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关于左宗棠评价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特别是如何宣扬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左宗棠作为清王朝的一个忠臣和近代的一个政治家兼军事家,的确有他反动的一面和需要予以肯定的一面。人们近来给予他以高度评价从而加以肯定的是他在新疆立下的功劳。他在清王朝内部坚决积极地主张加强西北的边防;他指挥大军,镇压了阿古柏匪帮,恢复了新疆的统一,遏阻了俄、英帝国主义入侵的阴谋;从而为收复伊犁、新疆建省准备了条件。所有这些,都自然地使左宗棠具备了一个爱国者的条件和形象,本无待于史家一字之褒贬。但以往的作者对左宗棠所处的国内环境和他的言论行动谈得较多,而对他当时面临的国际局势则讲得较少。我们如果放眼看当时新疆周邻地区中亚的情况,对左宗棠平定新疆的意义及其深远影响,将认识得更清楚。
左宗棠时代的中亚,正是英、俄争霸的局面。在这两强相争当中,总的看是沙俄处于攻势和优势,而英国则处于守势和劣势。为了说清这一点,我在这里列举一个沙俄扩张的时间表:1552—1554年,沙俄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十六世纪末,沙俄征服西西伯利亚。1742年,沙俄征服东西伯利亚。1801年,夺取伊朗的格鲁吉亚。1812年,沙俄完全兼併哈萨克草原,实行俄国的管辖制度。1813年,沙俄与波斯订立古利斯坦条约,夺取里海及原属波斯的达格斯坦、打耳班、巴库及失儿湾等地的大片领土。总之,到十九世纪前期,沙俄巳扩张到南哈萨克、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在东面正逐步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境内;在西面侵入到南高加索,威逼伊朗。在中亚方面,沙俄总是说当地的哈萨克人抢掠商旅,危及“边境”安全,说布哈拉、希瓦等汗国掠买俄罗斯人为奴隶等,并以这些作为借口,向这些地区进行侵略,扩张领土。同时,派遣一个一个由沙俄军官组成的所谓地理考察团,去考察中亚、新疆等地的地理、政治、军事、商业、风俗、物产、民族、语言和宗教各方面的情况,以便进一步进行侵略。
俄国,从彼得大帝的时代起,就一直以寻求出海口作为自己的国策。十九世纪初期,俄皇保罗及亚历山大一世都曾先后同法国的拿破仑商议共同进攻印度。这项计划虽未实行,但历代沙皇始终是想南下,取得从印度洋出海的权利。沙俄想要侵略和吞併中亚,就是其南下总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据有印度的英国,对俄国南进的任何一个举动都极为敏感,并想采取一种前进的政策来巩固其对印度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到1839—1849年时期,在同锡克教徒的战争和同阿富汗人的战争中,英国用武力并吞了旁遮普和信德,这样,从人种边界、政治边界和军事边界上看,就在东印度大陆全境最终建立不列颠的统治。占有了旁遮普和信德,就可以击退来自中亚的任何侵犯,对抗正向波斯边境扩张的俄国了。”(《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71页。)英国的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并没有成功。其在阿富汗的行动,是完全失败了。具有抗击外国入侵的悠久传统的英雄的阿富汗人,多次打败了英国侵略者。英国始终未能把阿富汗变成一个象印度一样的殖民地,最多只达到控制阿富汗的外交的目的。英国想抵抗俄国南进,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加之,并不是每一届英国政府都积极过问中亚的事件。这就使得英国无力对付俄国这样一个封建极权性的军事帝国。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条件下,英国,或者说东印度公司,对中亚的政策是想让中亚各汗国以及清朝所属的新疆地区,成为独立的缓冲国或缓冲地区,避免英国同俄国在势力范围和疆域上发生直接的接触,以免俄国直接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第二,是想同中亚以及中国的新疆地区通商,开辟那里的市场,向那里输出自己的商品。第三,英国派遣考察队、商业代理人等来中亚和新疆,是要监视俄国人在那里的活动,或者扶持当地的反俄势力,或利用本地人为其提供有关俄国活动的情报。至于侵占中亚的领土,英国尚属力不能及。
以英、俄两国的情况看,俄国不但占有地缘上的便利条件,而且在侵略行动的进展上也更为咄咄逼人。无怪乎,曾经同英国侵略者打过交道的著名爱国者林则徐,在其被流放到新疆对中亚的形势有了认识以后,就发出了“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告。(《清史稿•林则徐传》)
