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之则为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责者也不乏其人。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以曾国藩最重要的治军精神“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为参的。中年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时，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月1月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近百年来，对曾国藩的评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只是从体育方面，研究曾国藩有关体育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在深化体育改革的今天，研究曾国藩早期朴素的体育思想和精神，旨在挖掘体育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中华体育的内涵，完善我国体育理论体系。这对于我国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 曾国藩朴素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这个词是19世纪从日本传入的。既然是近代流人我国的，当时并没有体现出“体育”广泛的内涵和意义。当时没有体育这个概念，更没有这么多的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竞争的场面。根据中国古代体育活动本身的特点和活动方式，它主要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娱乐健身中转化出来的一系列活动形式。曾国藩的体育健身思想，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基础上的一种体现。曾国藩朴素的体育思想表现在军事和健身两个方面。
1.曾国藩的军事体育思想
从古代到19世纪初，战争中的军事活动与体育紧密结合。士兵的拳术、刀矛、弓箭操练和军队的操练，相当于现代体育中田径、武术和体操等运动项目的训练。众所周知，曾国藩是凭一支湘军起家的，成为清朝身兼多种要职的朝廷重臣，继而名震四海，威慑八方。谈到军队，自然离不开士兵的战斗力，而战斗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兵的身体强壮与否。曾国藩清楚地认识到，士兵身体的强壮对军队的重要性，是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的。他在咸丰三年九月十七日《与彭洋中曾毓芳》中就明确提到，“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则万不可以带勇”。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军勤则胜，惰则败”。基于上述认识，曾国藩带兵打仗十分重视士兵身体的锻炼。据历史资料记载，曾国藩特别注重士兵跑、跳、投、射的训练，讲究拳术和器械的格斗。对于水军则更注重游泳和划舟的训练，并亲自制定了《日夜常课之规》。这些训练的科目，尽管在当时似乎纯粹为军事服务，但用现代体育的眼光来看，这些科目正是现代体育中的田径、武术、游泳、划艇。
曾国藩除了强调士兵的身体素质的锻炼之外，很注重对士兵的心智培养，文武双全。咸丰三年九月十七日《与彭洋中曾毓芳》一信中提到，“故弟尝谓带勇须智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咸丰十年七月初八写家书与沅、季二弟中提到，“择选将才，必求智略深之人”。为此，曾国藩在军中推广围棋运动，以其训练随从之心智，据资料记载曾国藩本人还是一位围棋高手。
最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世纪60年代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推行的洋务运动中，看到中国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古老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作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另外，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堂、天津武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由此看来，曾国藩等推行的洋务运动，不管他的目的何在，用意何在，但对近代体育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西方体育对中国的传人，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曾国藩修身养性的健身思想
曾国藩生于乱世之中，作为一代重臣，经常要面临来自朝廷贵族的猜疑、排挤，来自国内各地的起义和反抗，来自国外列强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的压力。倘若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理智的头脑，自然是难以应付。然而，曾国藩却较好地处理了各方面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曾国藩长年坚持的健身之道。修身养性，静养保健，以此祛病强身。这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大特点，以静养保健养生被称为中华武术之魂，是中国整个古代体育的基础。对此，曾国藩可谓是深修其道，很多都体现在他的家书中和其他论述中。纵观曾国藩养身之言论，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奉行这样一条健身之道：“以静养为主”，强调气和意念的作用，辅之以良好的睡眠，饮食等各方面的生活习惯。
（1）曾国藩主张气息静养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道重在“静养”。在他的家书中，我们随时可以发现他的朴素体育思想。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谕纪泽纪鸿》书信中写到，“尔虽体弱多病，然宜清净调养……以为养生之法”，“尔辈身体皆弱，每日须有静会养神之时，有了愤用功之时，一张一弛，循环以消息之，则可进体亦强矣。”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静之道又重在“气”和“意念”。“气”和“意念”源于中国古代武术气功之精华。对此，曾国藩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复李宗羲的书信中提到，“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二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者，而志为强者，气亦为之稍变……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应怯……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馀，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愿阁下于药物调养之外，更将此两法体验一番，久之必有小效。”推荐给李宗羲在无聊之时去体验一番，练练武术中的气功，运用“气”和“意念”，以此来祛病健身。
（2）曾国藩倡导修身养性之道
曾国藩几十年的官宦和军旅生涯，养成了良好的饮食睡眠等各方面的生活习惯。他总结了修身12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修身十二款》）。如“养生家第一大秘诀”，“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同治十年十月初六《日记》）。“养生之道，当于‘眠’、‘食’，食即平日甘美，即胜于珍药矣。服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处刻，亦足摄生矣”。
