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清朝已跌落到了封建弊端丛生的谷底。不仅内忧突起，而且外患也日益滋生。就曾国藩自身而言，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有着经世致用，忧国忧民；不畏艰险，勇于献身；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湖湘文化的特质。他深刻认识到要维护国家政局稳定与社会民生安定、维护封建等级和封建礼治，以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从曾国藩成长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其精神价值的的文化特质及其思想的拓展性，其精神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核心价值观更是一个无论从内涵到外延都十分丰富的概念。在曾国藩身上不难看到湖湘文化的影子，同时，他的精神价值轨迹又展示了湖湘文化的新趋向。
一个社会文化中最持久、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深藏于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但对人的影响巨大。树立和倡导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有利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有利于民族和广大人民的正确价值观是一个社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价值观的形成受到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对曾国藩来说，他的价值观有着浓厚的湖湘文化特质。与此同时，脱胎于湖湘文化的曾国藩又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精髓。
一、曾国藩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1.“忠君勤王”的爱国情怀
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本质上是一种务实，是一种责任感，也是一种身体力行的体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本质培养出了把天下的责任与个人荣辱、生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不怕死”“的忠臣一曾国藩。他认为，忠君勤王，尽忠报国，乃臣子必尽之分，是军队一切行动之目的。他把忠于君皇放在其人生价值的第一位。他劝戒曾国荃要“专以国事为重，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并以袁简斋的诗句相勉：“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也是从忠君勤王的建军思想出发，曾国藩以“忠义血性”的准则为选将的标准。他说：“其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并具体化为四条：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名利、耐受辛苦。他说：“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救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这种忧世之心，这种改造天下的冲动，这种致死为君的忠君思想，在当时具有两重性：当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占北京，曾国藩明知不敌，亦准备率湘军北上勤王，这时的忠君具有反对侵略的意义，是正义的，爱国的。这时的“忠君”与爱国有着一致性。而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后，曾国藩为维护封建秩序而“忘身报国”，则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忠君爱国的情怀驱使他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作进一步的思考，开始了其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自救、自强活动，这是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
（2）“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敢为天下先，这是湖湘文化的又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在保持湖湘文化的精髓不变的情况下，湖湘文化也是在不停发展的。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努力维护正统儒家文化是大义、大道，然而，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创新精神，于学理中找到了思想的突破，达成了其学术思想的大转化。他于“自强”和“洋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他一生真正的闪光点所在，也是其思想转化的表现。曾国藩强调自强之法，就在于向西方学习，认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只是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关于自强之道，薛福成在《代李伯相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讲到“谓自强之道，贵在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在思想观念创新的推动下，曾国藩开始了一系列创新实践活动。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性质工业企业，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在他的领导下，湘军集团其他领导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继承他的衣钵，相继在各地创办近代企业，开启了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先河。曾国藩是倡导中国留学生留学国外的第一人，薛福成在《代李伯相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讲到“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在曾国藩力促之下，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幼童走出国门，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带回来，并培养造就了一批科技专家如詹天佑、梁敦彦等，为中国近代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曾国藩从一个传统文化的推崇者和集大成者成为一个敢于主动接受西方文化观念并坚持“中体西用”的现代价值取向的人。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是其经世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曾国藩的哲学思想一直就具有经世特征，他是一个思想上的先行者。在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之中，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疏，乃至兼采汉宋之长，都无救于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曾国藩经世哲学特征使他敢于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开眼看世界，进而倡导洋务，认识西方在器物层面的先进性。促使曾国藩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另一因素是当时的社会实际。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在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曾国藩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看到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器物层面的落后，因而得出要进行自强的结论。曾国藩创新精神在制度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湘军的建制、训练以及选将等方面，曾国藩通过制度创新，树立了自己在湘军的绝对权威。他一改清朝传统的建军制度，建立了一只纪律严明、忠诚勇敢的湘军。他亲自制定营规、营制及各种章程。他还吸收了外军的经验，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军队内务方面的法规一《军队内务条例》。这些规定一部分是制度化的道德内容，如禁谣言、禁奸淫、禁喧哗、禁洋烟等规定；另一些则是道德范畴外的制度规定，如日夜常课之规、扎营之规、恤赏之制等。曾国藩制定章程，务求条条落实处。坚持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有了制度的保障，其创新理念有了实现的平台。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制度创新的能力和素质。