沙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大举南进,侵略中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在中亚方面,沙俄于1864年夺得土尔其斯坦。次年建立土尔其斯坦省;1868年,俄国的土尔其斯坦总督考夫曼攻下撒马尔罕,合併泽拉夫善省;1873年,攻陷希瓦;1875年,攻取浩罕,次年,改其地为费尔干纳省;1881年,通过大屠杀镇压了特克•土库曼人,建立外里海省;1884年,夺得马雷;通过这一系列的征服,俄国实际上消灭了中亚的三个汗国并把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了阿富汗的北门口。在新疆方面,沙俄逐步地蚕食中国边境地区的领土,如1847年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建立科帕尔堡,1852年强占托乌楚别克和雅尔,1854年强占古尔班阿里玛图,1860年强占托克玛克和皮什彼克,同年同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同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个条约割占了中国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871年俄国乘伊犁暴动之机,趁火打劫,进军占领伊犁。1881年同清朝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中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884年又同清朝订立《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以后又违背该约的规定侵占了中国的帕米尔地区。总之,沙俄在中亚的征服和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应当看到,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本是其通过中亚向南推进的总计划的一部分。早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统治者就听说新疆的叶尔芜和中亚以南的印度富产黄金,便派布赫戈列兹前往西伯利亚,企图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修筑堡垒逐步扩张到新疆,另一方面,彻尔卡斯基公爵别可维奇被派往中亚的希瓦,企图从那里前往印度。但两者都以失败而告终。十九世纪以后,沙俄始终不忘侵略中亚与新疆,以南取印度。俄国人波格丹诺维奇甚至提出要修一条铁路,从土尔其斯坦、费尔干纳进入新疆,经喀什、和田,通往拉达克,这既有利于商业,又有利于向印度进军。这条路要比经过中亚的其他路近便得多。所以,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中亚诸汗国的遭遇,同中国西北边疆所遭到的侵略是密切相关的。如沙俄不征服中亚诸汗国,就不可能有力地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抵制英国的势力。反过来,如不在新疆方面取得立足点,沙俄也不可能无后顾之忧地去进攻中亚汗国。例如1868年,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攻取了撒马尔罕,他本来打算随后即向希瓦汗国进军,但由于在1871年忙于侵占中国的伊犁,遂将进攻希瓦汗国的军事行动拖延到1873年。而伊犁的占领对于沙俄在中亚的行动是有利的。
相反地,在里滂(Ripon)侯爵任印度总督期间,却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不愿过问印度边境以外的事务,在中亚方面无所进展。几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都惨遭失败。英国原想使整个中亚成为介于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也因中亚三汗国被俄国征服吞并而成为泡影。直到俄国占领马鲁,兵临阿富汗边境,直叩印度的大门时,英国才感到危机临头,忙于同俄国划定阿富汗的边界。划分阿富汗边界的目的,也是想最后能保持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的地位。为了使当时已扩张到帕米尔的俄国不与英印接壤,他们在划定阿富汗北界的东段时,将阿姆河上游两边某些地段的归属作了调整,留出一个瓦罕走廊,并私分了帕米尔。总之,在左宗棠的时代,我国的西北边疆同中亚三汗国同样地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二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后果也不一样。