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思想的底色是理学，但道家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曾氏相交甚久相知甚深的朋友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概括了他的心路历程，唐浩明先生认为“这是众多研究曾氏的材料中最值得重视的一份”，并指出归于黄老道家的第3变“的确是曾氏整个人生链条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陈明先生也说：“‘一生三变’真正意味的，表面看似乎是学术兴趣的转移或者价值理念的更迭，而深层却是一个传统士大夫人格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一步一步的丰富、成熟和完善”。我认为，曾氏并非到咸丰7年47岁时才大量吸收道家思想，其实从早年的诗歌创作中就可以看到他很早就受老庄的影响。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中，共收入诗歌270首，多为早年作品，其中约175首可看出道家人生观的影响。率领湘军出征以来的后期著作中，诗歌数量减少，而书信和日记中涉及道家思想的内容就更多了。相对于家书、日记和书信，翰林词臣时的大量诗歌作品有感而发，率性而作，直抒胸臆，更能接近他的内心世界，体现他的真情实感。如他在家书中就提及诗作《感春六首》：“自谓不让陈卧子，而语太激烈，不敢示人。”可见他在诗歌中更易袒露真心。以往对他的文学研究多注重于他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侧重于研究理学和桐城派的影响，本文则从道家人生思想和诗歌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推崇豁达恬淡的人生态度
曾国藩历来喜读老庄，向往“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35岁时，他的书房就命名为“求阙斋”，合于老子“大成若缺，其用不弊”的涵义（《道德经•四十五章》）。34岁时写信给两位弟弟列出求阙斋课程，《庄子》便是要求熟读的八种书之一。繁忙的军政生活之余，他反复告诉曾纪泽“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希望他多读老庄书，因为“阅诸子中，惟《老》、《庄》、《荀子》、《孙子》自成一家之言。”58岁时，他反思一生：“思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自己还能够“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所谓“不与”就是“舜禹之有天下之不与”，顺天无为的入世之道，“不遑”就是如禹墨般勤奋无闲暇，“不称”就是无名无己无功，去除有为之心，而以豁达恬淡的心态践行人生。他在家信中明白地说：
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
他认为最为豁达的一段，出自《庄子•则阳》，此段主旨在于希望人们爱护无心无为的本性，不汲汲于世俗名利，尽心尽性，不以“有心之为累”，若能物物而不物于物，有天地并生、万物一齐的胸怀，则自然不会将世间芥末微尘萦绕于心，从而拥有豁达心境，发之于诗，则表现为洒落随意、意气恢宏。
求学时，他“豪气思屠大海鲸”，25岁时会试落第，却丝毫没有窘蹇之态，只叹“蜉蝣身世知何极，胡蝶梦魂又一场”，“万事拼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丝毫未将会试不利耿介于心。（《岁暮杂感十首》）进入翰林院一年后，他与失意友人产生共鸣：“丈夫生世会有适，安能侧身自跼踏。南箕北斗徒虚名，东走西顾知何益！磬折已觉素心违，璞献况逢俗眼白！”（《送凌九归》）由于不愿委屈自己苟合流俗才会如此，但诗人毫不颓唐，力求坚持人格理想，洋溢着强烈的自信，期待“要将万舞夸辉光”的成功，具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气概。不久，他被擢升为国史馆协修官，仕途正顺，也开始从唐鉴问程朱理学了，他豪情满怀，“三公渺如梯，万金睨如屣”，如李白般视功名如草芥，紧接着又说“樗散吾所甘”，“樗散”在《庄子•逍遥游》和《人间世》中都是无用之才的象征，他希望自己成为象樗散一样的无用之才，他感叹：“榱栋与■栌，岂日非天定！”人力是无法改变自己才能的，只有以人合天才是“道”，人生就是“朝菌濡浓露，夭夭不及暝”，“可怜繁华子，醉梦几时醒？”人生如梦，不必终日营营奔走，应通达到“何事不逍遥”的心境。身居庙堂之上，若“一旦金丸惊”，自己就“戢翼喑百鸟”，毫不留恋词臣的优游生活，“戢翼”是收敛翅膀，停止飞翔之意，常喻退隐，他当时“所忧非所职，所乐殊未央”，已有退隐之思了。不过，短暂的彷徨后，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马上与九弟共勉：“大材与小辨，相须会有因。嗟余不足役，岂谓时无人！”（《杂诗九首》）对未来仍充满期盼。送同乡吴荣楷官浙江时勉励他“自抱轮囷材，构厦随所置”，希望他“脱然绝窠臼，少年尚义气，峥嵘各自狃”（《送吴荣楷之官浙江三首》），不必拘于陈规陋习，要一展身手。