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风云人物。在清王朝被农民革命浪潮猛烈冲击下，奄奄一息之时，曾国藩以捍卫名教相号召，墨短从戎，组织湘军。这犹如一支强心剂，注射到清朝垂死的机体上，使之又重新复苏。他立德、立功，成就了盖世伟业，被誉为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他立学、立言，以自己的文学理论与诗文作品，自立门派，带领湘乡文派的学士们，使桐城末流出现振兴的景象，古文事业后继有人，延其余音。
一、“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戌刻，曾国藩“端坐而死”。清政府获悉消息后，辍朝三天，以致哀悼，朝廷加恩赐谥号“文正公”，入祀京师照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皇帝诏谕：“朕惟位兼将相，仗经文纬武之才；气壮山河，懋崇德报功之曲。爰陈芳奠，用奖成劳。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学有本原，气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同治诏令紧紧扣住“文”“武”两个方面进行褒奖，其中“经文纬武”最为妥切传神。朝廷深察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学有本原，气成远大”，对其溘然长逝，锥心刺痛，决定“谕重臣而致奠，给国币以治丧”，完全以最隆重的国葬之礼厚待。
湘军水师名将黄翼升作祭文说：“呜呼我公，百世之师！文章可闻。性道难窥。文章之显，乃有功名。破百万贼，复数百城。拯民水火，贻民乐利！”四字韵文开篇以语气词“呜呼”表达对“百世之师”逝去撕心裂肺的痛苦之情，同时对曾氏文学大业的追捧，“文章可闻”，“文章之显”。我们由此可知，曾国藩在世之时，其文章早已声名赫然，远播于外，受到大批士人们的赞赏，这也是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振兴桐城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李元度是曾氏学生与湘军大将，患难与共。他对曾的逝去极为悲痛，特写作《曾文正公行状》，说曾国藩：“古文宗扬马韩曾，诗自李杜外，笃嗜苏黄。治经喜高邮王氏书……在军在官，数十年如一日。读书有常课，虽存亡呼吸间，不常度也。公于中外之防，持之尤力。”作为湘乡文派的一员，李元度点明了曾氏在诗歌创作上效仿李白、杜甫，尤其倡导宋诗运动，以苏轼、黄庭坚作旗帜，使同光体诗人有了前进的明灯。
曾国藩弟子、亲属、同僚为其哀歌致文。但是军中高参，雄笔霸才王闿运却为其写作一副寓贬于褒的挽联：“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曾氏一生以汉将名臣霍光、明朝宰相张居正为榜样，要安邦定国；可惜事功上不如历朝侯相，仅在用兵策略上方面留下一点影响。在诗文学问上素以四库全书总编纪昀，大学问家阮元为偶像，要文名留芳；只可惜升官太早，忙于冗务，没有深厚的学术著作传世。王闿运对于逝者的评价未免过于苛刻了，其缘由当然有曾国藩对其几次纵横计不用的失望，及其由此所产生的对于整个湘军的失望。此外，也可以看出，王闿运在对待曾国藩及其同僚权贵上，都有一种桀骜不逊的傲气和霸气，这在他后来撰写的《湘军志》中有更集中的体现。
中国留学教育使节容闳心系天下“予虽贫，自由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这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知名人士曾受雇曾国藩门下，对其评价视角很新：“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同时代人物为曾国藩所作的挽联，更能直观地反映出他在文学与政治上的深远影响。虽多为门人故吏所作，有过奖之嫌，但也不是不合实际的。受业刘翰清云：“有事君之小心，纬天经地，一代殊勋垂国史；惟夫子能先觉，周情孔思，千秋绝业在遗文。”
时人对曾国藩诅咒的，亦有之。主要原因是湘军攻入天京城后，关闭城门，搜捕烧杀。一时间，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曾剃头”之绰号由此而来。这也是他在家书中表达的思想在现实的实践。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曾攻下安庆城后所写《致沅弟季弟》：“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这暴露曾氏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农民起义仇恨入骨，故而杀人如弃草芥的面目。
时人骂其为名教的罪人，伪君子，主要是指在“大禁”的纳妾，与赵烈文同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两件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澄弟沅弟》中说：“余身体平安，惟疮癣之痒不能愈，娶妾之后亦无增减。陈氏妾入室已二十日，尚属安静大方，但不能有裨于吾之病耳。”由此可知曾氏对于陈妾还是满意的。
二、千秋功过，自有近人评说
