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谈左宗棠的讨论中，论者对左宗棠一生中所干的三件大事，有二件是基本肯定的，即办洋务、出兵新疆征伐阿古柏。对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则众口一词地加以否定。这是讨论中的相同之处。存异的方面大体说来有二：一种认为左氏一生功大于过，应尊之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另一种认为左氏功过不相掩，过的一面也突出，因此评价不宜太高，冠之以“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足矣。不能否认，提出上述看法的同志都各持-理，有的看法也颇有见地。但是，对左氏这样一位功过互见的历史人物的一生，作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评价，显然，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运用什么方法对左宗棠的功过作出中肯的分析。
左宗棠的功，大家基本上是一致肯定的，毋须赘言。对他的过，似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评价历史人物，无疑应当遵循这一原则。我认为，把左宗棠放在他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加以考察，他的过的一面，是不宜苛求的。因为象左氏这样一个生在“寒素”三代秀才家庭的人，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后来跻身官场，成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其思想言行，无疑打上了他那个阶级的烙印，并为其利益所支配。因此，和历史上任何封建官僚一样，忠于朝廷，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是他应尽的本分。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看到，当太平天国起义的矛头直指清王朝时，左宗棠是那样凶悍地充当着镇压起义军的元凶大憝，甚至为了尽快达到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还不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借师助剿”。如果就这一点来说，左宗棠亦不无违背民族利益之嫌。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从维护本阶级的立场和利益来考虑问题权衡得失的。当人民起义与外来侵略同时威胁着封建统治时，只要他们感到外来威胁还不至于便自己从统治的宝座上掉下来，他们就必然是先清除“内乱”，以牺牲人民的甚至民族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固。非但地主阶级如此，就是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列宁曾经指出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实告诫人民说：“‘我们’无产者多次地看到，只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站了起来，资产阶级就会出卖自由、祖国、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甚至“依靠压迫民族的士兵来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同胞”。（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列宁全集》第6卷第420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这并不妨碍，当国内阶级矛盾暂时趋向缓和，民族矛盾上升而占居首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曾经是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屠夫”、“刽子手”，他们从同样的忠君思想以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愿望出发，也可能成为抵抗外来侵略和维护全民族利益的代表，成为爱国主义志士。综观左宗棠的一生，不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过两兼的历史角色吗？由此可见，封建阵营中的统治阶级官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因此，我们在评价他们时，一定得把握具体的时间和条件，注意他们从事历史活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两方面。以左宗棠的功过行为论，诚然这都是在他的主观动机——忠君思想支配下所产生的结果，这个主观动机，在本质上说固然具有反动性，但究其客观效果，既然也有功的一面，而且“功”到了爱国的程度，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给予充分的肯定。
一般说来，在忠君思想支配下的爱国，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是不足取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忠君，也可以使之做出违背爱国目的的蠢事。例如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堪称爱国志士，但他们热爱祖国的心情总是与效忠皇朝不可分割地混杂在一起。他们虽然效命疆场，抵御外侮，确实谱写了一曲曲悲壮感人的爱国主义乐章，但也因为忠君，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封建王朝的牺牲品和殉道者，最终令人叹息。又如近代史上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也可以算得上一位抗法的民族英雄，但也因为忠于清朝，致使抗法功败垂成。这说明忠君与爱国既相统一又相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可以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同时这种意义上的爱国，也只能理解为是爱的地主阶级的国家，并非全民的国家，自然更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国主义。基于此，左宗棠虽然有功于民族，我们称他为爱国主义者甚至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都未尝不可，但必须说明的是，他只是一位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者，这是由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如果只笼统地说他是爱国主义者，不指出他的阶级属性，就无法解释这个爱国主义者的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
那么，左宗棠是否可以称得上“民族英雄”呢？以他有功于民族的一面说，称之无愧。因为左宗棠虽然是地主阶级爱国者，虽然他的爱国行为是从他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但他所做出的事业，例如收复新疆，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狭隘利益，而被提高到了全民族的利益上来了。单凭这一件就已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大贡献。因此称之为民族英雄是不算过分的。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以为这样作是抬高了左宗棠，好象是忽视了左宗棠过的一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评论左宗棠的功与过本来就是问题的两个方面。研究历史，臧否人物，无论是以功抵过或以过消功，都不是正确的作法，难以反映历史的真实。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以功掩过，亦不能以过盖功。但是，在对某个具体人物作出总的评价时，功与过总是要摆在一起综合分析、统一衡量的。功与过孰大孰少，要因人而异，因时间、条件、事件的性质及其客观效果而定，不能像称物那样称出半斤八两。
翦伯赞同志说过，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得不够，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按照这个观点来分析左宗棠，我们是否可以作出如下几个判断：
（一）左宗棠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官僚，一个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个人没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过”，也不能因为有了这样的“过”，就不该实事求是地称他为民族英雄。否则，从封建统治阶级队伍里就根本找不出民族英雄。正象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一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不加取舍地一概弃之门外。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也就不能不顾及历史局限而有所苛求。我以为左宗棠做出了对国对民有益的大事业，是难能可贵的，完全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
（二）左宗棠功与过是不能相掩的，但是将它们放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天平上来衡量，不能不说他是功大于过。他收复新疆的功，是长远起作用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统一的千秋大业。如果那时新疆从我国版图分割出去，造成既定的历史遗案，这场“国际官司”何时能了？他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当然也深重，不能有丝毫谅解。但这却是国内阶级矛盾斗争的表现。相对说来是局部的、暂时起作用的。这种斗争的结局，谁胜谁败，仍然是国内的问题。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了，后来有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后来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轨迹表明，中国国内阶级矛盾斗争的结果，最后胜利总是会属于人民的。因此国内问题的结局，是中国人民能够主动驾驭的。倘若换成利害攸关的国际问题，就殊非易事了。据此而引伸，左宗棠功大于过，完全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
（三）左宗棠是一个始终不渝、忠君殉职的封建官吏，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忠君并不停滞在“愚忠”的阶段，对于清政府的种种弊端和倒行逆施也时有鞭挞。他爱国的思想尽管带有地主阶级的色彩和偏见，但是始终一贯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实行了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他的忠君与爱国，既有相抵相斥的一面，也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所创立的功业，垂之后嗣，也应是功大于过，亦完全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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