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王朝汉族知识分子最大的权贵曾国藩，以政治家兼文学家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政治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青少年时代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殿军式作家，并且开创了桐城派分支流派湘乡派。他的文章在清代堪称一流，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咸丰、道光、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曾氏慧眼识英才，精选出四大弟子，着力加以培养。就年龄而论，以张裕钊为长，功力亦深；而就影响来说，则以吴汝纶最大。曾公于此二位高足颇为器重，宣称“其门下氏，古文可望成功者，只有张、吴二人”。黎庶昌、薛福成也师承曾氏桐城笔法，且都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游历西洋，均以西游杂记享誉文坛。
一、“譬海纳川，我乃涓浍”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亦作濂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咸丰元年（1851）恩科举人，考授内阁中书，从七品。在曾门四弟子中，其他三人都受洋务思潮影响，唯独张裕钊恪守桐城家法，并谓“得之桐城，宜还之桐城”，是桐城派后期的中坚，也是桐城派余绪赖以不坠的重要人物。曾国藩在《吴育泉先生暨马太宜人六十寿序》中说：“裕钊自少时治文事，则笃嗜桐城派方氏、姚氏之说，常诵习其文，私尝怪雍乾以来百有余年，天下文章，乃罕与桐城派俪者。”
张裕钊出生于书香门第，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1850年是其人生的转折点。是年，27岁的张裕钊以举人身份进京赶考，当时会试主考官正是侍郎曾国藩，曾氏阅其卷，欣赏其文章，赏识他的才华，录选召见。既而来见，曾氏问他：“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从容应对，心中暗喜。曾国藩赞叹之余，赠送《文选》，并叮嘱他说：“徒摹唐宋文而不及《文选》，则训诂勿确，不能几于古。”从此归于曾门之下，接受曾氏唐宋以来文章家法，学业大进。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张裕钊在安庆拜谒曾国藩，留用曾府，参办文案。
张裕钊致力于《史记》及前后《汉书》，尤服膺司马迁，称其“善记言，简略皆中，不亚于《左》《国》，班、范非其伦。而班、范擅长词赋，故其论赞叙述之言率警练；范则排比为齐梁先驱，要皆文章之宗也。”可知张氏学古文，不拘一家，能得诸宗之长。曾国藩取法唐宋，追溯到三代两汉，对司马迁赞赏有加。他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太史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固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师徒两人共同的古文爱好，拉近彼此的距离，私谊之深厚，实非一般幕僚可比。仅据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初八日，短短半个月，曾会见张达八次之多。尤其是九月初八日，“旋送廉卿去。廉卿近日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临别依依，余亦笃爱，不忍舍去。求为其祖作墓志，近日尝应之也”。从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张裕钊寄予殷切期望，认为是自己的桐城家法的衣钵传人，“端推此人”。这段时间正是曾氏指挥湘军进军武昌的途中，军务倥偬，依然频繁会见并宴请张裕钊，并秉笔为其祖父作墓表，称其为“武昌张府君”。这不仅是张裕钊的殊荣，更是二人师生情谊的见证。
同治七年（1868）八月二十四日记，“与张廉卿久谈。阅张廉卿近所为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为加圈批五首。”同治十年（1871）十月十八日记，“张廉卿来久坐，已天黑矣。”这离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逝世，仅有几个月时间。张裕钊追随了曾国藩二十余年，古文事业上最是形影不离的知己。他代表曾氏起草了大量的奏稿、信函、碑记等文稿，可谓“军中秘书”。
曾国藩身居高位，其幕僚门下亦多得通显，只有张裕钊虽相从二十余年，独以治文教学为事。从19世纪60年代起，张氏先后在武昌勺庭书院、河北莲池书院、襄樊鹿门书院、陕西关中书院讲习三十余年。虽然不在身边，曾国藩依然与张裕钊保持书信往来，通过书信指导学生的古文。如咸丰九年（1859）三月十一日，《加张裕钊片》云：“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再候廉卿年兄著安。”张裕钊闭门书斋，接触社会面不广，所写文章规模不大，这也是桐城派末期文人共有的通弊。曾国藩为之纠正，并疗以“阳刚之文”，“两汉古赋”的药剂。
张廉卿治学则考订《国语》、《国策》，著有《今文尚书考证》。文章则集中在《濂亭文集》，该书为其门人海宁查燕绪所刊，刻印精美，收录文章85篇，诗二卷，首篇《辨司马相如封禅文》其实就是该书的“文眼”。张氏作诗275首，其中感伤和讽喻时事，抒发爱国情怀的诗40首；感叹世事沧桑，身世飘零和生不逢时的16首；惋惜志士不遇，主张重用人才的16首；蔑视权贵，斥责荒淫的14首；同情人民关心农事的12首。最早一首《夏夜府中作》，最晚一首《冬日螟》前后四十年作品。他的游记文也颇有特色。《游虞山记》以行踪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全文以“远望神往”起笔，又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深得桐城“言有物而有序”的笔法。
