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9年10月，湖南新宁县天地会领袖李沅发的起义是大平天国革命运动前湖南广西之间最大的和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可信的资料来证明它与太平天国的直接关系，但它掀起了1850年广西农民起义的高潮，因而他成为1851年1月大平天国金田起义的前驱是可以肯定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虽然都重视李沅发的起义运动。但对于李沅发本身的革命斗争史还没有人作过有系统的整理和介绍。去年寒假，我们曾经组织了新宁籍同学进行了李沅发历史的调查，但因为调查的不深入，尤其对入桂以后及其与广西各会党山堂的关系更无法调查，而他的起发，却又以广西为基础，其影响所及，也以广西为最大。就现有的资料说来，对这一史事的处理，自然是很贫乏而免不了错误的。  

李沅发是新宁县东对河水头村人(今第一区金峰乡)他的出身是一个贫苦的佃农，为人忠诚老实，农闲时打草鞋或者帮零工谋生。据他的族人说李沅发每年夏天都挑着新宁特产的林檎果(花红)到全州去买。一个来回可以赚到串多钱的光景。正因为他时常去全州，因此与广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李沅发的交游很广，家里时常有来来往往的客人，据说有一个长沙籍的叫化子，就在他家中住过五六年，没有讨到吃的时候，便同李沅发一起过活，李沅发的妻子也很贤慧，这样更增加了李沅发在群众中的信誉。

李沅发起义于184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其势力范围占有湘桂边境十余州县，义旗所到，四处响应。明年四月进号“抚江王”，不久，即失败。参加这一起义的群众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李沅发起义前，1847年，即道光二十七年新宁天地会领袖雷再浩曾领导起义。关于雷再浩，据地主阶级的记载说：“雷再浩者，新宁黄背峒人，习青莲教，阴结粤西奸民李世德及新宁李尚开、陈新进等为逆谋”，“在新宁全州界徭山内倡习邪说，立棒棒会，聚众潜出，劫掠新宁，官兵捕之，再浩拒捕，遂谋作乱。”“其入会曰放台”，“先搭高台，以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备钱一百八十文，焚香饮血为誓”，其党“有青家红家黑家诸名目，吃斋者日青家，不吃斋者曰红家，行劫为盗者日黑家，四出勾引者日铁板”。再浩起事时，“分其党为五营，给白挂红结，各以其方之色别其旗帜……再浩世德为总大哥”，所有各营皆听总大哥的命令行动。一时广西天地会纷起响应，大大地打击了统治阶级，因而遭到了以江忠源为首的地主武装与封建走狗长宝道杨炳堃为首的官兵的疯狂大屠杀。再浩失败之后统治阶级为了进一步镇压农民的革命运动，曾经规定了“立团长保甲严禁斋匪，以逆产充团保经费，设义学延师教课傜峒子弟，并朔望宣读圣谕……”等六大善后条款，希望刚柔并用，削减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但与此相反，凡统治阶级手段最残酷的地方，也就是反抗力最大的地方，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与阶级仇恨之下开始的。因此雷再浩失败之后，“不数年而有李沅发之变”。

清统治之下，“天下贪官，甚于寇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经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再加上道光二十九年，新宁县地方的严重旱灾，这就为李沅发的起义创造了条件：

“巳酉……岁大，雷逆党李沅发作乱，号称靶子会，从逆者如归”。

从这里说明了李沅发的起义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由于饥馑的压迫，一是雷再浩事业的继续。道光二十九年的大旱灾造成了“民无所得食”的荒象，偏在这一年的正月，清皇帝又严令追缴各州县的欠粮。所谓欠粮，一方面是豪绅大户的历年欠粮未缴，一方面是由于“不肖州县，私肥囊橐。清皇帝为了弥补他因鸦片战争而带来的财政空虚，对各州县欠粮均“勒限八个月清查”起运。并且说，至于“奏请蠲缓钱漕分别账贷，朕无不悉照所请立沛恩施，因思来岁漕额减缓既多，若不预为饷裕京仓，则三十一年北地数十万人口食从何而出?”这样一来，地方官吏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功名”，就一级追一级最后把可怕的灾害追到农民身上来了!我们看统治者们自己的供状吧：

“湖南钱漕规定，款目繁多。不但民间难以折算，即州县亦难逐一清厘。多端需索，民不堪命，称官吏为蝗虫。

“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买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延自争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课税。

