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近代史，绕不过曾国藩。他以一介书生，组建湘军而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维清朝统治于不倒；他面临外侮，兴办近代洋务，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后人评价他在立功、立德、立言上的功夫可与明朝的王守仁齐名。
对今天的公司管理者来说，曾国藩最值得借鉴的要数他的人才观了。曾国藩从手无寸铁的文人能建立诸多功业，靠的是其过人的识人术、踏实的育人术与客观的用人术。掌握了识人术就好比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挑出那些看起来有前途、值得培养的人才；有一整套的育人术，才能保证初次拣选的人才苗子能得到悉心培养，真正成为栋梁之材；仅仅培养出人才，不能恰当使用，关键时刻合不得放权或者赏赐，人才也会投奔他人，成为竞争对手的人才培养基地。
冰鉴识人术
曾国藩在长期的带兵打仗过程中自是阅人无数，热衷功名利禄前来投靠效力者、胸有才学意图一展宏图者、乱世之际企求混水摸鱼者，各色人等不一而足。身为统军之将，那时候又没有什么人力资源部门提供选择人才的标准，怎样才能挑选到心仪的人才苗子呢？这时候传统文化的一套手段就起了大作用。
曾国藩的知人之能，来自于《冰鉴》一书。此书并非曾国藩所作，但能运用其中原理大致化境者，则曾国藩一人而已。传说蒋介石有重要人事安排，必先招榜上有名者，观察其相貌气色，然后再做选用与否的决定。其相人之法得自曾国藩之处甚多。
“冰鉴”就是取冰为镜，明察秋毫的意思。曾国藩观人口诀，最重要者有两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心存济物是福相，事有归著是福相；邪正看眼鼻，聪明看嘴唇，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问条理，全在语言中。这些话在这个新名词满天飞的年代似乎有些迂腐，但其评判人才从精气神、形态举止、外观等综合观察人物却也十分全面，而且非常本土化，贴合中国企业管理者吸取其中精华。
曾国藩认为，观人首看其神骨。“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这句话主要是从读书人中选取人才而言，在当时读书人也就是当时的精英人才，选取人才苗子一般不出这个阶层。在曾国藩看来，神有余的人目光清莹流转，神不斜视，容色澄澈如冰泉，清泓如秋水。平时沉默静养，气定神闲。而神不足的人则是似醉非醉，头脑混浊不清；不愁似愁，神色昏乱不定，言语瑟缩寒滞，闪烁隐藏不定。1844年，湘军五大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江忠源去北京赶考，经人介绍第一次拜见了曾国藩，等江忠源走了，曾国藩回头对人说：“京师没有这等人才啊，这个人会立名天下，也会悲壮节烈而死。”曾国藩看得一点没错，江忠源是个侠义之士，有朋友曾经跟江忠源一同赶路，朋友死在路上，江忠源不辞劳苦，必诚必信，亲自护送灵柩回家。后来在安徽被太平军包围，投水而死。可见曾国藩识人之准。
仅辨别神有余与不足还不够，还要能从神看出人之邪正，这就需要很高的功夫了。曾国藩认为，有的大奸之人也是神有余，但这种人目光像萤火虫，有点柔弱却又闪烁不定；还有点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这两种人在平常显得端庄厚重，一身正气，如历史上的王莽，如果其不曾篡位的话，后人根本看不出其奸诈之态。
识人对于企业家来说自是非常重要，如果是家族企业，招来的职业经理人是个包藏祸心的人，他可能会把企业搞垮，临走前偷走企业机密，再挖走几个得力干将，那企业主就亏大了。曾国藩还总结出这么几类人：一类是粗人，这种人喜怒形于色，敢于为不平之事挺身而出，但凡事过目即忘，做事漫不经心，或者性情耿直，不识进退。这种人的缺点是不堪大任，但也没有城府，在许多方面可以放心使用，历史上的海瑞就是这种人；一类人是蠢人，对周遭的喜忧感应不强烈，缺少昂扬之气，行为举止呈弱态，不与人争胜负是非，这种人是好好先生，缺乏开拓精神，做销售或市场推广肯定不合适；还有种人，纯奸能豁达者，主要是心机内藏，城府渊深，喜怒不形于色，为人行事处处保留三分，这种人在生意场上可以说颇不少见。与耿直如海瑞等人相比，这种人有其特有的优势，因为他们能打圆场，其执行力强，往往能博得主子的欢心。
