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勤克俭、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脉传承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家庭伦理思想的精粹。因此，历代贤德之士，都曾把勤俭作为齐家的重要内容。
先秦时期，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俭”字提到个人和国家成败兴亡的层面上；桓范在其名著《政要论•节欲》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历观有国有家，其得之也，莫不由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晋代司马光为教育儿子司马康所作的《训俭示康》，也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立言，告诫儿子“俭则寡欲”，“可以直道而行”，“侈则多欲”、“贪慕富贵”，则会“枉道速祸”。石成金在《传家宝》中从“养德”、“养寿”、“养神”、“养心”四个方面归纳了“俭”对自我修养方面的作用，可谓精练而深刻，他说：“俭有四益：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俭可养德也；人之爱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心也。”
深受传统思想熏陶的曾国藩对勤俭之谓美德自然有独到的感受和体悟，而这也构成了他的家庭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谦俭之风，惜福之道
俭朴持家，是曾家的祖传家风。曾国藩常常将“勤”“俭”并举，认为谦俭之风是惜福之道。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在曾国藩看来，不用奴婢和仆役，不仅仅是为了省几个钱，而是一种“俭”字工夫，且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家人一种爱劳动和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培养一种谦俭的家风，一种俭朴精神。在曾家，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种，女人要亲自纺织。“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曾国藩还常常将前辈们的俭朴精神告诉兄弟子侄：“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八（九）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曾国藩认为勤俭作为持家之美德，主要体现在对待一丝一物上，他强调，日常持家“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积少成多，就会变废为宝。这样家里既显得整齐有序，又节省了财物，还养成了勤动手、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也正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思想，他在自己治军从政的时候，其书信、文牍、奏章都要抄一副本，收藏在家中。经过日积月累，曾家所收藏的书籍、文献竟成了我们今天了解晚清社会和研究曾国藩的重要史料。
曾国藩强调节俭，不仅仅体现在家庭的日常用度上，即使丧葬和婚姻大事他也力主节俭。在为弟弟曾国华办丧事的问题上，尽管他内心非常悲痛，但是仍然主张从简处置；曾国藩为儿子娶妻，也要选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并且，其子曾纪泽刚刚结婚，曾国藩就告诫他，要他引导媳妇织布制衣、下厨做饭。
曾国藩到了晚年，还不断地在“俭”字上针砭自己：“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帐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二）勤俭持家，奢侈亡族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勤俭被视为是美德，而奢侈则被看成是恶行。正如司马光所言：“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对于个人来说，奢侈会使个人私欲膨胀，当膨胀的程度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时，势必铤而走险，导致身败名裂；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奢侈会使一个家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而在封建社会中，奢侈又恰恰是权贵家族的通病，曾国藩熟读经史，他常为奢侈亡国或历代世家大族的衰落和豪门权贵的破败心惊不已。他发现，凡是能恪守勤俭的家族，大多能持续长久；反之，奢侈放纵的家族，很少能过两代，而且都不得善终。为此，他总结了居家四败，其中第一败就是“奢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后来他又特别指出：“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而且曾国藩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看法，他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的一生相始相终。在他看来，治家比为官更为重要。他曾经给自己的夫人写信告诫说：“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但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
曾国藩虽然自己保持了终身节俭，但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未尝过艰苦，未经历过磨难的子女后辈们。他害怕他们从小养成骄奢淫逸的习惯，使他苦心经营的家业毁于一旦。所以，曾国藩自为官以后，就未曾停止过对子女后辈的“戒奢”教育。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给曾纪泽写信，指出：“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为，在曾国藩看来，历朝历代，仕宦之家，最易滑入奢侈之坑。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且将此视为一种荣耀，殊不知，灭亡的脚步声此时已急促响起。因此，“吾深以为戒”。也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特别明确地指出，不仅他本人不愿做大官，也绝不希望子孙后辈做大官，只要做一个读书明理的人就可以了，做一个勤奋自持的人足矣。
