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军阀”，即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现代话语中的“军阀”，是指由非法途径干预国家政治的军人或军事势力集团，它由日本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首先创用，其后输入中国。社会学家克莱伯在《当代社会理论》中说过：“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你都会看到此前未曾看过的事物。”若从军阀制度的视角来研究曾国藩创建湘军与近代军阀制度的渊源关系，有助于深入揭示曾国藩创建湘军体制的历史影响和近代军阀制度产生的历史原点与制度逻辑。
从晚清一个半世纪以来，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只是不同时期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学术理路有所差别而已。晚清学者王闽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朱德裳的《续湘军志》、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等对湘军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历史记载。从民国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罗尔纲所撰的《湘军新志》、《绿营兵志》、王尔敏的《淮军志》对湘军和绿营的组建、演变和消退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考辨。各种关于曾国藩或湘军历史的传记更是数不胜数，文学塑造味过浓，难与历史文本相吻合。研究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因为湘军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镇压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评述如隔雾观花，难窥其貌。所以，近现代的政治风云使得人们往往从政治需要出发对曾国藩或褒或贬，论旨殊异，毁誉偏颇，难免失当。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学风的重新确立使得人们不再对曾国藩进行简单的政治定性分析，开始注重对其历史影响过程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本文对已有的这些研究稍作梳理，聊以为述。
一、源流特点论
这类研究主要从湘军的源流与组织特点来进行展开。“湘军”是与“团练”、“乡勇”不同的历史范畴。有学者根据彭洋中（1803—1864）所著《湘勇源流记》指出，湘军起始于朱孙诒的湘乡团练，后经湘乡团练调省城居防始称“湘勇”，衡阳练兵时正式称为“湘军”，湘军的策源地在老湘乡县全境。也有学者指出，“湘军”是指咸丰老湘乡一县之湘军，先后经历了团丁——湘勇——湘军的发展路径，但“湘军”之名肇始于湘勇援赣作战时。这种地缘性的军事组织区别于晚清传统的以绿营为代表的经制兵，其办军思想是“改弦更张”，“别树一帜”，“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在内部构成上，湘军的士兵与将帅之间结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实行以将领为中心的招募制；在募勇的标准上规定：一是统兵亲自招募，不假手他人；二是严定标准；三是原籍招募，取保具结。这种兵制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宗法性与依附性，具有生死与共、齐同进退的组织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有学者指出，“兵为将有”是湘军组建上最大的特点，形成了谁招募便服从谁和全军服从曾国藩的格局，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支独特的私人武装。这种模式后为李鸿章、袁世凯等所效仿，形成了近代军阀武装集团。从军阀政治形成的历史维度来看，曾国藩创立湘军时期是军阀政治的滋生期，其特点表现为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地方势力已形成影响政治的实力、军阀政治虽能影响政治但不背离皇权政治三个方面。
湘军的源流决定了湘军的特殊历史镜像。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剖析了湘军的兵制渊源于明朝戚家军，而湘军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军制、军权和政局上，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割据，所以这种军阀制度发生的祸乱虽不见于湘军，但其祸源实自其制度始。这样追本溯源与后世演变的历史叙事方式客观地评价了湘军兵制的历史缘由。有学者指出，湘军取代地方保甲组织接管地方防务，由此造成的地方军事势力的膨胀打破了原由地理特征、语言差别、文化类型所造成的地狱性情感归依，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内涵，形成了对地方行政的全面干预和对中央集权的潜在挑战，蕴涵着地方军事势力背离王朝的潜在基因。从曾国藩弟子薛福成的《叙团练大臣》的分析来看，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一开始就“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坚持取得合法的官勇形式，且坚持“赤地立军”的原则，不把其军队纳入国家正规军的系统，使朝廷缺乏对湘军的有效制衡手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注重募勇的标准与选将的标准，使湘军内部形成层层私属的关系。如果对湘军的历史作用作一考察，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体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进程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这一军制并不具备近代化的特征，在应付外来侵略以至后来诱发军阀割据上暴露出很多的保守性、局限性与落后性。
二、幕府制度论
