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是清朝中兴名臣，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可他并非有三头六臂，他出生在今天湖南双峰县一个偏僻的山村。他之所以成功，很多人都谈及是因为他手下人才济济。然而，人才为何可以集中到曾国藩那里？曾国藩又有什么办法去识别人才？得到了人才他又是如何培养的？人应该如何管理？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本文从中国文化与曾国藩的关系上，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
一、重人求贤若渴
曾国藩说：“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他认为，人才奸坏兴衰是从政治军的重要基础。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管理政事实际就是提拔人才，有了人才就能够办好事情，人民就会拥护他。《论语》为政篇，鲁哀公问：“怎么做才能使老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安置在邪恶的人上面，那么老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恶的人，把他们安置在正直的人上面，那么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曾国藩心有大志，很早就广交朋友，不断积聚人才。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
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用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连他的敌人石达开也曾称赞说“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毛泽东同志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可见高明的领导者都是重视人才的。
二、用人不拘一格
孔子说“君子不器”，对这句话，笔者的解释是“君子不是一件东西，只有一种用途”（见拙著《每日论语》）。孔子所说的这种君子是具有仁德的高人，是最高境界的偶像，所以他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用多才多艺也无法形容。但在我们现实中的人才往往只在某一个方面有杰出的能力，如果要以“不器”的要求去用人恐怕就没有人才了。因此，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曾国藩最熟悉人才的特点，能够发挥一个人某一个方面的能力，不凭学历和资历使用人才，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如他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郭意成就是如此。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冶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他的老婆，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城的才能。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信中说：“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
曾国藩往往能够不凭资历或学历破格选拔人才。同治四年（1865年），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洋洋万言，有的放矢，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揽其入幕。此后，薛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之器重。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的政论、奏疏等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三、识人未卜先知
《冰鉴》是一部看相的书籍，现在有学者说，《冰鉴》不是曾国藩的作品。先不去考证《冰鉴》是谁写的，而曾国藩有看相的本领，是肯定的，而且《冰鉴》看相的一些基本方法与曾国藩的看法甚相吻合。曾国藩如果没有看相的本领，他就难以网络如此多杰出的人才。
曾国藩看相，反对重形轻神，重奇轻常，重术轻理，他强调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论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对一个人进行综合的预测。他这种预测往往有神奇的灵验。
江忠源初次和曾公在京师会面，临别时曾国藩目送江忠源，说：“此人必名扬天下，可惜也将因忠烈而死。”当时天下太平，很多人都认为曾公的话太武断，也不合时宜。后来，江忠源果然带领劲旅，连连击败太平军，战功卓著，但结果却在庐州（今合肥）为太平军击毙。
单从外表观察人物固然有失偏颇，却是很直观的，俗话说：“相由心生。”有什么样的心智，就有什么样的外相。双察人的相貌，辅佐以辨别人的声音、细究人的举止，从多方面着手，然后综合分析，可以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人作出准确的了解和判断。
曾国藩观察人重视观察人的精神，也就不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者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甲老德，粥州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一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论语》为政篇孔子说：“怎么去了解一个人呢？那就看他平时所作所为，他所做的这一切的原因，他平时喜欢什么？如果这样去观察人，那么他还能到哪里去隐藏自己的真面目呢？”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四、育人循循善诱
《论语》子罕篇，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曾国藩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从他的幕府培养出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譬如他恃才傲物，心高气盛，日常生活很散漫。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很重视修身养性，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懒散成性，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慢慢养成了每天早睡早起和饭食有规律的好习惯。
由此可见，曾国藩循循善诱，从日常小事着眼尽力培养人的道德修养。
五、训人情理并茂
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他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曾国藩的训话自有特色，可谓情理并茂。请看《晓谕新募乡勇》：
为晓谕事：照得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的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拚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你若退缩，又难逃国法。可见学的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况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必不可害怕。于今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学习枪法，是操练你们的手脚。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后，大家退后。是操练你们的行伍，要你们齐心。你们若是操得筋力强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艺纯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整心，胆便大了。
这段话的“情”就是站在士兵阶层为他们的利益说话，所谓“理”就是人的生死由天决定，你命中该死，怕死也无用。命不该死，自然有神灵保佑。这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应的。曾国藩在训话中强调同心同德，他要训练出一支精诚团结之师，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支集体主义精神的军队。
六、律人以身作则
孔子说：“政者正也”，是讲为政者必须身正行直，办事公道，不以私害公。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读书做官，做官发财，像几乎变成了一个体系一样不可分割。可是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京内官，京外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未发财，他认为这样的财，是一种最可羞可恨之事，他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曾国藩做京官十年，总是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最后才勉强凑足了1000两银子，寄回家中，且吩咐须以400两分赠戚族的贫穷者。至于后来带兵多年，做了总督，也从来不取公家一丝一毫以自肥。曾国藩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曾国藩深怀济世之志，在家书中言：“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食：曾国藩每食只吃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索。时人因他每食只吃菜一品，都叫他“一品宰相”。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因总督耒了，特别盛宴以待，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己。退谓人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且不忍睹。”
衣：曾国藩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2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惟遇庆贺及新年才穿一下，其衣藏了30年，犹如新衣。
崇德老人（曾国藩小女）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母女二人，仅一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慰之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老人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
住：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九帅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钱3000余串。曾国藩听到了，大不高兴，去函责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
曾国藩说，历代的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败落了。这是因为这些家庭的子孙们，在家业兴盛时就开始骄奢淫佚，家境逐渐衰落，继而四处流浪，最后饿死于沟壑之中，幸有延续两代的极为少见。然而，勤俭的商贾之家则可以延续三、四代；谨朴的耕读之家可以延续五，六代：孝道之家则可以延续十代八代。所以，曾国藩惜福，以求简朴廉洁。
七、管人恩威并施
孔子说：“仁者，爱人”我们说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从孔子的“仁爱”，到曾子的“亲民”，再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了，只有爱遍及众生，才算接近了“仁”（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震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说：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
“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好。他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骚扰以安民”。
但是，爱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必须赏罚严明。曾国藩说：“古代人带兵打仗，首先强调赏罚分明。”
曾国藩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旧官吏。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
曾国藩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大小贪官胆战心惊，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实行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受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浑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缩，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
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这对联正好说明了曾国藩恩威并施的行政管理原则。
八、为人立德为本
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因此，曾国藩在选拔人才，虽然强调才和德都要看重，但是他更重视人才的道德品质，他说：“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曾国藩的选将要求有：血性为主；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打仗坚忍。
所谓“血性为主”，就是要求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曾国藩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落实到人才的榜样作用，他认为，人才兴旺可以转移社会风气，“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而其风气正与否，则“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从自己做起渐及他人，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总之，曾国藩的人力观，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修身”为本。每一个人都在修身，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人才。人人都努力修身，和谐社会也就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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