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曾国藩曰：“曾文正者，岂惟近代，有始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就“立德”而言，罗益群先生认定“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大儒。”就“立功”而言，鸦片战争之后的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曾国藩力挽狂澜，使病入膏肓的清廷苟延残喘半个世纪之久。就“立言”而论，一部一千五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再现了那个动荡时代社会剧变的景观，其振世诗文为满清王朝注入了活力。
一、内忧篇：太平天国起义与曾氏功业文章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战前二年，曾国藩科举之路如履康庄大道。《曾文正公大事记》：“道光十八年戊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正大光明殿覆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进呈，拟一等第三名。宣宗拔置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中进士后，曾氏得到权贵穆彰阿的青睐，仕途平步青云，十年七迁，从翰林跃升至侍郎。这就注定他作为汉族地主阶级的一员，对满清朝廷的感激零涕，报效清室成为他至死不变的信念。
晚清政治黑暗，起义此起彼伏。太平天国声势如火如荼，清政府手忙脚乱，派钦差大臣赛尚阿围永安四日，不能攻破。太平军攻打桂林，清军将领乌兰泰中炮阵亡。农民军渡湘水，破益阳，过洞庭，直取岳州，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逃。起义烽火燃遍长江流域之时，曾国藩始治兵于长沙，命罗泽南等人统率湘营三营，仿照明朝戚继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练，是为湘军创立之始。鉴于太平军“楫为巢穴，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欲加攻剿，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曾国藩在衡州专心办理水师，监造战船。湘军水师出征之际，为了号令全军，曾氏创作了一篇气势磅礴的动员令《讨粤匪檄》，历数太平天国绝灭中国几千年固有礼教之罪行，煽动了知识分子与下层群众的义愤情绪，使湘军上下一心最终取代腐朽的八旗绿营兵，成为太平军的克星。
太平天国军1853年元旦从武昌出发，顺着长江长驱直下。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连破九江、安庆、芜湖等战略要地，攻下南京，改称天京，作为都城。从此以后，曾国藩怀抱“万里不惜死”的热情，在挽救帝国危亡的战争烽火中，苦战十四年。他在一系列诗文之中，再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战争风云。
曾氏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缕陈金陵鏖战四十六日得解重围折》：“李秀成亲率十三王，号称六十万众，专注金陵。东自方山，西至板镇，旗帜如林，层层排列……二十一日，城贼、援贼同时并进，曾国荃令各营坚壁固守，俟其扑近花篱，突以排炮轰之。贼乃跧伏在地，炮声绝而杀声又起，日夜环伺，无或少休。”折文用简笔素描当时战场撕杀的环境：“专注”金陵，旗帜“如林”形象地再现了金陵保卫战的战况。“十二日，见西南一股悉并东路，潜伏雨花台后。曾国荃知地道之将轰塌，令各营谨以备之。不转瞬，而嘉字、吉后两营外一声霹雳，烟焰上冲，石块、土块飞入半天，营墙各崩塌十数丈。贼即乘隙直上，万弩齐发，排炮雷轰，踊跃争先，呼声动地。两路悍党不下万馀人，拥入塌口者各有千数人。我军寂然不动，扼住内濠，俟烟障一开，尘土落毕，武明良率各弁勇从嘉字营冲出……乱刀交错，并力扼险……塌口以内，屠戮靡遗。塌口以外，诸贼渠搴旗督战，更番向前，猛扑五六次”。曾氏参用骈文，交错使用长短句，营造战场的惨烈氛围，把那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拉锯战呈现在读者面前。
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藩的文风诗风。他的大量诗文中充满了发自肺腑的建功立业的直接表白，及对于危如累卵的现实的忧患。例如攻下金陵作《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十六首》其四：“沧海横流泽有鸿，微生偶出一当熊。千艘梭织怒涛上，万幕笳吹明月中。屠罢长鲸波尚赤，战归骄马汗犹红。谁知春晚周郎老，更与东皇乞好风。”其五：“钟山祠庙岿然存，凭吊湖湘烈士魂。马革裹尸男子志，鸾刀祭魂圣明恩。弓旌夜动神依户，箫鼓春祈福满门。万世游人应指点，血殷篙眼古时痕。”表现了一个封疆大吏、末世英雄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渲泄了“踏平坎坷成霸道”的救世情怀。自然，他也摆脱不了封建末世的心绪。像处于同一时期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一样，曾国藩镇压义军于血泊之中。也不禁有精力耗尽补天乏力的悲哀：“惨淡兵事春复秋，浊醪谁信遣千忧？战场故鬼招新鬼，世事前沤散后沤。”
二、外患篇：西方列强压境与曾氏应对文章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使与世隔绝的大清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曾国藩等有识之士，首先从炮火的轰鸣中敏感地醒来，鸦片战争的惨痛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面临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意识到“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从此迈开了“知夷”、“制夷”的第一步，也是近代中国启蒙的第一步。曾国藩作为主张学习西方而“借法自强”的洋务派的代表，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向皇上进《复陈购买洋船炮折》：“至恭亲王奕訢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在《致李少荃中丞》中，曾国藩略陈宏图大略：“敝处现拟设立铁厂，应用造器之器，须向西洋购买。查有容委员宏，原名光照，号纯甫，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饬令前往购买器具。”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由此起步。
近百年中国外交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屈辱和悲愤的历史。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推行一条软弱妥协的对外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制订与皇室既定方针有关，但从一定程度上说，又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他重权在握，虽在对外交涉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某些方面维护了国家民族利益；但总体上，他“立意不欲与之开衅”，而寻求的“柔远之方”，就是对外妥协，这在有关天津教案的一系列奏疏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密陈津郡教案委曲求全大概情形》里说：“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