新疆地区,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谁要是侵略了新疆,也就是侵略了中国,必然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崇厚使俄,签订卖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左宗棠坚主“塞防”,督师出关,正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这种意志,维护西北边疆的主权。对付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谁要象鼠窃狗偷一样蚕食一些边境领土还办得到,但要想亡掉中国就绝不可能。设若触怒全中国,进行战争,将难于了结。因此,沙俄在抢夺中国领土时同对待中亚汗国,办法有所不同。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内部动乱来趁火打劫。至于中亚,由于诸汗国经济文化落后,互相之间又不团结,遂使沙俄得以一举而征服吞灭之。西起里海,南至伊朗、阿富汗,东至帕米尔的广大地区遂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在沙俄侵略、征服中亚诸汗国的过程中,当地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是正义的斗争。但五十年代在苏联开展的一次批判当中,把这种斗争一律说成是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活动。这些批判文章曾经被译成汉文,编成一本题为《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的书,于1955年出版,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我们在研究、分析、评论近代中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时,必须要明确一点,在十九世纪时,中亚各汗国乃是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亚地区并不是俄国的领土。俄国进攻中亚,是侵略的行动,而殖民地保护国或被侵略的封建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是具有进步性的。
正是由于苏联学术界否定中亚一切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所以他们把曾经抵抗过俄军的浩罕军官阿古柏,斥为“反人民”的“反动”人物。在谈到左宗棠的功绩时,我们一定要谈到阿古柏。阿古柏本是浩罕人,他年青时(1847—1853年)曾被派往锡尔河的阿克•麦斯吉德(白清真寺)要塞任职。该要塞地处锡尔河的下游,是从奥伦堡方面通往中亚的一条大路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时,浩罕统治者对沙俄在西西伯利亚的不断扩张并侵至锡尔河地区感到恐惧和不安,遂鼓励其臣属及哈萨克人攻掠沙俄堡垒线地区及俄国商旅。沙俄在西西伯利亚曾经修建一条从乌拉尔河河口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堡垒线,以为扩张领土的据点。到十九世纪中期,沙俄又修筑一条新的堡垒线(尚未完成)。西面叫锡尔河线,从锡尔河河口起,伸向阿克•麦斯吉德;东面叫新西伯利亚线,从额尔齐斯河伸展到伊犁河。从阿克•麦斯吉德到伊犁,有600英里的距离,尚未连接起来。而从咸海到乌拉尔河则完全没有堡垒线。1853年,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哈尔斯福特将军向沙皇提出把上述东西两条堡垒线连接起来的计划。正要找借口占领阿克•麦斯吉德。刚好1853年发生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败,便决定在中亚方面前进,以求得补偿,并威胁英国。
马克思在《俄国在中亚的进展》一文中曾谈到俄军攻陷阿克•麦斯吉德堡的事件。这次进军的指挥者是原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他率领一支2138人的大军从阿拉尔斯克出发,经过沙漠戈壁,于7月20日抵达离锡尔河口约450英里的阿克•麦斯吉德要塞塞。该堡守军约三百人,储存了一个月的粮食。要塞司令是穆罕默德•瓦利(简称穆德瓦利),阿古柏是守军中的一员。阿克•麦斯吉德保卫战,是中亚人为抵抗沙俄的入侵而进行的较早的一次最英勇的战斗。穆德瓦利在战斗中阵亡,阿古柏则逃脱了。
据英国作者包尔杰所写的《阿古柏传》,在阿克•麦斯吉德陷落以后,阿古柏曾对该堡进行反攻,企图收复,但未成功。是后,阿古柏曾再次被浩罕统治者任命去担任防御俄国人的边堡军职。由于当时浩罕汗国内部钦察人和吉尔吉斯人分为两派,争夺汗位,阿古柏终因不得意于吉尔吉斯酋长阿里姆•库里而失宠。1864年,新疆发生暴乱,维吾尔族封建贵族余孽和卓后裔布素若克汗企图还乡复辟,阿里姆•库里便趁此机会命阿古柏于1865年元月陪同他前往新疆。