本来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土地愈益集中于大地主手中，农民已无法生活下去。如是“正赋之外，又加正赋…耗羡之外，又加耗羡”。加以“每年征收粮饷，例外私设甲书，沿乡苛索，官役分肥。”“每逢粮少者银每两勒钱七八十千不等，粮多者勒钱五六千不等，带取抽封、造册、纸笔、税契、喜钱及茶油茶叶杂费，不饱不放。”又值荒年饥岁，农民如何再能忍受。这就是李沅发揭竿而起的根本原因。因此，连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李沅发起义是“为加粮”的铁一般的事实。

李沅发是天地会领袖雷再浩的旧部，据地主阶级的记载是雷再浩被统治阶级屠杀以后，“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率领，“惟时贼众尚千余”，可见保存的实力还相当雄厚，李沅发率领着这些群众，就在自己的乡下水头村组织了“靶子会”。道光二十九年的大饥荒为县令李博带来了剥削人民的机会，他戴着慈善的假面具“勒办平粜”，向饥饿人民“勒价二千一石，而市价仅止一千六百文，又因差役讹诈凌辱雷再浩之妻，以致民心不服”。因此雷再浩的余党及饥饿的群众在李沅发的领导之下迅速地结合为强大的队伍，武装起事。李沅发一面在新宁结会，一面去广西联络会党以作复仇的打算，李沅发年年去广西卖林擒果，本与广西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天地会的势力在广西的力量比新宁更为雄厚，即清官方记载亦谓“李沅发先曾潜往广西全州邀集数百人同赴新宁”。又“李沅发之叔李承莫供认先期往广西五排等处纠邀伙党二百余人来新宁屯聚，距城只二十余里。”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它的起义不是毫无准备，而是雷再浩起义的继续。

184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以“时邑方饥，民无所得食”，清官吏又将历年绅欠官吞的一笔糊涂帐加到人民的身上来，并通过平粜名义，向饥民进行残酷剥削。李沅发激于众忿起事于东郊巷子口。当时起义农民皆头“裹红巾”，吹牛角为号令，集会队伍。并曾登台誓师。“十月十三日，沅发率众数百人入东郭，胥隶开门应之，当时李博巳去任，代理县令万鼎到任不到一月，“闻变仓惶出走”，中途被获李沅发等“逼令出榜安民”。鼎恩不从，遂杀之，李沅发等进入新宁县城，释放囚犯，正式揭起义旗。李沅发起义后，曾“遣人往广西灵川县各处邀人入伙”。传说李沅发于这年七月曾经向洪秀全约定举义日期，洪秀全回信仅写“十二”二字，暗示于十二个月后起义，李沅发误以为十二月份起义，就在这年秋后起事。终以时间仓猝，“未及尽约会中人”(同注一三)，力量没有集中，时机尚未成熟，因而造成了不可补赏的损失。但这一传说并不足以证明李沅发与太平天国的直接关系，却由此透露了李沅发起义与广西天地会起义是有联系的，因为天地会的力量在这时候比洪秀全上帝会的力量要大得多。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以前，清廷上谕和奏折中都没有提过洪秀全的太平军、上帝会。那时广西革命的主流还属于天地会这一组织体系，而不属于上帝教这一组织体系。因此对于这一传说所包藏的真正历史的估计，应该是与广西天地会党的关系，而不是与洪秀全的关系。　　

李沅发的起义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驻城防守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转战湘桂边区时期，第三个时期是退守金峰岭时期。这三个时期是由发起到高潮到没落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正是统治阶级中由权绅与大吏的矛盾，到大吏与清皇帝的矛盾，而后由于统治阶级集团惮于革命的威协而统一了矛盾，一致向起义军进行大屠杀的过程。

对李沅发的起义，首先感到恐怖的是直接受着革命威协的地方权绅，因此不遗余力的设法扑灭革命的火焰，以保证他们的封建统治权利；当时权绅邓树堃就曾经“诣县陈状，不省；乃用忠烈法部勒一军，夜帅壮士入贼巢，捕沅发”。对李沅发的起义虽然感到恐怖，但不直接受到威协的是清官吏，他们“无事蚀冒粮饷，有事避罪就功；府县以之蒙府道，府道以之蒙督抚，督抚以之蒙皇上”。这样的矛盾在李沅发占据县城之后，就很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据地主阶级的记载：