他以道家齐物思想来劝慰冯树堂忘掉“汲汲顾影之忧”，“柏梁铜爵安在哉？盗跖唐尧俱朽矣。北翁得马知何祥？臧毂亡羊定谁是？”因为“得失靡常，骛名无极”，必须忘怀得失才能“归之于正道”，“今晨令问倾王侯，明日枯胾饱蚋蚁。铭功诔德千万言，可信人间有真史！世间自有清静业，日往月来了无累。人迹不到禽不来，万年废井养秋水”，包含典型的万物一齐思想了。（《反长歌行》）34岁的秋天，他感慨“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怜诟机。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虚舟”典故源于《庄子•山木》：“方舟而济於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偏心之人不怒”，这是说人心应该无所求，无所得，愈空虚愈好，诗人正是以此表达自己虚心忘物不将不迎的道家思想。他对妹夫说“野服黄冠抵万金”，自己常常“回头却羡曲辕栎，岁岁偷闲做弃材”（《送妹夫王五归五首》），只有安于无用之用、甘当曳尾于涂之鱼才能享受天乐：“众鳞争坳潦，鬣髻安得舒！岂知逃闲寂，放荡得尾闾。吾乐正如此，君乐复何如？”（《失题》）“爱从吾党鱼忘水，厌逐人间虱处裈。却笑文章成底用？千篇不值一盘飧。”（《酬李芋仙二首》）37岁那年，连续五次被任命，可谓平步青云，却“曳尾不羡宗柘龟，孤豚不慕太庙牺”，梦想入无何有之乡，“海国波涛一万里”，而与“天吴罔象相娱嬉”，甚至与道教神仙为友，“孙生粲粲如刻苕，玉立偕女双琼瑶。同作二乔好夫婿，盛年咳唾干云霄”。（《酬李生三首》）以入神仙帝乡来忘怀世事。49岁时回顾湘军征战史，感慨万千：“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化用《庄子•大宗师》典故，自问“何时浩荡轻鸥去？一舸鸱夷得少休”，倾慕陶潜，最好是“鸡犬全家存帝所，淮南生计未全贫”（《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羽化升仙便能宠辱偕忘，以俯视众人作逍遥游的豁达心态来应对世间的纷纷扰扰，并安顿自己的心灵。
“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后有恬淡冲融之趣。”这是论诗更是论人，胸襟开阔方能有恬淡气象，通达人事才能凝神安适。老子倡导“恬淡为上”（《道德经•三十一章》），恬即安然、泰然，亦即自然本然状态；淡即淡漠，即超然于物外，不受外物的拘役，任其本心。“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才是修己治国的最高境界（《道德经•六十三章》），正如王弼注解所说：“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道家认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是天地的本原和道德的极致，四者之中，恬淡为首，“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一个恬淡的人，忧患和邪气不能入侵，德性完整而精神没有亏损。“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
他刚到翰林院还不满一年时，就谆谆教诲弟弟们“生世非一途，处身贵深窈”，不要学伯夷叔齐去“争三光”博取虚名，而应该和光同尘“类悄悄”。（《寄弟》）他所欣慕的人物则多具有这种不忧不惧、庄敬平易的风范：“史君静者流，置身巢燧间。……客来戒不报，尘事莫相干。颇亦哀老子，佳眠未渠阑。”（《桐阴消夏图为史吏部题》）潘祖荫之子潘曾玮淡泊无欲，作《养闲图》以明其志，曾国藩赞他“中有淡定人，万事渺秋毫。”（《养闲草堂为潘博士题》）陶梁也是襟怀淡泊之人，曾教他养生方法，被赞为有“曾从大匠鼻，挥斧动神灵”的风度。（《陶太常小像》）王子槐直言遭贬回籍后与曾国藩来往密切，其祖母中年守寡，“然持家落落有大节，又自作《长恨歌》以抒其意，甚为乡里钦重”，”国藩也赞她是“无所为而为，乃与神明通”（《王母方太夫人诗》）。
他时时对九弟“教以胸襟宜淡远，游心虚静之域，独立万物之表。”为他41岁生日作寿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用《庄子•让王》篇中屠羊说不贪爵禄的故事劝说国荃“拂衣归钓五湖春”，“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沅甫弟四十一初度》），道家将“婴儿”视为顺应大道的最高自然状态：“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道德经•十章》），“复归於婴儿。”（《道德经•二十八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道德经•五十五章》），“婴儿”“赤子”心境单纯，无知无欲，顺道无为，无拘无束。“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道德经•十章》）婴孩般的纯朴就是自然的风范，是归于大道的自然。“中酒”同样是道家推崇的处世原则；“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庄子•达生》）成玄英疏解是“心无缘虑，神照凝全”，“不为物伤”，中酒时类合神全，“冥合于自然之道”，曾国藩希望弟弟以道家人生观为主导，远离权位而求养生尽年。60岁时他作诗：“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忮求诗二首》）淡泊名利，寡欲少求，恬淡无为，就是他一生经验的高度总结。