这次布素若克汗之还乡,同其以前多次的和卓后裔复辟活动,实质无所区别。浩罕统治者也像以前支持过和卓后裔一样,再一次地支持了布素若克和卓。其不同之处在于此时浩罕处于俄军压境,面临覆亡的局面,派来支持和卓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阿古柏。他知道自己留在浩罕没有前途,故决心在异国的伊斯兰社会里窃取权位。所以,他在进入新疆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全排除了布素若克,将其软禁,以后又以一个外国入侵者的残忍手段,夺取了南疆七城(哲德莎尔),自称“洪福之王”。并准备窃据全新疆,脱离中国。他在这个过程中,大肆屠杀新疆各族人民,引起广大人民的反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国入侵者,一个在五十年代曾经被苏联学术界斥为“反人民”的“反动”人物,这几年以来却被苏联学者们吹捧为“复兴”维吾尔国家的“民族英雄”。阿古柏被说成为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而左宗棠却被说成是“汉族侵略者”。(发表这种论调的苏联报刊论文,多如牛毛,兹不能备引。)这种别有用心,反复无常的谬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如所周知,在十九世纪,中亚诸汗国地区和新疆地区根本不同。前者从来不是俄国的一部分,而新疆则至少从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在中亚地区不断发生的抵抗沙俄侵略的斗争,自然属于抗御外敌的性质。而在新疆发生过的动乱或人民反抗斗争,则都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左宗棠的确镇压过人民起义,但对于阿古柏这样的外来入侵者,则当然应用武力坚决消灭他。这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消灭的越彻底越好。谁对此表示惋惜,显然是居心叵测。
阿古柏在为浩罕汗国效劳时,曾经因为抵抗和防御沙俄的入侵而颇有名誉,在讲中亚史或浩罕史时应对他加以适当评价。但在他入侵新疆,大干坏事,并建立独立国家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尽管阿古柏仇恨俄国人,但一当他沐猴而冠,登上王位以后,俄国就立即派人前来同他拉关系,逼其签订条约。英国也希望阿古柏能独立,成为一个中立的缓冲国,以利于英印在中亚的贸易,故派遣福赛斯出使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由于宗教的关系,阿古柏还同土耳其拉关系,接受伊斯兰教最高首领土耳其苏丹的敕封。可是,在左宗棠统帅的大军进讨之下,阿古柏政权就如冰雪见到太阳一样,迅速地销融了。
设若阿古柏所建立的独立国获得成功,新疆地区脱离中国,其后果若何?不难设想。对此我们又要从当时中亚的历史去取得借鉴。在那俄、英争霸的局而下,可以说,中亚诸汗国的命运就会是新疆的命运。
关于沙俄的南进和对攫取领土的无限欲望,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当其推进到锡尔河时,沙皇曾经宣布过,将以锡尔河作为俄国同中亚的边界,俄国决不想夺取更多的领土。以后并曾多次声明,沙俄军官在中亚的侵略行为不是沙皇的意旨。可是每当这些军官侵占更多的领土时,沙皇总是默认不宣。1864年,沙俄派切尔尼亚也夫将军率军从西伯利亚南下,与来自奥伦堡方面的维锐夫金将军会合,进攻塔拉斯河上的阿吾里也阿塔,于6月16日陷之。10月,又攻下了奇姆肯特城。于是就夺得了土尔其斯坦地区,准备以此为基地,进一步攻取塔什干和浩罕。但心怀鬼胎的沙俄统治者,害怕这次的行动会引起欧洲列强的恐慌和抗议,便令外交部长哥尔查可夫亲王于是年(1864年)11月21日向各国发表《哥尔查可夫通告》。在《通告》中,沙俄政府一方面公然表示他们对中亚的侵略是出于不得已,要征服一切游牧骚乱的地区;另一方面却又说沙俄“厌烦扩大疆土”,并发誓“要尊重他们的独立。”至于沙俄的边界,通告则说“我们的旧边界,一边从锡尔河延伸到彼罗夫斯克要塞(按:即阿克•麦斯吉德),另一边远达伊塞克湖(按:伊塞克湖地区原为清朝的领土)”。由于此时沙俄已攻取了奇姆肯特,通告就说:“情况诱使帝国政府把奇姆肯特变为一个堡垒化的城镇,俾在伊塞克湖与锡尔河之间建立起一条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使我们以浩罕的农业和商业居民为邻。……也就是利益和理性命令我们停止的界线。”总之,《通告》是保证沙俄不会进一步吞併浩罕,不会把自己的边界线再向前推进了。
可是,通告发表不久,沙俄在1865年便出兵攻取浩罕,1868年征服布喻拉汗国,1873年征服希瓦汗国,1884年沙俄可马罗夫将军攻下马雷,占据谢腊赫斯。1885年,俄国又推进到佐勒菲卡尔山口(Zulficar Pass)。
上述事实说明,沙俄帝国主义的一切诺言都是不可信赖的。在左宗棠时代,新疆的阿古柏政权如果继续存在,也逃脱不了中亚诸汗国被沙俄吞饼的命运。到那时,甘肃以外直到帕米尔高原的广大领土,将不复为中国所有。因此,坚决镇压、消灭阿古柏匪帮,恢复那里的中国主权,是左宗棠为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所立下的伟大功劳。