从幕府制度构建的角度研究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体制侧重于对其领导体制集团组织上的考察分析，这种分析对于深入揭示曾国藩幕府与近代军阀制度的内在关系尤为重要。从曾国藩军阀幕府的内部关系来看，曾国藩开近代新型幕府制度之先，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形成了晚清新的军事集团与权力分配体系，形成了幕主和幕僚之间“恕”、“忠”的主从关系，其幕僚内部成员主要以戎幕为主，而湘军内部的主要统帅都是能文能武的知识分子，血性十足。即便在朝廷对湘军系统采取分化手段削弱曾国藩湘军的影响时，后期独立门户的李鸿章、左宗棠都能顾全湘军大局。这种形势容易左右朝廷政策走向，在湘军内部产生“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这样的劝进传言也似乎合乎情理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和国家财政空虚的前提下，清王朝不得不任凭地方督抚专政，一改清朝文人铨任与不以武官开列的传统，造成了地方军阀势力的军事基础、财政基础和法律依据。曾国藩幕府人才群体的形成对晚清中央集权的削弱与地方督抚权力的增长发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晚清军权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来看，以曾国藩幕府为核心的湘系集团确与晚清朝廷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湘军幕府所取得的军事大权、经济大权和人事大权使湘军彻底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湘军幕府延续了20多年，并被晚清的许多重要人物所效仿。
历史学家罗尔纲认为，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但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状况，在地方上也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近代军阀始于曾国藩。也有学者认为湘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军阀队伍。但也有学者以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尚未造成军阀割据为由否认曾国藩是近代军阀制度的始作俑者。但多数学者认为，曾国藩是近代军阀制度的鼻祖，其创建的湘军是近代军阀制度的雏形。
三、近代化成因论
罗尔钢的《湘军兵制》、王尔敏的《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对湘、淮军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探讨，初步探索了晚清军队由封建化走向近代化的规律。在近代晚清时期的中国，太平天国大大削弱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政权根基，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导致了自然经济“差序格局”式崩溃，二元的经济结构特征激发了传统经济结构命定的政治离合的主题，传统的专制型权力结构开始动摇，蕴涵了政治权力“大一统”与“大离散”两极对立的格局。随着湘军和其他私属武装的兴起，中央控制权力开始式微，出现多元权力中心。
从军事近代化的视角来看，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最为重要最为深刻的内容。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进程，湘军军制成为后来军阀割据的重要历史参照体系。“将领中心制”是对清朝“经制兵”制度的否定，动摇了清朝军队根本的组织制度。湘军取代经制兵主要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后，中央军事权力向地方督抚发生位移，湘军将领大多成为地方政治实权控制者，这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皇室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地方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地方督抚管辖下的地方官僚体系促进了地方利益集团的形成，与中央集权发生着对抗，当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这种地方官僚制度代表新生的制度因素，演变成自治的制度工具。
研究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历史变革的重要学术枢纽。相对于曾国藩建军、治军与战略战术思想等传统的几个研究板块来说，该研究是曾国藩研究新的“增长点”。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向纵、横两方面大大扩展，开阔了研究视野，提高了研究深度，为更深入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学术铺垫。但现有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
在研究的视角上，对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的关联性研究不够。多数研究尚拘泥于对曾国藩治军、建军思想的非主题性的论述，缺乏对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体制及其历史流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
在研究的深度上，对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只是作出了一个事实性的判断，即曾国藩是近代军阀制度的始作俑者，却难以作出事理性的诠释；文献研究资料尚有挖掘不够之虞，难以为学术立论作出准确、完整的阐释。
在研究的立意上，难以对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作出客观的评价。现有的研究仅仅从现实的军事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不够的。从晚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上作些梳理，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更全面、更深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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