二、追求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
《道德经》有四次明确提出“功成身退”，《庄子•山木》、《淮南子•修务训》、《文子•上德》和《管子•白心》进一步阐发老子的思想，认为功成身退是天道无为的自然选择，能使人生既能积极有为又能颐养天年，既能全身远祸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翻检曾国藩的诗歌，会发现他将建功立业看作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手段，即使在平步青云的时候也念念不忘将退隐山林终老林泉作为归宿，其中既有全身远害的用意，也有独立人格的追求。虽然时事变化和经世理学的浸润使他未能真正实现功成身退，但他的功成身退思想却早已有之，33岁游览留侯庙时便有集中体现：“小智徇声荣，达人志江海。咄咄张子房，身名大自在。国仇亦已偿，不退当何待……亦欲从之游，惜哉吾懒怠。”（《留侯庙》）
《史记》作为曾国藩六经之外的第一本常读书，他读出其中浓厚的道家思想：“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司马迁高度赞扬淳于髡、蒯通和安期生等人的功成身退，他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曾国藩对全身而退的张良追慕不已，视他为志在江海心存大智的“达人”，千载之后仍思“从之游”。他的文赋多为就事论事之作，少有全篇歌颂古人的，今仅存二赋，其中之一就是翰詹大考作文《如石投水赋》，通篇赞美张良，不吝溢美之词，可谓深切体会到张良的道家处世精神。
“功成身退”的前提是先功成，功未成何言身退？25岁时，他有感于“人心有激宕，天意方澒洞”，认为在实现抱负后要学“渊鱼察不祥”，避免“举罾失蛟龙”，须牢记“吴起泣西河，伏波触炎蒸”的历史教训，以“功高而不赏”的心态去审时度势急流勇退，不然“何以葆春秋”？（《咏史五首》）入京备官翰苑的第二年，曾国藩就表示出鲜明的用世之心：“谁愿钓巨鳌？我愿理其纶”，并立下“功名邺侯拟”的志向（《杂诗九首》）。览历史兴废，唐代亦道亦相的李泌就是他效仿的榜样。李泌身经四朝，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屡进屡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中评论：“然其纵横大言，持黄老、鬼神说，亦智也……但子房功成后为之，泌终始笃好之耳。”认为李泌时时都有身退之心，比张良更彻底。唐鉴是曾国藩尊敬的理学宗师，在道光年间出任广西平乐府知府时平定瑶民叛乱后兴学的事，就被他屡屡以邺侯李泌比拟：“生世不能学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功成行赏不自言，羞与驽骀较尺咫。”（《题唐镜海先生二图》）“道德神仙各有谋，行藏虽一事难侔。功名不数种司谏，出处羞称李邺侯。”（《送唐镜海先生九首》）道士种放是宋真宗时的左司谏，能直言数谏，于世于民有所补，晚年辞官归隐，徙避嵩山全身而终，国藩认为老师的功业超过种放和李泌了。
34岁时，他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听说3位好友都金榜题名后喜不自禁，为众人勾画出一幅“王师四出枯朽摧”、“公然一战收全胜，笑言哑哑何欢哈”的成功图后，旋即劝说大家“神龙卷舒在勺水，绰绰进退真宏恢……菟裘他年倘可老，林壑休息舒髀脢”（《荇农既和余诗而三子者皆见录于有司乃复次韵》），希望好友建功立业后不留恋权位，淡看升沉变迁，最终还以优游林泉为乐。1个月后，他为邵懿辰、刘蓉一起自励：“大泽藏蛰龙，严冬卧不起。明岁泽九州，功成返湫底”，湫即水泽，引申为藏卧之地，并且“吾道恶多言，喧嚣空复尔”，心中认定这一人生目标后切忌多言，诗末与刘蓉约定“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不必汲汲于安邦经世，而应学鲁仲连和许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隐士也是其乐融融的（《秋怀诗五首》）。可以说，至迟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即道光24年（34岁）以前，“功高而不赏”已成为他的人生理想，其后还时时有所流露。