“时匪等只二百人，乃开库，放囚，据城。官兵一二千离城十里，止屯弗前，城中士民……日夜望官军入，而相持月余，无一卒至城下”。

“时邑绅江忠源剿平傜匪雷再浩所练团丁规模见在，其弟忠济闻变，急与候选训导邓树堃号召乡父老团丁环城而垒，困贼城内，以待官军”。

“时在籍拔贡刘长佑、廪生刘坤一，皆徒步赴郡乞援。郡守檄令速归，督办团练。十七日，乡兵不期而会者万计，遂合城围，并搜捕在外余党斩之。……围困两旬之久，而常德提督英俊，长宝道杨炳堃始以兵至。于是分官兵守东北，乡兵守西南，攻城，则乡兵居前，官兵居后，壮其声威。旬日之内，‘义民’死亡甚众。绅士江忠济、邓树堃以仰攻非策，建言宜穴地道，主兵者可其议，遂于城东刘家窝安置地雷，机发，城陷四五丈，诸军至者寥寥，邓新科率数人抢登，不可得前，贼益运木石，遂将缺口筑固。树堃等复于城西南隅为隧道实火药轰塌之，军又不至，贼筑如前”(同注五)。

“……张公(宝庆知府张镇南)至，长宝道杨炳堃亦率营至。杨公忽疑乡勇不可信，令驻十里外，惟营兵得近城。贼势遂张，日出挑战，营兵伤者甚众。公(刘长佑)乃约诸绅见张公，请开地道。张公甚喜，进驻城东。于东北郭掘地道昼夜轰击”。

这四件资料各有着不同的述说，但所谓“无一卒至城下’也好，“攻城以乡兵居前，官兵居后壮其声威”也好，“惟营兵得近城”也好，同样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权绅与大吏的矛盾。不仅大吏“疑乡勇不可信”，权绅也一样疑官兵不可信。早在雷再浩起义时权绅江忠源就曾与长宝道杨炳堃力争，认为“客兵未可恃，如小有挫失，贼焰将益。”江忠源、刘长佑这些权绅，就以屠杀他们乡里的农民起义军爬上了大统治者的地位，如地主阶级所吹嘘的，新宁县“隔墙两制台，共井三道台，十里九提台”。正是劳动人民所痛恨的仇敌。在江忠源的乡下，每当他们家里人在夸耀着“宗功祖德”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讲什么狠，到庐州去嘛”的反击(按江忠源被太平军击杀于庐州)

李沅发困守新宁城内，粮食垂尽，在一个大风雨的黑夜里开东门越过乡勇与官兵的营垒走了，地主的武装进入城中，残害百姓，据他们的自供：

“十一月二十九日，贼夜开东门潜遁，主兵者就以克复城池，沅发为乱兵所杀闻”。

“沅发率死党乘雨夜越镇筸营垒溃围走，城复，遽以肃清闻”。

“贼等粮已罄，遂于夜间开城呼啸而去。已而官军入城，骚扰淫掠，十倍于贼，而抚军奏称收复县城，毙贼数百，李沅发亦燔毙，竟邀甄叙矣”。

“出北(?)门穿官兵营逸去，窜深冲洞中。公(刘长佑)率乡勇追之，一日驰百里，歼贼百余人，贼窜广西兴安苗山中。公与岘公(刘坤一)方谋穷追剿灭之，而杨公以李沅发全毁尽歼上报，即日撤团勇归矣”。

由于权绅与大吏的矛盾，为我们留下了以上这些比较真实的历史资料，在这些记载中我们看出了当时起义军力量的强大及其军纪的严明。另一方面，也就看出了当时清官吏的无能和官兵的腐败。据说李沅发“穿官兵营遁走”后，官兵营竟毫无一点知觉，第二天发觉城门洞开，就耀武扬威的开进城去，“骚扰淫掠”，“拜表奏捷”：

“十一月二十九日用地雷轰开城角，该贼匪仍敢抵死拒战，复经兵勇并力前攻，枪炮并施，焚烧贼棚，生擒一百六十余名，搜杀余匪不计其数，地方一律肃清……匪首李沅发……已被焚杀”。