曾国藩在德行与学问方面发挥最大能动性，但终究只代表儒家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他倾力维护的也只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政权。这就决定了曾氏的追求以悲剧告终。他拼得一死换来的却是世人的骂名、朝廷的训责，这体现在“天津教案”后的尴尬处境上。曾国藩苦心经营的结果，不仅没能挽救大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反而将自我迷失在“外王”之中，造成自身的许多矛盾之处。对曾国藩抨击最烈的时期是清末及民国。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喻，斥责曾国藩为汉民族不肖子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清末抨击曾国藩最厉害的当属章太炎，其在《检论》中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由邓实主编、以章太炎为主要撰稿人的《国粹学报》，是“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的，他们对“文自唐、诗自宋皆不满”，对末期桐城文派“若填匡格，不敢稍溢一语，谓之谨守桐城家法”更为痛惜。但章氏之辈终究跳不出古文的传统格局，只宣称“专为救弊而发，而正告之曰：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期于负于古人斯已矣，于桐城派何尊焉，于桐城派又何病焉？”这种恪守古文传统，对桐城湘乡既不“尊”，也不“病”的态度，大概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软弱性的表现。章太炎及其门生追随魏晋文风以求革新，虽魏晋风骨能救一时之急，但不能满足时代需要，注定不能长久占据文坛。
真正向曾国藩为代表的末流桐城派开炮的是梁启超。他大张旗鼓宣扬文体革命，要求废除桐城古文，改为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他创建报章文体，对桐城派所禁约的佛书古名、诗词曲故、日本新名词皆所不避，信手拈来，舒徐自如，雄辩惊人。于是以“常带情感”的笔锋，述写“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一纸风行，海内震耸，天下文风为此一变。桐城派末流除了叹息，“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而外，竟手足无措了。在梁启超“报章文体”与章太炎魏晋文体夹击下，桐城派声势一落千丈。这种自由的新文体，在中国古代也非完全没有，梁氏要使之进一步解放，使之变得更活泼，相对于曾氏古文，确是一种文体的革命。梁启超代表作《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融议论、抒情、叙述于一体，堪称文学性的政论，尤足代表梁文的特色。
当然，梁启超不愧为历史学家，看问题，评人物不像同一时期的章太炎那样偏激。他一方面抨击曾国藩倡导桐城古文的危害性，同时又以史学评论的观点，对曾氏一生政治功业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一文中对曾氏功勋卓著赞不绝口：“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群贤以其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觉不欲澄青天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公，不可不日三复也。”
陈独秀以五四青年斗士形象横扫当时文坛，他对曾国藩的桐城文给予致命的一击，在《文学革命论》中把曾国藩顶礼膜拜的古文大家桐城祖师爷归有光、方苞、刘大槐、姚鼐指斥为“十八妖魔辈”。但如陈独秀、钱玄同等五四青年们不无偏激之处，也不无矫枉过正之嫌。如说桐城文“直无一字有存在的价值”“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显然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胡适先生以求实的精神，以皖派学者的严谨，发表过较为公正的看法，承认“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1920年胡适在其《整理国故的计划》中列举了首批拟加整理的书目，其中一部分还拟定了担任整理的人选，准备出版后作为中学生的参考书，其中就有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与曾国藩的著作。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还是比较低调，说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派=湘乡派”，“实在没什么精彩动人的文章”，“我们读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篇，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学者如钱泰吉、刘毓崧、刘寿曾、李善兰（算学家）、华蘅芳（算学家）……戴望、成蓉镜……都在他的幕府内。怪不得曾派的势力要影响中国几十年了。但这一班人在文学史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年寿最高、名誉最长久的，莫如俞樾、王闿运、吴汝纶三人。俞樾的诗与文都没有大价值。王闿运号称一代大师，但他的古文还比不上薛福成（诗另论）。吴汝纶思想稍新，他影响也稍大，但他的贡献不在于他自己的文章，乃在于他所造成的后进人才。严复、林纾都出于他的门下，他们的影响比他更大了。”胡氏这段评论基本合情合理，正确论述了曾国藩及其湘乡文派在文学上的势力范围与对后世几十年的影响，“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做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林纾是桐城末流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运用古文翻译世界名著达百余部之多，向国人展现一幅幅异域风情的画卷，把桐城古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林纾的老师是吴汝纶，吴汝纶的老师是曾国藩，因此林纾作为曾氏的再传弟子，极大地光复了湘乡文派。