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身于一个贫寒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祖上三代都以教书为业。左宗棠从小勤奋好学，因成绩优异，“举得膏火（奖励的生活补助）以佐食”。20岁中举人。21岁入赘湘潭富户周家。在其妻周冶端的资助下，连续三次上京应试，都名落孙山，发狠不再向科举制度讨前程。他一边在家乡教私塾，一边在“经世致用”的学问上下功夫，他阅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研究兵法及历史地理，尤其注重了解西域史地。他还广泛涉猎有关农学及水利、荒政、田赋，盐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以扩大自己的视野。左氏胸有大志，常以诸葛亮自喻，曾写过一幅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左宗棠又十分崇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潜心研究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鸦片战争期间，他的喜怒哀乐随着中英军事斗争的胜负而变化，更为林则徐被革职戍边和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愤慨不已。林则徐也称左宗棠是“绝世奇才”。
从1852年起，左宗棠先后被邀充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宾章的幕僚。1860年，又奉命襄办曾国潘军务。从此以后，左宗棠得到清政府的破格提拔，青云直上，先后督办浙江军务、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并被封为一等恪靖伯、太子太保、大学士等。他曾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虽然他也知道“天富一人，实以众贫托之”的道理，但当贫苦农民起来造反，要求“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时，作为“忠心王室”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左宗棠就毫不犹豫地披挂上马，对农民义军施以血腥镇压。这是由其封建士大夫的地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19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东南、西南和西北边疆几乎同时遭到外国侵略的危机。特别是新疆，由于败逃肃州的原陕西回民军中的动摇分子白彦虎，于1873年夏率部数千叛逃新疆，投降阿古柏匪帮，为虎作伥，四处掳掠洗劫，造成自肃州至哈密这段路上，炊烟断绝、草莱没胫的凄凉景况。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景廉的驻地古城（奇台）也屡受攻击骚扰，自保不暇，告急求救。陕甘总督左宗棠乃受命筹备饷糈，整顿部队，秣马厉兵，积极准备西征。
正在这时，日寇侵犯台湾，东南海防吃紧，在西北边疆和东南沿海同时告急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塞防”与“海防”的争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借口“海防、西征，力难兼顾”，要求停止西征；并说新疆不收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公开主张放弃新疆大片国土。他的这种卖国主张并得到朝中权贵醇亲王奕譞的支持。而左宗棠听到李鸿章放弃新疆的论调，十分气愤，立即上奏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还说，从历史上看，“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他提出“塞防”、“海防”应该并重，不可偏废。但新疆问题如现在得不到解决，终“必折入俄边，而断送我腴疆……”。左氏的奏章送到北京，他那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和精辟深刻的见解，使一些正直的朝臣大为感动，赞其“议论之精，堪称为当今中国第一人。”而且他的主张还得到对朝政有重要影响的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于是，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收复新疆。
