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汉族知识分子最大的权贵曾国藩，以政治家兼文学家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政治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青少年时代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殿军作家，并且开创了桐城派分支流派湘乡派。他的文章在清代堪称一流，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咸丰、道光、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云：“（曾）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曰：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张、吴两人，出于曾门，皆桐城文派之后劲，特为曾氏所重，亦为桐城后学所称。在曾氏身后，文章别开生面是黎庶昌与薛福成。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他以自己的诗文功底与显赫权位，固而周围聚集一大批文人，号称为湘乡派，实为桐城派演化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与桐城派另一支流阳湖派交相辉映。
一、湘乡文派，时势使然
《欧阳生文集序》一文，被学界公认为曾国藩欲创建湘乡派的宣言书。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勾勒出桐城三祖的传承关系，尤其突出了姚鼐在该派中的集大成与拓大门派的作用，篇末亮出了他的心声：“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咳也久矣！”“謦咳”，指咳嗽声，借指谈笑声。此语的潜台词就是说，桐城派产生，历经百余年发展，已经差一点销声匿迹，现在是自己该让渐行渐远的桐城余音再次震响起来的时候了；另创湘乡文派，取而代之桐城派，使桐城古文适应变世的需要。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湘乡曾国藩的最高目的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1928年胡适在《桐城文派评述》中最先使用“湘乡派”这个名字，并得到普遍认同。胡适是以《欧阳生文集序》作为根据，分析得出的论断。
1853年1月，咸丰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湘军应运而生。为了刺激军心士气，曾国藩利用手中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大量保举人才，不少人被破格重用，其升迁之快，世所罕见。于是大批文人纷拥而至。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仅仅凭一篇万言书破格提拔，从一芥草民跃居高级智囊团成员。湘乡派重要成员郭嵩焘两年内连升三级，而官至广东巡抚。李元度因军功而超升。湘乡派其他主要成员如吴敏树、欧阳勋、周寿昌、王先谦等人，也是湖南籍，素与曾国藩交善，乐于听从差遣。还有文人陈学受、方宗诚、汪士铎、王闿运等人，都在曾国藩幕府里供差。一时之间，天下文才，荟萃“湘乡”门下，蔚为壮观，相授古文笔法，使“浅弱不振”的桐城派得以中兴。吴汝纶身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严复、林纾皆出其门下。故而使湘乡流俗相因，统治封建文坛，直至五四运动。
湘乡派崛起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结果。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统治已由全盛跌入衰世，国内外矛盾加剧，使日益腐朽的封建大厦危在旦夕。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创造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在清王朝残暴的高压政策下，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因《南山集偶钞》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连为其书作序的方苞也被捕入狱，差点送了性命。吸收这血淋淋的教训，桐城派作家们不能不谨慎从事，以致不敢畅所欲言。于是刻意追求含蓄有味，有时则不免流于空疏。姚鼐因愤懑于“露才往往伤其躯”的社会现实，而不惜于43岁即主动辞官，宁愿在清贫的教书生涯中，以写“君子之文”，来实现其“君子之志”。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桐城文派，作家们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只有屈从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倡言“义法”，要求“文以载道”，使“理学”作为文章的第一要务，最终使桐城文走上华国鸿业的道路，为其衰落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道光年间外敌入侵，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一浪高过一浪，大清帝国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乏人的局面。因此，清廷的统治亟需有人来挽救危局；桐城派要存在，也必须有新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以其刚毅果敢，文武兼备而显赫于一时，正是他适应了这个封建没落时代的需要。
到了曾国藩所处时代，桐城文已远远不适应统治形势的变化，其浅弱空疏的形式主义弊端已经十分明显。曾氏极端地鄙薄刘大櫆，他在《覆吴南屏》中说：“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鼐独扶其微而发蕴，惟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要之方氏以后，惜抱固当为百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他认为姚鼐编辑《古文辞类纂》收入刘大櫆的文章是“阿于私好”。在该文中曾国藩还一针见血批评姚鼐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曾氏生当历史剧变时刻，对社会的衰败，桐城文派的浅弱是深有所感的。面对八旗兵的不堪一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三月初九日上书《议汰兵疏》，指出天下大患在于国用不足，在于兵伍不精。他创建军队，经过十余年的搏杀，横扫大半个中国，镇压了农民起义，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他接过桐城派的旗帜，利用自己的权势，搜罗大批文人，近百人之多：“或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或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或“有一艺一能，各效其长”。在林林总总的人才中，“曾门四大弟子及俞樾、王闿运、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郭崑焘、何应祺、向师棣等，尤以文学见称外，其余七十人也是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人物。”在咸丰、同治、道光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出现了所谓湘乡派“中兴”桐城文的盛况。
湘乡派文经曾国藩亲手号召带领起来，便风靡一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洋务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宣传兴办洋务主张，批判封建顽固派思想的口舌。如《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作于1868年，当时曾氏任直隶总督，提出直隶士子致力的方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洋务大业培养有用之才。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持续了三十余年之久，开办近代军工企业，发展民族工业，改革教育体制，创办翻译馆。这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长期艰难的交锋，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大臣运用改造后的古文作有力的武器，作为载道之文的湘乡派文成为阐释洋务思想的重要载体，显示了它应有的活力。在洋务思想流行之际，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的文章脍炙人口，在知识分子之间流传日广。
二、变革的理论，发展的动力