曾氏妥协退让方略，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李鸿章秉承其“不宜自我开衅”和“攘外必先安内”宗旨，于甲午海战中，使苦心经营三十年的洋务成果“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后来袁世凯谨守曾国藩、李鸿章之遗教，签订《二十一条》。远隔半个世纪之久，受过新式教育的蒋介石奉亦曾国藩为圣贤，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曾氏的应对文章，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历史局性是十分明显的。
三、探求篇：针砭时弊与曾氏策论文章
农民起义烽火燃遍十八省，持续十四年；大清王朝被过去不屑一顾的“夷”人打得落花流水。生逢乱时，为曾国藩这类胸怀天下的士大夫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历史舞台。曾国藩是独当一面的政治家。他有“上报天子，下抚黎民”的襟怀，发而为诗为文，势必回荡着气壮山河的气概。他的许多诗歌，使人强烈感受这位非凡的政治文人意气的飞扬。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在历史即将转弯的那一瞬间，用血与火改写或续写了清史，迎来了“同治中兴”。
作为近代的鸿儒硕学和朝廷重臣，曾国藩对时弊洞若观火，猛烈地批判并锐意改革，去挽救行将倾覆的统治大厦。其言其行，可歌可泣。
晚清时期随着国内外矛盾的加深，朝野内外基本上处于动荡不安的氛围之中，朝廷对各级官吏的约束受到严重冲击，监察机关工作效力也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环境下，官场势必产生荒谬的施政现象，冤狱丛生，官吏渎职，暴戾武断比比皆是。官场上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对一切行政过程产生破坏作用的程度。曾国藩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深刻反映在他的诗文中，十二卷之巨的《曾国藩奏稿》凸现一代枭雄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的威武形象。
曾氏目睹腐烂的政局，性情刚烈，言词亦甚激切。咸丰六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不顾同乡、同年、同官翰苑的多年旧交，一封奏章就参掉了江西巡抚陈启迈的乌纱帽，还稍带将臬司恽光宸一并革职，由此可知其整顿吏治的决心。挥师进入江浙地区，更是以腕作风，雷厉风行，惩治高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皇帝参劾二重臣《复查江浙抚臣及金安请参款折》中，曾氏运用申韩法术，历数江苏、浙江二省巡抚王有龄、薛焕罄竹难书的罪行，笔锋所指，两位封疆权臣的命运因此急转直下。更让人惊恐的是，时过仅仅二十余天，十二月十七日《遵旨派员押解何桂清进京片》云：“查有安徽候补直隶州张葆，精明干练，堪以派往。臣即札令该员由安庆至九江，附轮船驰往上海，将何桂清押解进京。”何桂清贵为二省之总督，押解进京后，曾氏奏章成了何氏的催命符，人头落地。
清朝皇家军队绿营八旗，将领贪污，克剥士卒，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其严重者甚至发展到了“不利御寇，而利为寇”的地步，面对起义烽火、列强枪炮，不堪一击。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曾国藩毅然上书《议汰兵疏》“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此文例举当时军界的弊端，“无事”与“有事”之时，“见贼”与“贼去”之情，对比鲜明，让人心颤。
曾氏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以传统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精心炼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湘军。他常常“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他熟读古代兵书．善于驭将。作为军事统帅，长于军事战略，“凡规天下事，久无不验。”在捍卫大清帝国的战争中，湘军磨炼出了二十六位总督、巡抚，出现了“清之中兴，什九湖湘”的盛大局面，正是这些功臣才暂时挽救了帝国的危亡。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自古就是各个朝代灭亡的共同原因。曾对此有着深切的认识：“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咸丰六年他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一文中对人民疾苦寄以深切的同情：“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于后者，“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沈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曾国藩在奏章中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为百姓呜冤叫屈。
《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其一云：“域中哀怨广场开，屈宋而还第二回。幻想更无天可问，牢愁宁有地能埋！秦瓜钩带何人种？社栎支离几日培？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太平天国灭亡前夕，民众依然流离失所，瓜田无人种，社栎无人栽，清朝的腐败依旧，他曾国藩该怎么办呢？再挺身出来任事吗？“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出头冒尖的人是没有好结果的。真是天不可问，地无可理，苦闷忧郁到了极点。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希望像范蠡那样，灭吴之后，泛舟五湖，过隐居生活了。曾诗与王闿运的诗一样，反映了封建末世一群较为清醒的士大夫的悲哀，只是他作为支撑这个“末世”的“强人”，其悲哀更为深沉。
不过，发出补天乏力的喟叹，这仅是曾氏一时情感而已。在日常军旅行政生涯中。曾国藩还是心系民情：“用兵之道，总以不扰民为第一义。本部堂频年教人，首重‘爱民’二字。贵镇初膺重任，务须与麾下将弁约束，禁止扰民，苦心告诫，苦心丁宁。申说一次，有一次之益；惩办一案，造一方之福。”
诗文可以绘景叙人，纪事言志，所以诗文能证史，能再现真实的社会风貌。一部《曾国藩全集》，凡一千五百万言，它为后世展现了晚清风云际会的历史。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不可能超然于时代之外，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乃是他所处时代孕育培养的结果。如果没有曾国藩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没有他风雷激荡的斗争生活，就不可能写出令人感慨的悲壮诗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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