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是一场决胜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之外的远征，需要大军的军饷和粮秣。而当时的清政府政治腐败，财政紊乱，国库空虚，西征军经费主要依靠各省协饷，而李鸿章则主持海防，处处与西征军争饷。加之新疆后方甘肃连年战乱，经济残破，一望“白骨黄茅”，数百里无人烟，无法筹齐军粮马料。特别是分布在新疆、甘肃的统兵大员，有很大一部分是腐朽昏庸的贵族，与左宗棠同床异梦“同役而不同心”，难以统一指挥。正如左氏所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关外无劲军健将，又事权不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左氏来说确实是勉为其难了，但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他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艰巨的备战工作。他说：“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御之理，不得一力承当。”这铿锵有力的豪情壮志，感天地而泣鬼神！
首先，左宗棠大刀阔斧地整顿、裁汰军队。乌鲁木齐提督成禄6～7年来始终畏怯不前，滞留高台，“蓄养戏班，宴饮听戏”，还把他的三姨太接到军营，把高台作为“安乐行窝”。更有甚者，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万分吃紧，清廷严令成禄出关，增援督办新疆军务的景廉，而成祸置若罔闻，不受左宗棠节制，在高台克扣军粮，截留景廉所部粮饷，贪污空额军饷，虚报胜仗，凡此等等，无恶不作。左氏义愤填膺，上奏严劾，成禄被革职拿问。又建议将“苟安目前，不求进取，且无应变之才的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景廉内调，由满族将领金顺暂管关外军务。后又把与自己意见相左，企图另立山头的帮办西征转运粮台袁保恒逐出了西征军。左氏在黠革裁汰庸懦畏葸将领的同时，又大胆起用英勇善战的年轻将领，由刘锦棠、张曜分领西征军两支主力，还特别延请精明能干的湖南同乡刘典赴兰州就任陕甘军务帮办，筹办后路事宜，成为左氏最得力的助手。经过这些大胆的人事调整，左宗棠排除了干扰，统一了事权，解决了西征军指挥系统“同役而不同心”的问题。左宗棠正确地提出收复新疆，“兵不在多而在精”。在军队中大事整编遣汰，剔除空额，裁弱留强。还派刘锦棠回湖南募勇二十五营。在整编部队时，左宗棠饬令所部将领，凡官兵不愿出关者，不可勉强，应发给路费遣送回籍。所以组成西征军的官兵大都是志愿出关作战的爱国将士。左宗棠还严厉整顿军纪、严令所部官兵，不得到处勒索、骚扰百姓，如有违纪，军法处治。难怪这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欢迎和支持。
其次，千方百计筹集军饷粮秣。左氏算了一笔账，西征军共计130余营，官兵7～8万名，每年需要饷粮600余万两，外加长途粮运经费每年约计200余万两，一年共需军费实银800余万两。如此浩繁的军费从何而来？左氏屡次派员到各省“婉恳谆催”，协饷仍“延缓如故”。到1874年11月，“西饷”仅收到300余万两，原因是东南沿海各省经费全被海防占去。这时，西征军先头部队已进至新疆哈密、古城，由于饷需不足，其它各军尚滞留关内。左宗棠万般无奈，不得不向洋商借款。起初，打算向英商借款，由于李鸿章干扰未果，后从德国泰来洋行借到500万两。借到这笔款时，西征军已初战告捷，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并已挥兵南下，逐渐进入富庶地区，西征军因此总算渡过了军饷的危机。有了军饷，左氏又悉心策划购粮、转运大计，根据当时采购粮食、交通转运等方面的条件，把粮秣转运到西征军进兵基地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并从就近、省力、省钱的原则出发，选择了从凉州至哈密，从包头、归化（原旧称）至巴里坤或古城，从宁夏、巴尚图素庙至巴里坤等三条运输线。另外，左氏还通过俄国中校索左诺福齐购粮从桑诺尔（斋桑湖）运至古城。同时，为了就地筹粮，1874年，左氏命令前锋部队张曜所部嵩武军马步10余营进驻哈密，且耕且战，开荒筹粮。
第三，建立兰州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左宗棠针对阿古柏匪帮在英、俄扶植下已拥有大量洋枪洋炮的严酷现实，为了加强火器的应用，提高西征军的战斗力，积极向德国购买武器。同时，于1873年春在兰州开办了一个兵工厂——兰州机器局，选派精通于兵器制造的总兵赖长总理其事，招聘广东、浙江等地技术工人作工。在西征军的战斗中，兰州机器局仿造的德国螺丝炮、劈山炮、开花小炮、后膛快响枪等，都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左氏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西征军的军饷粮秣问题得到了解决，军队得到了整肃，装备得到了改善。“每发一兵，须发为白”。他呕心沥血，所推进的周密的战前准备，为西征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876年春，左氏率军从甘肃省城兰州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向新疆推进，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到达祁连山下的历史名城——肃州（酒泉）。建立起西征大军的统帅部和大本营。根据对新疆用兵战线长、后方远、补给难的实际情况，左氏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方针，即对每一个战役的准备要充分，没有形成攻势之前，只能缓缓推进，切不可盲目冒进。但准备工作一经完成，便要不失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勇猛进攻，迅速解决战斗，避免出现胶着状态。