《答吴挚甫书》是张裕钊的一篇重要的文论，论文以立意为主，主张顺其自然。张裕钊把顺乎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较桐城三祖固守死板“义法”，显然有了显著的进步。他说：“及吾所自为文，则以意为主，而词气与法胥从之矣。”张裕钊以其创作与文论，在晚清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说：“盖裕钊与吴汝纶，并能为古文辞雄于晚清。吴之才健，而裕钊则以意度胜，文章尔雅，训辞深厚，非偶然也。”
张裕钊诗歌深受曾国藩倡导的宋诗运动的影响。曾氏特别推崇黄山谷的诗，遵循江西诗派的主张。讲究韵律，要求诗歌“比律品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提倡多读书，以学问为诗，“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同时喜欢用僻典，炼生词，押险韵，造拗句。张裕钊受老师的熏陶较深，许多诗篇也是“以学问为诗”，大量用典，如《咏史》、《歌风台》、《古意》等，形成艰深古奥的特点，体现了宋诗派风格，使人不易卒读。
从京城会试面识，到曾国藩逝世前的侧伴，张裕钊、曾国藩或同住官邸，或书信往来，相知相交至深。张为曾所作的送别诗、寿词不乏感人之作。特别是1872年曾氏溘然长逝，张裕钊痛彻心肺，创作《祭曾文正公文》，全文四百八十余字，文中用“譬海纳川，我乃涓浍”，“孰云几日，遂隔万世”等词句来表达丧失恩师的悲痛心情。
二、“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又字至父，安徽桐城人。出身贫寒，但世代读书不断。他自幼刻苦励学，喜好古文辞，尊崇乡先辈姚鼐，“早著文名”。12岁时，“为论说之文”。同治二年（1863）与兄肫甫同案入学，参加县试，名列第一。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江南举行乡试。《桐城吴先生年谱》中记载当年乡试中举，得以谒见曾国藩：“公生平无所师事，独于曾（国藩）李（鸿章）二公称师者，以乡举时曾为江督，李则闱场监临，皆所谓受知师者惟此两人。”“中式第九名举人”的优异成绩，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断言他将来会成为桐城后起之秀。第二年，入京参加会试，中式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曾国藩奇其文，爱其才，留佐幕府。曾氏“劝令不必遽尔进京当差，明年可至余幕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他在日记中说：“吴挚甫来久谈。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26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
曾、吴相交，最先由方存之引荐。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七日记，曾氏写道：“中饭后，阅桐城吴汝纶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词章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八年（1869），吴汝纶在曾氏幕府居留四年之久，相处日密，在曾国藩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三日记，“夜核批稿，观吴挚甫、张敬堂所为《明堂说》，又观《大戴礼•明堂》篇。二更与挚甫久谈，教以说经之法。说法太多，舌端蹇滞。”由此可见，吴汝纶在幕府中受到曾国藩的关怀与教诲，曾氏“教以说经之法”，有时达到“说话太多，舌端蹇滞”的地步。吴汝纶代曾国藩起草文稿，承担日常秘书工作。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吴汝纶参李幕，“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两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因赏识其才华，曾国藩特地向朝廷上书举荐吴汝纶，进呈《请准将吴汝纶留于直隶补用折》：“兹查有内阁中书吴汝纶……该员始终追随左右，臣与之朝夕讨论察看。该员器识明敏，学问该洽，实有希古援俗之志。若使之莅事临民，必能湔除积习，造福一方，拟将该员改为直牧同知，留于直隶补用。”1871年，经其奏荐，吴汝纶出任深州知州。1876年署理天津知府，1880年任冀州知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1889年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1902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深州风土记》、《吴挚甫文集》、《吴挚甫尺牍》、《吴挚甫先生函稿》、《桐城吴先生日记》等，游历日本，考察日本教育，整理十万余言的《东游丛录》文稿，以待汇报刊印。