据吴汝纶《吴挚甫文集•孔叙钟文集序》可知，曾国藩在京师翰林院时，便已有文名，在其周围形成“文章之士归趋之，相与讲论姚氏之术”的局面。湘乡派能够兴盛一时，曾氏权位显赫，仅仅是一个外部原因，而重要的内因还是得从曾国藩的文学主张去寻求答案。
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结尾处提出著名的文学论点“文章与世变相因”，给陈陈相因的桐城文派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他看来，桐城文之所以越来越没有市场，就在于一代一代作家死抱“义法说”，而没有看见时代已经有变，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也应随之而变。他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针对当时文坛的弊端，尖锐地指出：“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他叹服张惠言之文：“空明澄沏，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无神之监临，褒讥不敢少谥，何其慎矣！”可见他在反对“不类”“不肖”的仿效之作的同时，所追求的是“适如其量，毕肖其人的真实。”曾国藩在《钱选〈制艺〉序》中写道：“人情贱同而思异，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古文善于趋时者贵先时，不贵后时。场屋之文，何独不然？国家以制艺取士，二百年来，为体屡迁。”这个论据是极其有份量的，八股文取仕，本来已规定严格的写作程式，但它还须依时而变，“二百年来，为体屡迁。”对其他文体，就不言自喻了。
在“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曾国藩应时而动，进一步提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见解。“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曾氏继承姚鼐这一主张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用“经济”的内容来疗救“义理”之穷，强调以“经济”为统率，使“义理”有所实，“考据”有所归。所谓“经济”是指“经国济民”之意，也就是主张文学服务于现实。在四者之中，又有轻重之别。“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也。”这种主张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局限性。义理之学是地主阶层赖以生存的根基，但曾国藩在姚鼐学说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一说，无疑是为了使文学发挥社会功效，适应时代剧变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曾国藩提倡“经济”，实质上强调文学要更直接更紧密地为封建政治服务，注重经世致用，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为此，他不同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不选经、子及六朝文，而特地编选《经史百家杂钞》，增选进一些经、史、诸子之文及辞赋，另外“典章”一类，即主要着眼于政事。因此，曾国藩注重“经济”，起到了弥补桐城派“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的缺点。鉴于此，薛福成在《寄龛文存序》中说：“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
湘乡派有一套系统周密的写作古文理论衣钵可供承传。它的文论虽不免有种种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其纵横百家成一家之文，形式与内容并重，坚持现实主义与作家风格多样化原则，悉心探索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等创作态度，对桐城文派空前总结性和集大成色彩的形式，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推进作用。湘乡文派作家们如郭嵩焘、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以古文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和文学作品，对于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对于桐城派的持续存在，其积极作用，不可抹煞。
湘乡派文代替桐城派文，实际上是以政治家之文代替了文人之文。它重在持议而不拘义法。吴汝纶在甲午战争之前评价郭嵩焘、薛福成文时说：“郭、薛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也就是像郭、薛这样出使外国的政治家所作的文章展现异域他国之风情，纵横捭阖，“经涉殊域矣”、“以闳肆为宗”，正是以曾国藩为首，包括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在内的湘乡派散文的共同风格。他们不同于桐城三祖的“义法”，文章气势纵横，宏伟瑰丽，洋洋洒洒，雄奇多变。这不同于桐城派另一个分支流派阳湖派的风格。钱基博在《清代文学纲要》中说：“阳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入：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入。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而阳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钱老剖析两派的区别，可谓一语中的。
不难看出，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出于桐城，而又变革桐城。正如王先谦所说：“曾文正公亟许姬传……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绪，略不相袭。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斯言谅哉！”
攻陷南京后，曾国藩志在必得，骄傲地宣称：“方今大难削平，弓矢载囊，湘中弟子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由于曾氏带领湘乡派文人“振衰”之功，日趋没落的桐城派绝而复续，出现“中兴”局面。正如李审言《论桐城派》中所评“曾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吴挚甫、黎莼斋、薛叔耘，亦如姬传先牛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
当然，不能过高地看待曾国藩与湘乡派。曾氏长期奔波于政局军事之中，影响了他的文学大业。近代一些名人的评价，还是颇为中肯和公允的。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算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湘乡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者，言过其实，迹近标榜。……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马彝初在《天马山房文集》中说：“曾氏之文，所学不充，不能深其文。”夏震武所说：“姚姬传之文，非曾涤生敢望。”胡适先生评论更为详尽而当。他说：“（曾国藩）虽然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满清国运，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国的腐败，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室的灭亡。他的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了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了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但曾国藩一死，古文的运命义渐渐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更成为‘强弩之末’了。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回光返照’，仍旧救不了古文的衰亡。”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走到最尽头，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湘乡派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义理”之消亡，湘乡文在陈独秀等五四青年的口诛笔伐之中销声匿迹了。湘乡文派一度在晚清兴盛，不过是在封建末世拼命挣扎所发生的一道雨后彩虹，最终无可避免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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