这一篇捷报，说得煞有介事，可是不到几天，李沅发就会齐了新宁、全州天地会党，向地主阶级的武装反攻了。

  李沅发自撤退新宁后，以一部份起义军占据在东乡山地深冲、罗逮等傜峒中，与清军继续斗争，其主力退入广西五排。十二月四日，清官兵及刘长佑、江忠济的乡勇在罗逮峒附近的丫口岭遭到了李沅发部的反攻，官兵团勇惨败，死数百人，守备熊钧、经历刘炳南均战死，江忠济“匿丛莽中以免”。如是李沅发部占有了“大绢麻林桃盆圳源诸峒”。自从李沅发入桂后，广西天地会各山堂均揭“反清复明”旗帜以相应，起义军军威大振，并向新宁反攻。这时清官吏已奏报李沅发死去，不好乱说李沅发反攻。乃以“有广西五排人李沅宝听闻李沅发已被焚杀，定期分股前往新宁为李沅发报复”为辞，向清政府“请益兵响”。清帝侥幸“李沅发已被焚杀”的美梦打破了。忙着调换了一大批文武官员，改派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接办军务，不分昼夜赶来新宁，打算向李沅发采取包围。十二月除夕，当裕泰还没有奉到圣旨，包围计划还未实现时，李沅发却又趁机猛攻标兵垒”西入城步县界了，地主阶级的记载说：“……贼溃围出，由粤西五排窜入县境羊角蓬峒。官兵堵御，互有杀伤，贼退由小路过卡田，驻侯家寨。知县蒋成请大兵募乡勇会同官弁绅士严守城池，防御隘口，贼欲转新宁，为乡勇所扼”……”。  

由于地主武装阻止了李沅发的退转新宁，李沅发起义军就进入广西。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李沅发复由城步进入龙胜。驻防在龙胜的清参将玛隆珂率兵企图阻御，李沅发大败清军，并斩玛隆珂。这时刘长佑、江忠济、邓树堃、刘长浩等地主武装均由新宁向龙胜追击。李沅发所到之地壮徭兄弟民族均相率参加，大大地壮大了军威。在后面追击着的地主武装因“天寒雨雪，军士冻馁，行次古泥，入林菁中遇伏惊溃，树堃转战至野毛坪力尽死”，“乡兵死者四十余人”。李沅发的军威自此发展到了顶点，湖南的新宁、城步，广西的“融县、永宁、永福、阳朔、荔浦等县”，均在李沅发的势力之下。由于他代表了农民大众的利益，因此，“楚粤之交，所在响应”，造成了统治阶级的莫大恐怖与矛盾。冯德馨、英俊、杨炳堃落职了，清皇帝也不再夸说：“此等小丑，不值另调他省兵勇”了。接着而来的是动员了湘、桂、黔、鄂四省的兵力由裕泰指挥，对李沅发采取了更大的包围。

湘桂黔鄂四省的兵力，三月间都集中到了湘桂边区。由于反动势力的大结合，更由于革命内部的分化，自是以后，李沅发由胜利走向了失败。

照李沅发入桂后进军的方向看来，正是当时天地会党活动最大的地区，李沅发的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范围。因为只有在这一区域之内才有他足够的支持力量。可惜是他并没有很好地组织和领导这些力量，使其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广西巡抚郑祖琛招敢死之勇合剿”，动摇份子“应募打仗，较官兵得力”，给李沅发以沈重的打击。当他进入修仁苗山时，又不幸被“知县刘益谟诱杀其党甚众”，使起义军遭到了空前的损失，加以“粤西各处要塞悉驻重兵，沅发屡为所挫，其徒多亡去，仅存死党二百余人”，继续作战，已经没有可能，如是只好折而北走，复由城步“县境杨梅拗过卧岭窜还新宁”，占据深冲峒，为花园守备邓绍良部所败。李沅发“退走上思村，横据金峰岭诸险隘”，与反动武装作最后的战斗。新任新宁县知事戚元保“檄各村团练以锁围法围之，会向荣率师至，四面仰攻”，李沅发居高临下，“官兵至，滚木擂石雨下，众莫敢前” ，适值阴雨大作，官兵趁晦登山，“俘斩略尽，惟沅发在逃。乃悬赏千金。荐官五品，以募能生致沅发者”，这时李沅发和他的亲信十余人藏在金锋岭的一个石洞中，终以反动势力的大合围，以及革命内部的分化，在金峰岭失守后数日被大地主“武生李德鹏、军功刘长伟、罗云峰搜获之石岩穴中”。这一位曾经转战湘桂边境十余州县的伟大农民领袖就这样的失败被惨杀了。

李沅发失败之后，他所使用的一支坚木“禾枪”，两端都饰有红缨，上面刻有很多字，还有一个八卦，比普通挑柴草用的禾枪要长得多，其后人珍贵的保存着。在抗日战争中不幸遗失，实为可惜。

李沅发起义失败了，然而他的起义却为广西人民的反清斗争打开了道路。因为李沅发的起义本来就与广西会党有联系，他入桂以后，由于革命声势的浩大，便掀起了广西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广西天地会在各处起事，“陈亚发，欧祖润，山猪箭，颜品班诸头目各率其党羽数千人，尚有未著名之头目数千人。彼等以白布做大旗，上书‘官逼民变’，或‘天厌满清’或‘朱明再兴’等字” ，在广西人民起义中，就掀起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