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一面世，便轰动了整个文坛，引起海内外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一时间，人们竞相购买、阅读，互相推荐、议论，从不同角度称赞它的成功。掩卷之余，人们自然想到其作者。120万字的“大部头”，似应出自名家、大家之手。而唐浩明，何许人也？如此恢宏的《曾国藩》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这就不得不从唐浩明及其非凡的创作经历说起。
沉浮起落：幸运走上文学路
唐浩明1946年出生在湖南衡阳市一个国民党官员家庭。父亲唐振楚曾任国民党蓝山县县长，1946年至1949年任蒋介石随从秘书。1949年唐振楚去台湾途中，曾回过衡阳接家小。但因过于仓促，只接走了当小学校长的妻子，而将3个幼小的孩子撇在老家。当时，唐浩明2岁，姐姐4岁，哥哥6岁。从官宦子弟忽然沦为弃儿，其中苦楚，可想而知。伯父无法养活这突然增加的3个孩子。两年后，只好忍痛把不满4岁的唐浩明送给衡阳城一个姓邓的剃头匠为子，改名为邓云生，唐浩明只是后来从文写作的笔名和昔日的乳名。
身份改变的最大好处，是使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但遗憾的是，唐浩明从小喜爱文学，却阴差阳错地报考了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学的是农田水利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水利部门工作，同测绘、图纸打了十几年交道。但他对文学的兴趣仍然不减，尤其是对古典文学一直坚持自学。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一套《二十四史》，伴他度过了许多难耐的日子。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给唐浩明的生活带来了转机。1979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1982年，唐浩明以优秀成绩毕业，分配到湖南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由于编辑《曾国藩全集》表现突出，他被破格晋升为副编审，并被提拔为岳麓书社副总编。之后，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张之洞》相继问世，与《曾国藩》一同形成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并成就了唐浩明写作事业的颠峰。唐浩明先后获国家图书奖、姚雪垠历史小说奖。如今，年过花甲的唐浩明仍是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总编辑，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
透过唐浩明的经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奋斗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的确，唐浩明是由于《曾国藩》而一举成名，但《曾国藩》的成功决非侥幸得来，作者十年蛰伏倾注了多少汗水和心血，难以尽述。
机遇加心血：十年辛苦成巨著
唐浩明撰著《曾国藩》并非偶然。说起来，时间要倒回到20多年前。那时，他刚分到岳麓书社当编辑。一个偶然的机遇降临到他身上，时值新编《曾国藩全集》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古籍整理规划。这个从小爱好文学的古典文学研究生派上了用场，他有幸被选为该书的责任编辑。
说到这部全集，可谓文化史上的一桩趣事。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不论在何时何地，也不管战事、政务如何紧张，曾国藩都要文书将其写作的所有奏疏、书信、诗文和日记录过副本，并派专人按期送回老家湖南湘乡（今辖归娄底市双峰县）荷叶塘保存。他死后，这批文书材料就成了曾家的传家宝，世代典守，秘不外示。曾国藩的门生弟子曾收集出版过《曾文正公全集》，但全集不全，仅500万字。历经多年沧桑巨变，这批材料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土改时，有人主张烧掉，但当时主持湖南省文物工作的人很有头脑，将这批材料保存起来，并送到长沙，藏于湖南图书馆。这样，这批材料又在尘封灰湮中默默地度过了30余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学术氛围中，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古籍整理规划。于是就有了以这批材料为基础，重新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的壮举。当由唐浩明整理编辑的二卷本《曾国藩全集•家书》推出时，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的《北美日报》称其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禁区的突破，“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在唐浩明的辛勤主持下，《曾国藩全集》一册册地编辑出版，到1995年，1500万字30大册全部出齐。
为编好《曾国藩全集》，唐浩明曾找来过去出版的几乎所有研究曾国藩的论著，阅读了大量曾国藩同时代人的专集和著述，旁及各种正野史，因而对曾国藩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对历史人物的见解。唐浩明风趣地说：“我和曾国藩打了10年的交道，进行了10年对话，我和他可谓知心了。因此，我自信是最了解他的人。”正是对这1500万字曾国藩资料的阅读、诠释、研究、整理、编辑，唐浩明才得以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人才思想、美术思想等方面对曾国藩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唐浩明还发表了10余万字的研究论述，其中《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一文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选为全国首次人才研究会论文；另一篇论文《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辩》，更是语出惊人，发表后立即在美洲《华侨日报》摘要刊登。
曾国藩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诱发了唐浩明浓厚的文学兴趣。身为文学硕士的唐浩明，一直因为曾国藩逝世100多年以来，没有一本以他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而遗憾，他决心填补这个空白。于是，“千古罪人”和“一代完人”从一个抽象的历史概念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发黄的故纸堆中走出来，一个写曾国藩出山的5万字的中篇小说出来了。
1987年夏天，唐浩明托人将这部中篇小说交给当时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编辑部主任、现为该社副社长的朱树诚。朱树诚读完小说后，欣然约作者一叙，结果发现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理解、把握之深刻，非一般人所及。朱树诚觉得这样丰富的素材，仅发表一个中篇可惜了，建议他搞出一个长篇来。两人一连畅谈了3天，大到小说的整体构思与框架、人物的艺术处理、小说的出版，细到小说开头、结尾以及具体细节，无不涉及。
从这之后，唐浩明开始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艰辛历程。每天下班后，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构思、写作，别无杂念。他的思绪常常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觉得面对的是冥冥无尽的宇宙。
1988年，小说第一部《血祭》近40万字完稿。然而，在申报选题时，有关方面认为出版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书，不太适宜，选题未获批准。一直拖至1989年下半年，小说的出版问题摆到了省新闻出版局新一届党组的面前，局党组才破例传阅了书稿，最后拍板同意出书。