但是，曾家作为一个仕宦大家，子弟一点也不沾染上富贵骄奢的习气的确难以做到，曾家也不时显出奢侈的苗头，对此，曾国藩深以为恨，深以为悔。于是，反复予以惩诫和劝导。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十八日，他“知家中用度日趋于奢”，感到“实为可怕”，于是要求弟弟曾国潢“时时存紧一把之心”。他说：“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因此必须“切戒之”。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四日，曾国藩在家信中批评弟弟的骄气，条分缕析，切中要害，他说：“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长短，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弟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三）不留钱财与子孙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的延续兴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若家族香火不盛则是最大的忧患，所以为人父母者总是想方设法来为子孙敛财祈福，此亦为人之常情。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选择并不会完全一样。
古人说得好：“积累钱财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累积图书给子孙后代，子孙后代未必肯读。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冥冥之中多积阴德，留给子孙以长久之计。”曾国藩从这些经典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他继承其祖父、父亲的衣钵，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耕读家风和礼义之泽，尤其是那种自强自立和艰苦创业的精神。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途。
出于这种思考，曾国藩特立独行，跳出了那个时代官宦人家和一般人家富有之后都要买房置地的普遍行为圈，坚决反对为子孙积聚财富，这体现了他的独特的治家理念。
首先，他认为，人过分贪恋钱财无益。“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一点都是自古以来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弟弟要在老家买田起屋，他特地写信告诉他们，说这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他告诫儿子：“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为什么“事虽至小”而“关系颇大”呢？在曾国藩看来，世家子弟，尤其是宦家子弟，钱多则易骄，则易奢，则易淫逸，则易放荡，“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钱多而后子弟骄奢淫逸，最后必将导致家败名裂。因此，“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必须“时时留心”。
曾国藩在居京官时，用度也非常紧张，他虽平步青云，并没有因此利用手中的权力广揽钱财。众所周知，清代官吏的俸禄不高，曾国藩每月的薪金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作为长男，他要寄钱孝敬父母，作为长兄，他要接济兄弟，作为一家之长，他要供养一家人。此外，还有官场应酬，更是不可缺少的开销。曾国藩自奉清廉，他不会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捞取钱财，于是乎只有靠同事问互相拆借，彼此接济了。但是，在曾国藩看来，向人借钱也是一种他十分不情愿做的事，他认为：“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一方面要花不少钱，又没有什么钱花；一方面要去借钱，又不愿意去借，那么唯一的解决方式便是千方百计地节俭，把钱袋子尽量地捂紧些。其次，曾国藩还特别强调，不留钱财与子孙的用意是要求子孙自强自立，自食其力。仕宦之家、仕宦子弟，大多依靠祖荫，养尊处优，不劳而获，鞍马轻裘，怡然自乐。做官的父母们，大多也对他们疏于调教，有的甚至放任自流，任他们挥金如土，因此，历代历朝仕宦家族，绝少有长盛不衰者。曾国藩对此类情状觉察深刻，他下定决心，不能让自己的家族滑人这样的泥坑，因此，在他入仕之初，便向家人郑重地表明决不留钱与后人；如果钱有剩余，就去周济那些穷亲戚。
他说：“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廿一日，曾国藩写给诸弟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待金钱的态度，他说：“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曾国藩的一生，的确是言行一致，言出必行的。他从政为官，廉洁自律，的确未取分外丝毫；他带兵打仗，也从未克扣军饷，并誓言不在军营中取一分钱，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曾国藩死后，他的遗物中，除那尊玉寿星外，几件珍贵的物品，就是道光、咸丰、向治三代皇帝所赏赐的衣料、佩饰。但他并没有将这些珍贵物品留给纪泽、纪鸿，而是捐给家庙，作为五兄弟的共同财富留给后世。曾国藩认为，真正的遗产，并不是金银财物和皇上的赐品，而是使子孙后代知道哪些是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证明是应当遵循的家教；子孙奉行这些家教，就可以成才成器，家族也就可以长盛不衰。曾国藩不留钱财与子孙，也不留债务与子孙，真是一身来去干干净净，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只是一片“纯净的天空”，还给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戒奢”。
（四）散财济人，掌控盈虚之道
