迄今犹可稍望为桑榆之收”，曾国荃居督臣重位，是不是纪泽有意欲九叔向朝廷进言，扭转议局于万一呢?曾国荃是否有此体会?也许体会了而顾虑朝廷已作定计和叔侄之嫌而不敢进言；也许进言而毫无实效。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查考。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例中进一步了解一个有胆有识有为的爱国外交家，此时此地却无所作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