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对曾国藩文学成就评价稍高。“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宗之。……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荄，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曾国藩）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刘氏一方面针砭桐城文“空疏”之弊，另一方面又肯定曾国藩文章“博大雄奇”之美，是“近今之绝作”。他还指出近世文学的衰落的原因：“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法，未能神明变法。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
林纾以古文名世，深得恩师吴汝纶赞许：“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他于1908年为商务印馆编《中学国文读本》《国朝文》，多选桐城文。林纾在北京大学与主魏晋文的章太炎弟子不合，1913年离开北大，对其深有成见。林纾为古文重新定位，打破了语言的禁忌，以桐城古文义法为手段，沟通中西文学，使古文在危亡中重拾一些尊严，最后一次发出异常夺目的光彩。这真正在实践中发展了曾国藩“文章与世变相因”的湘乡派文论。他使古文适应了市场需求，使古文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林纾是性情中人，翻译法国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本书感动万千读者之前，已先赚了译者的情泪。林纾古文理论著作有《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是桐城古文的殿军，标志桐城派文论的终结。
正如胡适所说，林纾替中国古文“开辟了一个新的殖民地”。林纾翻译小说，用雅洁的古文，叙述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这在古文史上是没有的。它使千百年来横亘在文学中的“雅”与“俗”的鸿沟悄然贯通。钱钟书评说：“林纾的语言，实际上已经不是方苞严格定义过的狭义‘古文’，而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周作人说：“我们几乎都因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味。”这道明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为典范的确立，是从林纾翻译小说开始的。林纾从事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带有明确的目的与动机，即希望为中国作家打开眼界，借鉴外国小说的优长，“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林纾指出中国小说应像西方小说那样揭露现实弊端，主张“为下等社会写照”，推动小说向现实主义方向演进。中国近代作家们正是通过林纾作品，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视野，促进中国作家吸收外国文学的诸多艺术手法，从而使古典文学向近现代文学的转变。“逐渐把西洋文学的优点和中国文学传统经验结合起来，打破旧小说的框架，这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都起促进作用。”林纾打破了桐城派的禁忌。桐城文人以振兴天下为己任，立清规戒律，把“杂小说”视为“古文义法不讲久矣”的一个表现。林纾反其道而行之，把小说作为自己主要的文体。在他看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逆旅小子》诸篇“便近小说”。这与曾国藩突破桐城文论骈文不可人古文的禁忌，骈散结合，是相似的。林纾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求变”的视角转入“小说”的桐城死角。
五四前后文化大变革中，作为其中“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曾国藩再传弟子林纾的一生文学活动充满矛盾，是文化界一怪人。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应该是湘乡文派的殿军，当然也是中国古典散文的终结者；他又是“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他以敏锐的时代直觉，宽宏地吸纳译介异域文学，开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巨变。
三、国共两党魁首，均系效法曾门