（3）“勤勉笃实”的诚信精神
湖湘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诚实守信，不欺骗。曾国藩是位虔诚的自我修养主义者，认为圣人之学不外乎“格物至知”和“身体力行”两事。他奉行诚信思想，挺身入局，勇于担当，戎马倥偬里以诚信待将士；在宦海沉浮中时时以血诚表忠意；世事变迁中坚持以真诚待朋友；点点滴滴处严格用孝信教子弟。曾国藩说：“诚者不知欺”。又说：“惟天下之至诚，可破天下之至巧”、“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始终坚持忠信原则，并践行着这一宗旨，为广大将士树立了榜样。曾国藩在兵士和将领的鉴选上，提出的首要标准是“拙诚”。对于士卒，他要求“技艺娴熟，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并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主张军人要讲“血诚”，就是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换取忠诚。曾国藩本人就曾经四次自杀，以取得忠名。他说：“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训练湘军，“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在为官和做人方面，曾国藩同样是以诚待人。在处理部属关系时，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因为“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在处理军民关系上，曾国藩讲求以诚待人。曾国藩说：“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要想赢得人心，赢得民心，就必须对老百姓讲忠心，讲良心，否则就难以争得人心，获得民心。
曾国藩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个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其所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我们这里所阐述的这些只是其价值观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内容。这三者深刻揭示了曾国藩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同时，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二、爱国情怀、创新精神、诚信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
1.“忠君勤王”的爱国情怀是其价值观的核心
中国古代兵家论将才，皆以孙子的“智信仁勇严”为衡，把才智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曾国藩一反古法，把对清王朝和孔孟之道的绝对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湘军的忠君思想异常突出。曾国藩自己以“不怕死”相标榜，就足以显示他对清王朝的耿耿忠心。究其原因不外乎在于曾国藩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背景及其价值取向。这与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初衷不谋而合。“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湖南人固有的保家卫国使命精神开始滋生并迅速漫延，从此形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现象。纵观之，曾国藩致力于创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维护君权。同时，在治军过程中奉行诚信原则的目的同样是为维护统治服务的。因此，曾国藩思想价值观的核心集中体现为其心怀天下的爱国情怀。曾国藩思想中形成的其他价值观都是在这种爱国为核心的价值观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
2.“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是其价值观的实质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创新体系中，思想观念创新是关键。任何一个创新成果的实现都离不开思想的发轫。曾国藩作为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时局动荡的王朝危机中，被推到了历史发展的关键位置。他审时度势，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特别是器物文明的先进性。曾国藩在“自强”和“洋务”方面的努力，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建树，充分说明他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没有跟着那个腐朽的朝代随波逐流，而是用他特有的忠义之气思索着创新之法，开启着创新之路。他曾说过：“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在战争中，他最早接触到西洋的先进武器，曾、左、彭、胡这些湘军领导人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创新精神充分而又深刻地体现在其建立的湘军以及他所倡导参与的洋务运动等各项治国、治军活动中。正是有了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才成就了曾国藩集团的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辉煌。因此，“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是其价值观的实质。其他在曾国藩思想中闪现的价值观的本质和根源就是创新精神在他治国、治军行为中的集中展现。
3.“勤勉笃实”的诚信精神是其价值观的实践途径
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曾国藩深解其中奥秘，在长期的治国、治军、治家过程中，他坚持诚信的人生准则，努力发扬其思想中的其他价值观。以诚信精神践行其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为臣之道。他的忠君思想事实上就是最大的诚信。正是他的诚信也让他在晚年躲过了杀身之祸。当然，他的忠君思想有些盲目的愚忠，抛开阶级立场，我们看到的是曾国藩一生所倡导和践行的诚信原则。以诚信为基本价值准则，曾国藩努力实践着他的政治理想与抱负，拯救清王朝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诚信作为其个人修养提升的重要方法，他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以诚信为实践内容，曾国藩深谙西方文明真谛，开启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新思路，把创新精神发扬光大。因此，“勤勉笃实”的诚信精神是其价值观的实践途径。
总之，曾国藩核心价值观对湖湘文化的发扬，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其核心价值观生生不息，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可见一斑。因此，发扬湖湘文化精髓，倡导曾国藩核心价值观的精华，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发展湖湘文化，不断提升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