沙俄的承诺之不可信,在伊犁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俄军趁伊犁暴动之机侵占其地,却又说是为中国“代收代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当即交还。”但实际上“俄国臣民本意皆不愿让还伊犁形胜之区……高甫满(即土尔其嘶坦总督考夫曼)又力持将霍尔果斯河西南地方分归俄属。”(《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第十七页。)1872年四、五月间,俄军还侵入额敏,深入塔城地区,并准备玫取玛纳斯和乌鲁木齐。所以,在阿古柏匪帮被消灭,天山南北两路都已收复之后,沙俄仍然迟迟拒不交还伊犁。起初,左宗棠对沙俄这种一贯赖账的本质还缺乏认识,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收复伊犁。但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相信沙俄绝非“素重信义”的大国。他坚决反对批准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主张对沙俄“先之口舌,继以兵威,”即“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战阵,坚忍而求胜”。因此,他在新疆积极备战,准备出兵收复伊犁。到这时,他巳认为“先之议论,尚是空谈;继之兵威,乃有结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三)。最后,他就相信“俄事非决战不可”(同前,卷二十四)。但就在左宗棠将军事部署停当的时候,清廷于1880年8月下令将他从新疆调回北京。伊犁问题由曾纪泽在彼得堡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而得到解决。而左宗棠的备战工作,对于该项条约的签订也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左宗棠既以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消灭了阿古柏匪帮,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又以其坚决的主张和行动,促使伊犁地区归回祖国;于是便“为新疆划长治久安之策”,提出将新疆建为行省的方案,供清廷采决。当时,他虽已调离新疆,但他的主张和方案对于以后清廷在新疆建省的决策和刘锦棠的具体规划,无疑是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综观左宗棠在西北边疆的功绩,可以说是为祖国保住了新疆这一大片领土。新疆之列入祖国版图,自汉代以降,至于清朝,历有变迁,乾隆时达于稳定。而内乱时起,外敌日倡,守成之劳,甚于开辟。我们今日之能够在新疆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能忘记乾隆皇帝、左宗棠这样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之有继承性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清朝的官吏,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左宗棠这样的人,当时要想有所建树,忠于清朝乃是一个前提。实际上,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经历和升迁的过程,都使他具有坚定的“忠君”思想。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切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去从政,去从戎,所以能得到清朝的支持,所以能有所建树。否则就不能创立上述的那些功勋。这是我们在评论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时所不能忽视的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忠君同爱国是很难区别的。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如不忠于“朕”,还能干什么呢?
从左宗棠时代的中亚形势,我们明显地看到,沙俄在南下征服中亚三汗国时,并不是不想吞併我国的新疆。新疆之所以没有落到中亚汗国的下场,一是由于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由于沙俄受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牵制。而左宗棠之威镇新疆,适足以向俄英等国表明,新疆,作为中国的领土,是不容侵占的。这也就是左宗棠所起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