正当左宗棠悉心筹划进军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匪帮，粉碎英、俄殖民主义企图肢解新疆阴谋之际，刚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的英国特使威妥玛急忙出来进行所谓“调停”，为阿古柏乞降“立国”，条件是让阿古柏在新疆的伪“哲德沙尔国”成为大清的免除朝贡的属国。左宗棠洞察英国侵略者的险恶用心，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指出阿古柏本是浩罕国安集延人，“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英国的所谓“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坚持“地不可弃，兵不可停”。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粮饷、军火应手，收复南疆是有把握的，“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
左氏一边进行坚决的外交斗争，一边积极准备南征。1877年4月，左氏下令两路进兵：刘锦棠率军从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张曜会同徐占彪部分进合击吐鲁番。1877年夏，刘锦棠部先在达坂四面合围，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贼匪大小头目无一漏网；继又乘胜前进，收复托克逊。张曜等部也攻占了吐鲁番。西征军攻取达坂、吐鲁番、托克逊等3城后，新疆南8城“户门洞开”，阿古柏感到末日来临，终日惊惧不安，于1877年5月22日服毒自杀。这个恶贯满盈的安集延侵略者终于落得个众叛亲离、自取灭亡的下场。西征军经过3～4个月的修整后，左宗棠命令刘锦棠、张曜两部形成梯队，稳步推进，直取8南城。赤日炎炎，尘沙飞扬，忠勇的爱国官兵吃大苦、耐大劳，跃马横枪，踏上了千里征程。西征军先后攻克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等东4城。尔后，分兵三路直捣哲德沙尔伪政权的老巢喀什噶尔。这时，前被阿古柏俘虏的原清朝守备何步云和知府英韶在知悉西征军到来后，遂据汉城疏勒反正。12月18日，沦敌12年的喀什噶尔重回祖国怀抱。刘锦棠亲率步骑西进，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又派兵南下进取和田，1878年1月2日，和阗光复，引狼入室的叛国贼金相印父子等被擒斩。白彦虎、伯克胡里等走投无路，从中俄边境纳林桥逃入俄境。至此，西征军收复南八城的战斗以全胜结束。各族人民欢腾雀跃，“如去虎口投慈母之怀。”
左宗棠领导的西征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有力支持下，克服千难万险，以破竹之势席卷千里瀚海，取得了全歼阿古柏匪帮的辉煌胜利，收复了被阿古柏侵占的大片领土。
消灭了阿古柏，南疆形势略定后，主持新疆军务的左宗棠，又不失时机地把下一步战略目标确定在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上。沙俄在1871年出兵侵占伊犁时，曾声明俟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但当西征军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沙俄默不作声，直至1878年1月，南疆8城光复，沙俄仍赖在伊犁，拒不交还中国。
1877年12月，西征军收复喀什噶尔，匪首伯克胡里、白彦虎败逃俄境，得到俄国庇护。左宗棠即上书总理衙门要求与俄交涉，应把“交还伊犁和送出白逆两事并为一谈”，主张收回伊犁问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就用军事手段来收复失地。为了给对俄交涉制造有利形势，他命令新疆边防驻军，一面放手痛剿敢于窜扰边境的伯克胡里的白彦虎残匪，一面勤发哨探，切实备战，做好以武力收回伊犁的充分准备。