在曾国藩死去二十一年后，与湘乡仅一山之隔的湘潭县韶山冲，诞生了一代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外祖父家就在曾国藩故乡湘乡境内的唐家齑，与韶山仅有二十里路。这种地域关系，对日后毛泽东将曾国藩视为英杰有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在长沙师范的老师是杨昌济先生。曾经留学英国和德国的杨昌济对曾国藩十分崇拜，他说：“宋韩（琦）、范（仲俺）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因此，杨昌济特别把曾国藩作为学生效仿的榜样，来勉励弟子们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他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国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泽东在杨先生指导下，认真研读曾国藩家书、日记、及曾氏古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现在韶山陈列馆还收藏着木刻本曾氏家书第四、六、七、九卷，每本扉页上都有着他当年留下的手迹“润芝珍藏”。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对曾国藩立身处世，为学从政之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激发他济世救时的伟大抱负，矢志读书，以求奠定坚实的基础。
民国初年，新式学校多采用姚鼐《古文辞类纂》或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国文教材。曾国藩说：“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毛泽东看来，曾国藩文学眼光高远，其《杂钞》“尽抡四部精要”。“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著名学者汪澍白认为，毛泽东不只是把《经史百家杂钞》看作学习古文的范本，而且奉为通晓国学的津梁。当然，毛泽东也很佩服曾国藩政治军事才能。晚清兵为将有，督抚专政自湘军起，“然而总其成者，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也。”在毛泽东眼中，从此时起，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湖南对全国的影响大增。这对毛泽东立志报国，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鼓舞。
杨昌济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同时又深受西学的熏陶。杨氏亦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彭大成认为，“从目前公开刊行《达化斋日记》与《杨昌济文集》来看，杨昌济虽然古今中外涉猎极广，但研读最深，并持之以恒，相伴终生的是两个人著作，一个是王船山，一个是曾国藩。”杨昌济还直接拿曾国藩作为榜样，来教育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杨先生“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欣赏毛泽东、蔡林彬（和森）。”由此可见，在杨昌济的推动下，曾国藩的影响更为深远。
蔡和森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十分推崇敬佩曾国藩，“三年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国藩）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胡林翼为湘军第二大头目，与曾国藩并称“曾胡”。蔡和森将曾氏成功归于潜心研读学问，广为传道，笼络人心。“蔡和森外祖父葛葆吾，是曾国藩的侄婿，做过清朝的盐运使、按察使。”作为同乡，蔡氏在当时不可能超脱中国民间以乡邻出显贵人物而荣耀的世俗风气的影响。蔡和森以曾国藩为偶像，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发出豪言：“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之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曾国藩是清末成同之际的“中兴名臣”，蒋介石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政府总统，相距大半个世纪。但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而曾国藩亦极大地影响了蒋介石。蒋介石一生阅读中国传统古籍，大多是明朝王阳明与清朝曾国藩的著作。这不仅因为王与曾均系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而且因为“阳明与湘乡（曾国藩）皆在艰难中创造事功，这给介石先生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精神上一种极大鼓励。”
曾国藩倡导经世致用，受千年湖湘传统学风的影响，把对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与经世务实的作风融合一体，构筑了“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政文互动，政以文显，文以政名。古文事业上，曾国藩使桐城派神韵再次延续半个世纪；诗歌领域里，他倡导宋诗派运动，使同光体走向一个高峰。曾国藩以其才干在政治与文学领域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之久。这样厚重的双重意义，历史上并不多见。曾国藩诗文集中的开篇之作，也即青年时代曾国藩平生所作的第一首诗歌——《题杨忠愍公二疏手草》云：“古孰无死？曾不可班。轻者鸿毛，重者泰山。杨公正气，充塞两问。遗文妙墨，深播人寰。”这首诗表面是高度赞杨忠愍公，实际说是给他自己画像更为合适。曾国藩浩气长存，呼啸于天地间，余响经久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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