最能体现曾国藩现代健身养生的，是同治五年六月初五写给其弟的一封家书中提到，“养生之道。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步行三千步。惩忿，即余匾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诸如此类，从现代体育人体生理科学、现代的营养学、养生学说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这些养生之习惯，不正是现代健身、养生保健所要遵循和提倡的吗。
二 曾国藩朴素体育思想的特点
纵观曾国藩朴素的体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其鲜明的个性与特征。
1.实用性和实效性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曾国藩的军事训练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为丰富，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曾国藩自然而然地要强调军事的实用性和实效性。例如，1845年初曾国藩率领刚集训完毕的湘军，会集湘潭，誓师出战，与太平军初战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结果大败，新建之水师更是几近覆灭。此战之后，曾国藩认识到要控制长江，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于是，挑选精兵强将组训水师，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疏懈。他自称有累败累战之精神，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直到最后胜利，这与他的不懈训练士兵的战斗能力是分不开的。
2.终身性
在曾国藩的养生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体育健身的持之以恒。如“眠食有恒”，“每夜睡临洗脚”，“每日两饭后三千步”，“行步常勤，筋骨带动”，“静坐有常时”，“习射有常时”等。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充分认识到健身要持之以恒，经常锻炼与练习。现在，我们提倡“终身体育”，而作为古人的曾国藩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3.方法的科学性
曾国藩一方面注意体育健身养生，另一方面又讲究体育健身养生的方法，即健身的科学性。他认为，“一张一弛，循环以消息之，则学可以进而体亦强矣”。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事业与健康、劳逸之间深层的辩证关系。曾国藩的“每夜临睡洗脚”不正是现在流行的休闲足浴。“每日两饭后三千步”的理论，正符合现代健身养生提倡的科学方法与运动量。这对我们全面理解健身，建立科学的健身观具有启迪意义。
4.健身全面性
健身从本质上谈是人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健身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统一，健身的效果也必定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曾国藩早期的体育健身思想实践，便切实贯彻了这一理论。在治军方面，曾国藩除了强调身体素质的训练之外，还讲究将士们的智力开发，在军中推行围棋活动便是明证。在个人健身方面，他认为，“精神要常令有余，于事则气充而心不散漫。”
5.兼容并蓄
从军事上来看，曾国藩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对中西方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的侵华，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才有了洋务运动，也才有了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
从个人健身养生来看，曾国藩体现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思想吸取力量。正是由于吸纳众家之长，才能成就其独特的健身养生之道。
三 曾国藩朴素体育思想的渊源
谈及曾国藩，自然离不开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从战国时代的屈原到宋朝的周敦颐，从清代的理学大师王船山到现代的毛泽东、蔡和森，可以说几千年来，湖湘文化名人辈出。湖湘文化的产生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1.湖南自古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便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和反抗精神。
2.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争之地，元代初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湘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移民多大有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和拼搏精神。
3.湖湘文化博大精深，影响着一批批湖湘子弟，也造就了诸如王船山这样的理学大师。进士出身曾供职于清朝翰林院的曾国藩，当然也不出其列。特别是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曾国藩深受前人王船山的影响，也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实、达用”的精髓理念，可以认为，曾国藩朴素的体育思想正是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
曾国藩作为一代名人，其思想的深远精髓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他没有鲜明地提出体育这一概念，但是他思想中关于体育健身因素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代。在现代中国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毛泽东十分推崇曾国藩。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王船山思想的继承者，毛泽东对王船山的思想极为推崇。由此观之，杨昌济所倡导的“不失竞争之勇气，再得奋斗之勇气”，以及毛泽东所主张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魂”，不正与曾国藩所强调的身体素质与精神面貌并举的思想一脉相承吗。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朴素的体育思想与理念对后世人的影响颇深。
综上所述，尽管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没有明确“体育”这一概念、曾国藩没有鲜明的体育宏论，没有对体育做出杰出的贡献，但是，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同样是一位体育理论者和实践者。他扎根于广大精深的中华大地，秉承了中国古代体育之精华，紧密联系当时的国政和家事，建立了自己朴素的体育思想。他朴素的体育思想与现代体育健身理念，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一脉相连的传承。研究他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对于完善中国体育文史和体育理论的系统构建，对于推行全民健身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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