吴汝纶仅仅几个月时间就写成《深州风土记》计二十二卷，是难得的地方史料书，影响很大。近代地方志专家瞿宣颖评价颇高，“汝纶撰成书，所因者盖寡”。黎锦熙赞称：“迄吴氏汝纶记《深州风土》乃创‘人谱’，始从族姓之迁徒，识文物之重心。”其“人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首创。作为古文大家，吴汝纶以“字字有本，篇篇成文”为原则，写就《深州风土记》，“其文词之美者，则疆域一篇。疏举版图分合，言皆有物，非他志蹈袭具文可比。”吴汝纶是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成功地纂写地方志，批驳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的偏见。它为地方志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冀县志》二十卷，“其宗旨体例，全属摹仿桐城吴挚甫京卿汝纶《深州风土记》，为一时名著”。吴汝沦用桐城笔法，撰写地方志，保存了地方文献资料，发挥了桐城经世文的正面效应。曾国藩欣赏他的是古文之才，期许他的是古文大家。吴汝纶果然不负恩师的重托，以才济世用世。学部大臣张百熙推荐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的奏折中，说他“淹贯古今，详悉中外”。日本人与他交往后称赞他：“吾国维新之初，号称多才，无先生比者。”
吴汝纶虽出于桐城，但思想并不保守，对严复传播西学的支持不遗余力。读完《天演论》立即致书称赞：“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备）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吴氏特为此写作著名文章《天演论序》，充分肯定严复译著“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令广大读者“怵焉知变”，实现自强图存。《天演论》出版后，吴汝纶想方设法为该书拓展销路，扩大影响。
作为曾门四大弟子影响最大的文人，吴汝纶接受曾国藩朝夕教诲，古文学业大进。他对古文也是一往情深，倍加珍爱，认为“千秋盖世之勋业皆寻常耳，独文章之事，经天纬地，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唯此为难。”“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于文外。”严复与吴汝纶同为桐城末期代表作家，古文成就了两人深厚的交情。严复把吴汝纶视为生平第一知己和最敬重的人，这从他所作“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的挽联中充分反映出来。
三、“桐城义法不为藩，半似庐陵半半山”
黎庶昌（1837～1899），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六岁丧父，家贫。少年时代师事外兄郑珍及内兄莫友芝习经史，赋诗作文已大可观，县试府试屡获第一。但后来在科场上一直不得意，两次去北京应天府乡试都名落孙山。同治初年，诏告天下，广纳言论，黎庶昌怀着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怀，不顾自己年少位卑，连呈《上穆宗毅皇帝书》、《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以廪贡生慷慨上万言书，一时间朝野震动。文献学家萧穆将黎氏两疏与贾谊《陈政事疏》、诸葛亮《隆中对》、范仲淹《上宰相书》、文天祥《殿试策》等量齐观。在名臣李棠阶的极力推荐下，黎庶昌以知县衔被派往驻军安庆的曾国藩大营内听用。
曾国藩幕府文人云集，他对黎庶昌的才干尤为欣赏，交往频繁密切，这可以从曾氏日记中看出。同治四年（1865）八月十八日记，“旋与黎莼斋久谈，教以作文之法，兼令细看禀批”。可见曾氏亲授黎庶昌桐城古文之法。
科举不利，黎庶昌幸得曾国藩赏识。曾氏赞许他虽生长在边远的贵州，但行文颇有一股坚强之气，如能锲而不舍，将来可成一家之言。因此他有心加以培养后，便向朝廷举荐。同治七年（1868）九月初二日，曾氏进呈《黎庶昌请留江苏候补片》云：“臣查黎庶昌自到营以来，先后六年，未尝去臣左右，北征以后，追随臣幕，与之朝夕晤对，察看该员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曾国藩北调直隶总督，江苏巡抚丁日昌按其旨意招黎庶昌入内。1869年署吴江知县。次年，曾氏回归两江总督，调黎庶昌出任青浦知州，后来追随郭嵩焘出使英国，任参赞大臣。
黎庶昌出使西方，著有《西洋杂志》，对欧洲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天文、地理以及欧陆揽胜全面介绍，向国人展示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外国景象。黎庶昌比较英中俄的现实政治，明确表示对君主独裁的不满，向往西方议会民主制。其前瞻性的思想对国人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启蒙教育。黎氏在欧风美雨中寻找另一种民主文明，为古老中国在世界上探求出路，觅寻位置，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曾国藩“教以作文之法”下，黎庶昌作文讲究法度，力求善美，造诣颇高，为桐城派第一流作家，是其一生最突出的成就。黎氏还手录古今名篇，朝夕涵诵，历时二十余年，辑成《续古文辞类纂》，选文435篇，以清代散文最为可贵，甚至补姚鼐选本之不足，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相映成趣。黎氏论文，也与曾师无异，远以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为典范，近以姚鼐、曾国藩之文为师法，注重遣辞，所写文章骨格峭折像王安石，风神逸宕像欧阳修。出使外国日久，受到异域文化的陶冶，所写古文超脱桐城派义法的拘束，自由抒发。诗句“桐城义法不为藩，半似庐陵半半山”就是这个意思。黎庶昌与薛福成不相上下，时誉为“南黎北薛”。然而甲午战败，当时已官川东的黎庶昌忧愤至极，或终日不食，渐成心疾，神志恍惚，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末1899年初郁郁而殁，时年62岁。
