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传》介绍了革命家黄兴先生关于民主政治的大量思想精华，细细品来，大有裨益。
一是强调伦理道德在政权和政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倡导政治伦理化。1912年5月，黄兴针对民国初年社会上“每多误会共和，议论驰于极端，真理因之隐晦。循是以往，将见背父离母认为自由，逾法蔑纪视为平等，政令不行，伦理荡尽”的不良倾向，非常忧虑，他大声疾呼，先后向袁世凯总统、唐绍仪总理和各省都督发出专门通电，呼吁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倡政治伦理化，“首重纪纲”，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他进一步解释：“中华民国今日尚未完全成立”，为“使国家日趋于巩固”，希望革命同志“重道德心”，即“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同时要求国民“有道德心，能崇尚道德。”他还致书上海昌明礼教社，对他们的昌明礼教，“以研究礼法，改良风俗为己任”的宗旨和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黄兴极力推崇伦理道德为政治服务，将伦理道德提高到政治高度加以认识，提倡政治伦理化，把“以德治国”视之为巩固和建设中华民国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黄兴的政治伦理思想糅合了中西伦理文化的优点，既继承了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优秀遗产，又吸收了很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观念。他说：道德“盖有一定标准，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是也。”二是将改造国民社会心理与建设国家统一起来。黄兴认为“今日虽已推倒满清政府，而障碍之物尚多”，传统国民社会心理就是其一。同时指出：“吾国现在，社会上宜改良之点处处皆是，惟以数千年相传之风俗习惯，积重难返，……惟以鄙见之所及，责宜从社会心理上着手，俾造成一种极好之社会”。中国古代是一个伦理社会，传统的系统化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惰性已经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中，沉淀于国民的潜意识中，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心理，阻碍社会的进步。黄兴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把改造国民社会心理看成是建设美好社会的重要步骤，并且认为只有实行社会心理革命，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沦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完美社会，他强烈呼吁：“此次革命，系改革政治，兄弟谓人民心理亦宜改革一番。且欧美共和各国最重权利。权利固法律上所公认，然于道德上则犹未尽。我国国粹，厥惟道德，今若能扩充起来，则较欧美共和尤为优胜。故兄弟谓第二次革命惟革心理。”三是鲜明的政治性和实践性。黄兴作为资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很少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专门研究政治伦理思想，他对政治伦理思想的阐述，都是结合革命斗争需要来进行的，最能展现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文章是他的演讲稿。纵观《黄兴集》、《黄兴集外集》所有言论中，我们是很难找到一篇纯粹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文章，其政治伦理思想渗透于政治思想之中，二者融为一体，相互包含，其政治伦理思想是服务于他的革命斗争需要的，因此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化特点和实践性。黄兴始终都主张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道德标准，强调以自我牺牲来调节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黄兴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实践其政治伦理思想。
二是始终高昂的民族主义理想和信念。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反帝爱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顺应时代的潮流，黄兴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摆在最首要的地位。但是正如孙中山所言：“吾国今日所以堕落于半独立国之地位者，追原祸首，其咎在满人。”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就必须先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专制统治。“不能设想，在当时如果离开了反对清朝的民族专制和压迫，民族革命会有什么深刻的意义。”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的起义，最终迎来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覆亡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经过革命战争中血与火的洗礼，黄兴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曾经驳斥那种把辛亥革命说成是种族革命的谬论，指出：“彼论者每谓此次之革命，仅为种族之革命，岂知所谓种族革命者，乃革命之一种手段。而革命党人之主张，则推倒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然当含有革命之性质也。”这说明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推翻专制制度，实行平民政治，排满只是革命的一种手段而已。当然，他所说的“共和国家”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他所指的“平民政治”，也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尤其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代名词罢了。但这正是当时中国的革命任务，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此外，黄兴还特别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新法，即经济侵略。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除了武力外，更多的是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为此，黄兴敏锐地指出：“列强之亡人国，除用武力占据土地外，又有一种经济政策，即借款与国，债重无还，监督其财政，吞灭其国土，所谓借债亡国，如埃及也。”黄兴的民族主义思想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如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主张支持袁世凯来反抗日本的侵略。这说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及袁世凯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不清。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还是掩盖不了黄兴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光芒。
三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途径进行了探索。黄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在民国初年。这一时期，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索，多次明确地主张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逐渐形成了他的一套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黄兴主张中国政治革命成功以后要进行“社会革命”。他认为“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黄兴这一主张是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国情和现实的。黄兴主张中国“社会革命”应该采用和平的方式。1912年6月30日他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本会所主张之社会主义，又极为平和易行。”他还主张中国“社会革命”的具体途径是“平均地权”和“大资本国有”。他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黄兴还主张振兴实业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1912年7月30曰他在旅沪湖南同乡会上答谢辞中说道：“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可共同为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兴注意到教育在振兴实业中的作用。1912年7月他在《筹办旅沪湖南公学募捐启事》中指出：“夫发达国民之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在北京社会党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他又指出：“财产归公之后，又必广设学校，使人民教育发达，致一般社会子弟，自幼至成人，吸纳一种高上知识于脑海，脱离依赖性质，具一种独立经营性质。”总之，黄兴将教育的发展作为振兴国家实业的基础与重要途径。而当时孙中山虽然也认为“普及教育”是实现民生主义的一个途径，但是并没有强调教育是振兴国家实业的基础。由此可见，黄兴的上述思想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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