1878年6月22日，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问题。但昏庸无能且对新疆情势一无所知的崇厚，在沙俄的软硬兼施下，一味迁就，竟擅自答应沙俄对中国的领土要求。10月22日，答应了丧权辱国的《里瓦机亚条约》。根据条约，伊犁虽然收回，但俄国又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另外还有赔款及其它附带条件。消息传开，左氏极为愤慨，再次上书清廷，坚决反对崇厚的卖国行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俄人窃据伊犁，蚕食我领土不已，照此下去，新疆迟早被吞并。现在我索要伊犁，它则要我赔款卢布五百万，而崇厚还答应把伊犁西南之地归俄，这岂不是割地求和！我一矢未发，随便给俄人土地，此万万不可允许之事。”“为今之计，应先以理力争，如行不通，就决以战阵，必以坚忍而求胜。臣虽年衰力庸，敢不为国奋勉？”在以左氏为首的爱国派的敦促下，清政府将崇厚革职，交刑部治罪，并照会俄国，声明崇厚违训越权，所订条约作废。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重开谈判，揽回失权。
左宗棠明察沙俄决不会轻易交出伊犁，在曾纪泽谈判桌上与沙俄周旋的同时，奏请朝廷作三路出兵伊犁的军事部署。东路由伊犁将军金顺以重兵扼守精河一带；中路由张曜沿特克斯河向伊犁推进；西路由刘锦棠从乌什取道冰岭西，直指伊犁。向沙俄摆出盘马弯弓的作战架势。1880年5月，年已69岁高龄的左宗棠亲自出关，把大本营从肃州移至哈密，并让部属为他准备一口棺材，装在车上，一同前进，表示誓死收复伊犁、抗击沙俄侵略的决心。军心悲壮，震功中外。沙俄得知左氏“舁榇以行”，亲临前线指挥，十分惊慌，急忙向伊犁增兵。正在这时，英、法出面斡旋，要求清政府释放崇厚。腐败软弱的清政府本来就没有抗俄决心，6月15日，命暂免崇厚斩罪，表现了清政府对俄妥协退让的态度。谈判桌上，俄方代表对曾纪泽步步进逼，施加压力。曾纪泽据理力争，断然拒绝赔偿军费。但就在此时，清政府下令左宗棠调京“备朝廷顾问”。翌日，开释崇厚。沙俄看透了清政府的求降之心，对曾纪泽百般威胁。1881年2月24日，亦即在左宗棠回到北京的当天，曾纪泽被迫与俄签订了《中国伊犁条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9城及特克斯河一带地方，但赔款却增加到900万卢布（白银500余万两）；同时，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仍被沙俄割去。这个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但与崇厚签订的条约相比，中国毕竟夺回了一部分主权，收复了伊犁地区，结束了沙俄对伊犁地区长达1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曾纪泽在办理弱国外交时，想方设法，尽力为祖国争回了一些权益，功不可没。
左宗棠力主新疆设置行省。新疆长期沿袭的行政制度是伯克制度。清政府所设伊犁将军及其以下的参赞大臣、都统、领队大臣等，只管军事，不理民务，地方的行政大权掌握在伯克手中。伯克是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百姓对统治他们的官员的通称，即“老爷”、“官长”的意思。伯克的名目很多，以阿奇木伯克的权力最大，下设有伊沙噶（或称伊什罕）伯克为副手，在他们之下还有分管不同行业事务的伯克。乾隆戡定新疆时，保存了伯克制度，但取消了伯克旧有的世袭制，并给大小伯克封以不同的品级。这种改革，使伯克受清政府控制，与过去相比，清政府的统治因此加深了一步，但也使伯克制度合法化了。近代以来，伯克制度日趋腐朽，一方面，伯克为非作歹，残酷勒索，苛敛百姓；另一方面，随着英俄殖民侵略的加深，经常以挑拨中国民族关系，拉拢、诱骗少数民族或宗教上层分子为手段，搞分裂和颠覆活动。如阿古柏和金相印的勾结便是鲜明的例子。所以伯克制度已经到了非革除不可的时候了。
左氏在用兵新疆的过程中，曾采取种种措施，大胆革除伯克制度，如改革田赋制度，废止清朝在新疆设立的军府制度、设置地方官等，特别是西征军对阿古柏匪帮的南北扫荡，使伯克势力遭受沉重打击，反动的伯克制度在多数地方已是名存实亡了。左氏早年就阅读和研究过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安边绥远疏》，后来又有亲临西北及新疆的实践感受，所以对新疆开置行省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左氏接连两次上奏，提出在新疆改建行省的建议。认为新疆建省乃“为新疆长治久安之策”，而且就目前形势，建省已到了“不得不办”、刻不容缓之地步，必须尽快改变新疆“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被动局面。后来，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仍念念不忘新疆建省问题。1882年10月，他上奏说：过去我一再上奏请将新疆改建行省，朝廷批示要等到收回伊犁后再作考虑，去年伊犁已经收回，而设省问题迄无静，”“万一强邻窥视，暗煽拼飞，后患方兴”。
左氏力主在新疆开置行省的建议，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宣传，得到朝野的接受和支持。清政府终于在1884年11月宣布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省会，正式建省。刘锦棠出任新疆行省首任巡抚。左宗棠多年宿愿终于实现了。这对巩固西北边防、抵御外国侵略及开发建设新疆，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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