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字组庵，号无畏，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湖南茶陵县人。父谭钟麟历任清延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虽出身官家名门，但他从不以名门自居。从小聪明好学，刻苦自励，二十四岁就成了进士，旋授翰林院编修。他是当时湖湘三公子之一。三公子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户部员外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以及谭延闿。这三个年少人，都出身于官宦门第，书香之家，都有功名和雄心壮志，故时人称为湖湘三公子，谭延闿遇事讲求和睦持中，善化干戈为玉帛，素有谭婆婆之誉。谭延闿的青少年时代，是列强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灾难时代。他目睹帝国主义的侵凌，清政府的腐朽，早萌革命思想。为了寻找救国之道，他曾组织“宪友会”，希图通过立宪之径，拯救中国的危亡。他与汤化龙是同年进士，后来都成为立宪派的领袖。立宪派人，虽然通过国会请愿和各种活动，在政治上给清王朝一定的打击，加速了它的灭亡。但是，要彻底摧毁清王朝的残酷统治，还得依靠革命党人，民军战士和广大的劳苦人民大众。谭延闿看到了这个形势，转而跟上时代脚步，追随孙中山先生做出了一番事业。1911年11月继任湖南军政府都督，191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民国十七年)，官至国民政府主席。

1903年，从日本回国的胡子靖先生（湘潭人），决心以教育救国，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他与龙璋，龙绂瑞等共同集资，租长沙左文襄祠作校舍，开办明德学堂。一个海外回归的学子，既无薪俸收入，又无雄厚家财，白手办学，谈何容易。他找到了谭延闿，陈述学校面临的经费困难。谭延闿到校，当即捐款一千元，而且还答应每年资助英文教员薪水一千元。他自己的薪俸收入并不多，他也不伸手向其父要钱，他动员自己妻子方夫人变卖陪嫁首饰，共同凑合捐款，支持明德学堂办学。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明德学堂不仅在经费上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且在学校立案，向当地政府请款，要求拨给校舍等事宜，亦相应得到顺利地解决。他在第一次主湘政时期，又批准明德、周南、楚怡、修业四所私立学校立案，政府拨给经费予以常年津贴。他不仅与明德中学教员黄兴、周震麟等过从甚密，而且与热心办学的教育界名流朱剑凡先生等亦结为至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反正成功，给清政府敲响了丧钟；这次反正的胜利，给革命党人极大地鼓舞和支持。紧接着湖南于10月22日反正成功，长沙一举光复。在秩序混乱，百废待理，“匈奴未灭”的形势下，谭延闿继任了湖南军政府都督。

武昌反正的胜利，给了清政府当头一棒，引起他们极大恐慌和仇视。随即调陆军大臣？昌，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各部妄图用水陆夹攻办法，迅速消灭武昌革命军；又令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合力督办剿抚事宜。一着不凑效，紧接着清廷又令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冯国璋为第一军统领，段祺瑞为第二军统领，更加紧了扼杀武汉革命政权之阴谋步骤和军事行动。武汉革命，在此万分危急的形势下，亟需外部同志的援助。湖南光复后，原焦，陈二督巳派出四十九标北上援鄂。谭延闿就任都督后，立即委党人谭人凤率陆军学生对新募士卒日夜操练，准备北上，并令在省军官刘玉堂、甘兴典、刘耀武等人，率部先后开赴武汉前线，与清军作战。武汉前线，自得到湖南革命军的援助，民心安定，军心振奋，史载：“民军之援鄂者，以湖军为最得力。”

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后，除继续扫除清廷守旧势力，光复湖南全境外，还积极支持和进行新政建设，他委派谭人凤、刘揆一去武汉，帮助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并遴选刘彦、彭允彝等党人为参议员，又派宋教仁、刘揆一为湖南驻南京临时政府代表。他还敦促和支持外省如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革命党人独立和反正。革命党人在甘肃省秦州反正的成功，尤得到谭延闿的有力声援。