苦心育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主要有几种途径：一种是写信勉励，如他的几个弟弟、儿女等；一种是随他在幕府中行军打仗，其身边幕僚众多，在战争实践中带出了众多军事人才。
曾国藩认为，培养有四个内容，谆谆教诲，鉴别区分，保护举荐，破格提拔。人才就像庄稼，堂官的教诲就像种植耕耘，甄别就像去除莠草，保举就像灌溉，皇上的任命就像及时雨降落，禾苗肯定会长得旺盛。
拿曾国藩培养李鸿章来说。李鸿章的父亲本来是曾国藩的同学，从小就有交情，1845年李鸿章22岁时就跟着曾国藩学习诗文。李鸿章从1853年回安徽办团练，多次败给太平军，还差点丢了性命。1859年他投到曾国藩帐下。来了以后曾国藩让他专掌给皇帝写奏折。照湘军的规矩，黎明以前就起来吃早饭操练，幕僚必须一块吃早饭。李鸿章刚来湘军，他懒散惯了，有天就借口头痛，不想吃早饭。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的，三番五次派人去催，李鸿章没办法只好过来。吃饭时，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后曾国藩板着脸说：“少荃，既然你来这里了，我实话相告，这里没有别的，只讲究一个诚字。”说完转身就走。从此以后，李鸿章再也不敢懒散了。
李鸿章还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我们同时吃饭，吃完了，还围坐交谈，经史子集，样样都讲，吃一顿饭，胜上一堂课。”
后来有好几次，李鸿章都离开曾国藩，想自己闯荡。但他在外面基本一事无成，有人劝他说，这个世道，要想崛起，必须有所依靠，当今天下，除了曾公，还有谁可以依靠？虽然有矛盾，还得靠他建立功名。曾国藩也不计前嫌，在1861年李鸿章再次来投奔后，派他去救援上海，李鸿章也由此创办淮军，有了发家的资本。
在培养李鸿章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爱才与豁达并重的特点。他既看重李鸿章的才干，才用心培养他、提携他；因为豁达，才没有计较他的种种过失。
今天的企业用人，大致也有空降与培养内部人两种途径。有的企业家总想着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三天两头地换中高级管理人才，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或可救一时之弊，但对于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来说，却并不是上策。只有下苦功夫提带，才能培养出熟悉自己企业的情况、又忠心耿耿的人才来。否则，老是从外面空降，内部人才的升迁之路就堵塞了，搞不好自己人也投奔他人而去了。
用人重在礼仁
曾国藩说，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他不是靠赐给别人恩惠来笼络别人，重要的还是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成就别人的时候，也成就了自己。用威不如用礼，对待一帮武夫最有用处。一味地用权威来压服别人，对方可能表面服从，但内心并不服气。而待人以礼，效果却好得多。
这点比现在的很多企业家要强得多。有的企业家本身素质不高，以为只要老子有钱，什么人才请不来。其实这些人不明白，高素质的人才虽然也求所学有所用，但更重视工作本身所能获得的人胜尊严，如果老板对职业经理人没有起码的尊重与礼遇，是肯定招徕不到什么诚心做事的人才的。
还有的企业老总把一切大权都抓在手里，在下属面前总是高高在上的架子，这种人只讲究表面威风，不曾想过下属成天跟自己待在一个公司里，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你的嗜好被下属了解得清清楚楚，想装神秘也神秘不起来。“神居深庙方显威”，领导总搞神秘那一套，迟早会把自己的企业玩完。我们可以想想，如华为这种企业，完全系于任正非一个人的权威在运作，他刻意保持一种神秘感。但问题是，一旦没有了任正非，华为向何处去？在处理权力这点上，曾国藩做得很到位。如他感觉自己带兵，行动迟缓，而且败仗很多，就把打仗之权都交给手下将领；打下南京后，很多将领劝他做皇帝，他对此认识得很清楚，他认为古来位高权重者全身而退的没有几人，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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