曾国藩自誓不留钱财与子孙，但救济亲友却是他一贯的生活志向。他生活俭朴闻名于世，对后代子孙的生活要求非常严格，却把多积的银钱救济贫穷的亲戚族人。他坚决反对拥有钱财而私肥一家，主张广泛救济周围的贫困者。他说：“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当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他一再表示，若禄入较丰，将“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曾国藩救济亲友的想法和做法，首先是与其家风传承有关的。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虽然家境不甚宽裕，但有着农民的朴实，为人颇为厚道。祖父曾玉屏，则更是如此，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亲疏分明。每当乡里邻居、朋友亲戚遇有婚丧嫁娶之事，曾玉屏亲自登堂，郑重其事。久而久之，这样的家风，给曾国藩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此，折映到曾国藩身上，散财济人便是顺理成章了。
当然曾国藩主张散财济人也自有他的人生哲学依据。
曾国藩从天道、家道的无常变化理念出发，认识到扶危济困的重要性：“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其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农有余粟，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饭遗襁属。自余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蹙，任恤之风日薄。呜呼！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家道与天道一样，贫富变化无常，因此，必须“盛时常作衰时想”：“余蒙先人余荫，忝居高位，与诸弟及子侄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可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常言道：满招损。曾国藩深谙此理，因此，他非常重视持盈保泰，千方百计将“盈”和“满”减去几分。他认为，“盖天下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男毫无学识而官至学士，频邀非分之荣，祖父母、父母皆康强，可谓极盛矣。现在京官翰林中无重庆下者，惟我家独享难得之福。是以男栗栗恐惧，不敢求分外之荣，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阖家平安，即为至幸。”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认为，除自己不邀分外之荣外，还必须将“盈”和“满”“设法先自概之”。他说道：“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为此，他常常警告诸弟，不要一方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方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因为这两方面都有盈满之象，一点也没有谦退之意，肯定不能长久。他希望弟弟们应深思“盈极生亏”的道理。曾国藩再强调，在盛极时，应时刻考虑后路，要求弟弟们“莫买田产，莫管公事”让他们牢牢地记住“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总之，曾国藩一生中对“盈”“满”之象极为警惕，具体“概之”之法，一是辞官不就，反复申言，二是散财济人，常存俭朴。尤其是后者，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随处可见。
在曾国藩看来，济人是理所当然，但是亲疏还是有别的，他的基点还是先亲族后非亲族，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点。因此，曾国藩馈赠，一举亲二举友，重在亲而兼及友。随着感情的或深或浅，曾国藩济人的份量也不一样，这样，时间一长，就形成了济人的一定之例。对待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不同辈份的人，曾国藩所捐济的钱物也不一样，曾国藩不仅寄给父母的钱有定数，就是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甚至对曾氏乞丐的钱数都有定例，不随意突破，至于范围，则能根据具体情况适当扩大和增加。曾国藩济人用银不在多，而重在面广。
常言道：济人要济急时需。曾国藩对那些家中突遇灾祸的族人、友人、邻人更是慷慨解囊，尽力相助。曾国藩有一个楚善八叔，穷困潦倒，债主逼迫，曾国藩在京一直挂怀，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十七日曾国藩写信给祖父星冈公，请求祖父对穷困的亲族善加怜惜照顾，他说：“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转乾坤，无不立即解之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
曾国藩救济亲友，不是凭一时的兴趣，也不是只为让亲戚族人友人感念他而对其父母多一番感恩戴德，而是出自于曾国藩的一片真情实感。他救济亲戚族人总是以真情为前提，出于对亲戚族人的生活实际而考虑。俗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曾国藩超乎了这种世俗观念，而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境界，他想让每个贫穷的亲戚族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得到他尽可能的帮助，给他们生活救济，感情的温暖。另一方面，曾国藩利用盈亏的辩证关系，启迪开导他的弟弟们，使他们明白凡事求缺不求满的道理，也就是散财济人，掌控盈虚之道的道理。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无疑是传统的，这一切都基于曾国藩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润和对贫富关系的深切认识，他认为人世间的贫富无常，家运亦无常；深知贫富无常、由盛转衰的辩证关系。他以勤俭为持家之道的家庭伦理思想或许有明哲保身之意，但也不失是一种人生智慧，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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