三、钟情山水自然的人生归宿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地与我并生。”（《庄子•齐物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谓天人合一，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万物共生，也就成为道家极力追求的理想境界。树立了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后，曾国藩正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尽管京宦生涯极为顺利，却不耐官场繁辛，年年赋诗流连自然，常常梦回林泉。进入京城第1年就感叹：“读书识字知何益？赢得行踪似转蓬”，对郭嵩焘说：“一局楸枰虞变幻，百围梁栋藉轮囷”，人生不易把握，览古识今，“艰苦新尝识保身”，人生首要任务还是“保身”。32岁在翰林院开始师从唐鉴倭仁精研理学时，他对刘蓉说“羡君老岩阿，闲味甘于蜜”（《寄怀刘孟容》），岁末抒怀道“时犹忧世事，此志故荒唐”，有彷徨失计之感，自然而然从清幽宁静的山水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可谓时时“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海之上”，其送别诗、题画诗和闲适诗中频现山水自然意象。
35岁时他指出当今是“大道闭玄楗”，自己“所学诚流俗”，假若“民各有依倚，吾宁变愚悃”！文字不过是“扃缄滕”，经纶不过是“在房梱”，面对“浩荡冠盖场”，他“一心自嘉遁”（《乙巳正月二日作》）。虽名动朝中优游闲散，但目睹朝臣的颟顸，君主的不思振作，时局的颓败，他更愿钟情清幽林泉。36岁时，他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补日讲起居注官，擢充文渊阁直阁事，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却写了不便明言的《失题四首》（“往日心情随毂转，今来身世似舟虚……弘景旧居勾曲洞，杜陵新卜浣溪头。好栽修竹一千亩，更抵人间万户侯。”），认为闲云野鹤的山林生活胜过万户侯的荣光，诗中特别点出了道士陶弘景所居的勾曲洞，就在一年前的日记中，他记载写了《勾曲洞铭》（惜其已佚）。篬筤谷在岳麓山中，以流泉飞瀑和一片竹色闻名，这年他在同乡孙鼎臣家中见到所作《篬筤谷图》，爱不释手，欣然题诗，以慰思乡之情：“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春雨晨锄劚玉版，秋风夜馆呜琅玕。自来京华昵车马，满腔俗恶不可删……钱塘画师天所纵，手割湘云落此间。风枝雨叶战寒碧，明窗大几生虚澜。簿书尘埃不称意，得此亦足镌疏顽。”（《题篬筤谷图》）
同年他在报国寺养病，说“皋夔稷契非吾事，休囚饥饱付皇天”（《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流露出与日记书信中截然不同的想法。第2年的2月12日，他告诉家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烦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证之于诗，则说“樊笼困羽翼”，“忽梦归去钓湘烟”，神游洞庭湖光山色，念念于“沙鸥与我抵足眠”（《题平谷山庄图》）。不久他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派充考试汉教习阅卷大臣，对蒙恩阅卷的看法不是十分喜悦，而是“得失升沉纷满眼，世间人事系牛毛”（《丁未六月七日考试汉教习试院作》），说自己是“麋鹿生野性，谬来绊金紫。（《丁未六月廿一为欧阳公生日集邵二寓斋分韵得是字》）”9月，被钦派为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他感叹“何时却随两闲鸥，摩空一盘万里鹘”（《次韵戴醇士邵蕙西见过》）。多年来“阅世蛮触多战争，策身臧毂无完美”，“数辈啕濡鱼乞水”，混迹官场一身束缚如“蚕在匡”，深刻感受到嵇康所说的“七不堪”，心仪能舒展本性自由自足的山水中，见画后“逝将岩壑躬耕桑，不受邱轲老鞭箠”，欲与“猨鹤”同游而居于“息壤”了（《题张石舟烟雨归耕图》，《题王麓屏扁舟归养图》）。
曾国藩的诗歌鉴赏颇有见地，他的《十八家诗钞》选诗6365首，这18位诗人无一不深受道家人生思想的影响。创作中，他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见长，歌行、乐府、杂言体也有颇得诗趣，却很少有律诗、绝句，这是由于律诗容易束缚思想，框架太死，平仄、押韵、对仗等要求严格，不宜进发感情，这种喜好与深受道家人生观影响的李白十分相似，李白的选诗多达886首，是他十分喜爱的诗人之一，在创作和风格上也多受李白的熏染。
曾国藩终身爱读《庄子》，时时翻阅《老子》、《淮南子》、《管子》等道家书籍，推崇豁达而恬淡的人生态度，自然而然在2／3以上的诗作中体现出浓厚的道家人生理想：或不满官场之羁，或怀抱功成身退之思，或赞美无为顺天之治，或倾慕田家渔父人情之好，或系念山水田园之美，或流连耕钓渔猎之乐。可以说，他从求学期间接触老庄开始，就认同了道家追求自由个性、高远志趣、阔大胸襟、自由人身和超越精神的人格理想，并非到中年以后才归于黄老的。尽管后期诗作大量减少，但早期大量言志抒怀吟咏情性的诗作已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理学名臣的形象，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道家思想在其一生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分析儒道互补对中国文人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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