当时，台湾黎明文化公司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也要求出版。早在1985年，黎明文化公司就重印过《曾国藩全集•家书》，这之后，该公司多次寻求机会与整理者联系。当得知唐浩明写出了曾国藩的历史小说后，立即索稿。唐浩明请人以繁体直行的形式将书稿誊抄一遍，托回湘探亲的台湾亲友带过海峡。
1990年是唐浩明值得庆贺的一年，这年11月，小说第一部《血祭》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这是两岸同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唐浩明成为两岸同时以原稿排印出书的第一人。1991年初，小说二、三卷也先后脱稿。这时唐浩明应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之邀，赴法讲学一年。他将两部厚厚的书稿交给责任编辑朱树诚，便兴奋地飞往巴黎，第一次走出国门。
谁知，到法国才三个月，唐浩明便接到朱树诚来信，要他赶紧回来修改二、三卷书稿。朱树诚在信中说：“命运给了你一个舞台，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可以做匆匆过客而下场，也可以演一出威武雄壮的史剧，希望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朱树诚一连3封信，令唐浩明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回国一头扎在书稿里。1992年4月，小说《曾国藩》二、三部《野焚》、《黑雨》相继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齐。
十年蛰伏，一举成名。当祝贺与鲜花扑面而来的时候，唐浩明却很平淡地说：“《曾国藩》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给了我厚爱，如果不是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我不可能深刻认识曾国藩，更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是时代开拓了我的视野，也给了我创作和出版的机会，至于个人的努力，实在微不足道。”的确，时代给唐浩明机遇，可贵的是，唐浩明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文化定位：《曾国藩》成功的关键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农家，祖祖辈辈与功名官场无缘。但他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十年七迁，37岁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任清廷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封一等毅勇侯，跻身卿贰，这在清代湘籍人物中，是独一无二的。曾国藩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头号“功臣”，又是儒学为主体、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近代史上许多政治领袖人物都受过其深刻影响。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十分推崇曾国藩，而蒋介石更是将其奉为楷模。
曾国藩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他在世时就兼有“曾剃头”的绰号和“中兴第一臣”的桂冠。他死后，褒之者把他捧上了天，认为他的道德文章、学问功事达到了顶峰，誉为“治世能吏”、“国家股肱”、“旷代之奇才”，是“千古完人”、“一代楷模”。贬之者却把他打入地狱，斥之为“乱世之鬼枭”、“罕见之酷吏”，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虚伪的假道学、民族的罪人”。唐浩明选择这样一位人物作小说的主人公，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因为长期以来，历史小说大多是写那些史有定论、可供后人效法的英雄豪杰。
《曾国藩》创作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对曾国藩这个人物的把握。人物如何定位？唐浩明认为，曾国藩这个人物既不是什么圣贤完人，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其实，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悲剧在于他自己的理想与他所处时代的矛盾。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而他却幻想化腐朽为神奇，重建周公、孔孟伟业。这就铸就了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角色。其信仰愈坚定，才干愈显赫，悲剧色彩就愈浓重。
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是吮吸中国传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封建士大夫，他严格按照中国儒家文化来规范自己、铸造自己。他一生进取、爱国、慎独、严己等，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而他的忠君、礼教、社会等级制度，为了政治目的，不惜用一些阴谋的手段，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而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等，又是其负面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在曾国藩身上便是两面性。以往论者多习惯于从政治上或道德上给他定位，既不能深刻探寻人物的本质，又难免失之偏颇。
唐浩明独辟蹊径，将曾国藩定位于文化层面，还曾国藩的历史本来面目。他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曾国藩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把他置于血雨腥风的19世纪中叶的历史背景上，从文化的层面来塑造中国近代史上这个充满悲剧内涵的艺术形象。既不忌讳曾知人善任、坚忍果断的政治才干和孜孜不倦、俭朴勤勉的书生本色以及雄才大略、舍己为公的中兴名臣形象的一面，又深刻地揭露了他阴险虚伪、冷酷残忍、机巧权变乃至杀人如麻而获“曾剃头”残暴的一面，使“天使”和“恶魔”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令人信服地统一在“曾国藩”这一艺术形象上，从而超越了比较狭义的政治评价和那种非甲即乙的简单的道德评判。
唐浩明深有感慨地说：“曾国藩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再加上又是第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作品，固然是该书吸引人的原因之一，但两岸以同一部书稿同时出版，并且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主要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源流、共同的血缘关系，具体来说，如果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对我们没有共同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就缺乏文化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主要是宣传中华文化，因而海外华人特别感兴趣，这是值得深思的，说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表现在文化的认同上。”
唐浩明进而指出：“《曾国藩》这部小说能被大陆和台湾同时接受，说明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开明的时代。我想，只要我们去掉一些人为的分歧和隔阂，用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共识。同样，以此来看待我们两岸关系的现在和未来，我们就会更快走到一块——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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