秦州反正成功后，革命党人马上建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铖任军政府都督。黄钺(1869—1943)号幼蟾，湖南宁乡人。1906年经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1910年冬，受同盟会派遗，黄兴、谭延闿敦勉，去甘肃边陲开拓革命阵地。他以故人之子身份晋谒驻兰州陕甘总督长庚(鑶父黄万鹏随左宗棠去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立功得任新疆提督，与长庚共过事)，长庚委他为甘肃督练公所总参议。黄钺得到这个合法职位，于是暗中联络党人，积极进行反正的准备。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在张凤翔、钱鼎的指挥下，进行反正，一举光复西安。长庚为了扑灭陕西反正烈火，立即起用前陕甘总督升允为统帅，拼凑数万所谓东征军，开赴陕西前线，并令黄钺率一旅去秦州(天水市)布防，以阻止陕西民军退路和四川民军北上增援。黄铖率部于辛亥年(1911年)十一月初抵达秦州。不久即联络秦州道台向燊等于1912年三月十一日宣布反正，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军政府设八大处，以魏绍武、陈墨西、黎兆枚，周昆等分理军、民、财、教各部政务。军政府成立后，推行各项新政措施，人民安居乐业，额手称庆。继秦州反正八天之后，兰州以警备道赵惟熙为首的清廷官僚，见大势巳去，被迫亦于三月十九日宣布承认共和，也成立了一个甘肃军政府。他们除换挂国旗外，其余一切旧制均未改动，还说当今革命，共和是周厉出奔，周召摄位，意为宣统皇帝还会登基。他们利用兰州通电条件比偏僻秦州方便得多的优势，于所谓起义的当日，用快电告北京袁世凯，并血口喷人，诬蔑秦州革命党人的反正是“争权夺利。”(秦州党人反正时，首先只向武汉，南京、湖南等省的军政府通电，而且是委人去西安拍电报的)袁世凯偏信赵惟熙谎言，竞指责秦州反正是什么“擅拥甲兵，有害公安，动摇国体”。并限期“取消独立。”赵惟熙以袁世凯作靠山，积极布置军事力量，拟对秦州军政府采取军事围剿。至此，秦州军政府之党人，再次通电全国，将反正的前后经过，是非因果，彰明国人，驳斥了袁世凯、赵惟熙的谰言，指出了他们的武断作风。但为了顾全全国大局，避免战火再度蔓延，秦州党人提出了以承认共和，改革旧制为核心内容的十四条，与兰州军政府进行谈判。在革命党人一再忍让的形势下，双方达成了协议。最后，秦州军政府，即甘肃临时军政府解散，黄铖本人解甲南归。

那么，谭延闿都督是如何声援秦州党人开展反正事业的呢?首先他与黄钺“互通缄问”“深信其素志革命”。壬子年(1912)二月，他以湘督名义，委派江楚坍，黄锡斌、罗韬、胡定武、廖汉勋、洪名魁、廖凯南、汤振安八人为湖南专员，去甘肃秦州与黄钺进行联络，共襄反正事业，继而又拟以实力相助，他致书陕西都督张凤翔，请他“接济秦州饷械，当由湘解还”。闻秦州反正成功后，他即致电黄钺诸党人予以祝贺：“闻光复功成，具见勇力宏猷，有造民国，从此恢复秩序，建设新业，必能与民咸享幸福，闿等无任欣企。”当临时政府被兰州官绅中伤，兰州官绅拟对秦州采取军事围剿时，谭延闿又致缄黄钺，劝其宽容大度，协商调解：“现大局久定。更非少数人及偏隅省伤所能动摇，两公(黄钺、向燊)宏伟强毅，素所敬钦，万不宜牺牲远器。伏望从速引身回湘。”同时他还通电全国各省都督及袁世凯、黄兴、黎元洪诸要人，帮助阐明秦州的正义之举和功绩。“秦先兰后(指反正)”，“秦是兰非”，谭延闿于俭电陈明。当黄兴结束在秦州公务，解甲还湘后，谭延闿又与黄兴联名致电北京中央政府，为黄钺革命党人请功，黄钺返湘后，把有关秦州反正的一切电文、书信、文告、章程条约等文字资料汇编成《陇右光复记》一书，谭延闿又为其题写书名。

单从谭延闿都督对秦州反正事业的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声援，就可以窥见他对其他省份的反正事业，和尔后的民主革命事业的鞠躬尽瘁精神。谭延闿都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业绩，将永昭后人，彪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