四、“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
薛福成（1838～1895），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其父薛晓帆进士出身，以文辞受知于曾国藩，在湖南任县令，不幸于1858年病逝。薛福成时年21岁，家道骤然衰落。后来举家避难于宝应之东乡。在一个清寒的书香之家，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稍长，纵览经史，好为经世之学。”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同治四年（1865）清政府旋即命令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捻。曾氏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与实力，下令沿途张榜郡县，招致贤才。当曾国藩的座船行至江苏宝应时，侨居东乡的薛福成连夜起草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上曾侯相书》，阐述他的“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主张，火速面呈曾氏。曾国藩一见，大加赞赏，当场要求薛福成留在他的左右，充当幕僚，并对他说：“子文长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与伯常、莼斋（黎庶昌）同舟，互相切劘可也！”当晚曾国藩在日记记载：“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七年期间薛福成在幕府主要从事草拟文稿的工作。
同在幕府，切磋诗文，关系密切，在曾国藩日记中有详细的见证。同治十年（1871）十月十六日记，“薛叔耘来谈，天已暝矣”。桐城派到道光末年“颓放极矣”的风气，经过曾国藩的“出而振之”，以及和他这一“极一时英俊”门人弟子薛福成“朝夕论思”，“推阐智虑”，“各自发摅”，终于收到“风气至为一变”的效果。
曾氏死后，薛福成人李鸿章幕，出任浙江宁绍道台。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出使英、法、比、意诸国，特命全权大臣。光绪十九年（1893）秋奉命回国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由巴黎东渡，途中遇飓风得病，抵上海仅20天，即于六月病逝，享年57岁。他一生著述丰富，有《庸庵全集》传世。其《应诏陈言疏》、《筹洋刍议》、《出使四国日记》在当时名震朝野，道出了他的理想与追求：“蕲使古今中西之学，会而为一，是则余之所默企也夫。”《出使四国日记》二十万余字，历时34天，穿越三大洋，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赴任旅程，让读者和他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撼和观念的改变。它像一个万花筒，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大半个地球丰富多彩的画面。当他踏上欧洲大陆时，“睹大海之汪洋，念坤舆之广远”。多少年来，神州居中的观念改变了，“天朝”传统意念崩溃了。薛福成的散文，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考察和中西文化的比较，提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挽救时变的方略，“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他冲破一般洋务官吏的思想框架，不受儒家传统的束缚，倡导变法，筹划对付外洋侵略的方略：“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他与兄弟薛福辰、薛福保，“互相切磨，研极经济及古文辞，浩然有用世之意。”薛福成办理外交时，捍卫国家权益与尊严，以铮铮铁骨相争，取得了卓越的外交成效。
薛福成是一位文学家，记述晚清史事和社会民情风俗的古文被传诵一时，在被人称为封建统治者鼓吹休明的桐城文学中，薛福成之文，又恰如黎庶昌所论：“皆所谓经世要务”，“并世不乏才人学人。若论经世之文，当于作者首屈一指。”薛福成虽事曾国藩，长期与桐城文人为伍，但为文重在经世致用。出使欧洲后，见闻增广，他的文章逐渐摆脱桐城义法的束缚，形成平易畅达的风格，把简洁雅润的桐城古文和西方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的描写有机结合起来，使传统古文笔法反映西方新事物，开拓桐城派散文的新境界，有力地纠正了桐城派的空疏之弊。薛文长于论事，所论关乎“经济”。这又与他幕僚出身，擅长办实事，出谋划策有关，其议论切中时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薛福成处于列强环伺，民族危机丛生的特定时代，由忧愤积聚起来的爱国主义，成了他作文的一大内容。薛氏评论时政的散文拓宽了桐城派散文的范围，《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等文章语言自由流畅，洋洋洒洒，曲尽事理，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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