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和左宗棠（1812—1885）都是湖南湘阴县人，素有“湘阴双杰”之称。二人共同活跃于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政治舞台，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爱国者。
但是，他们身前死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左宗棠位至巡抚、总督、大学士，其收复新疆的壮举，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死后更是赠谥号，厚抚恤、建专祠，极尽殊荣；就是在今天，仍然是人人称道的民族英雄和勤政爱民的楷模。郭嵩焘虽也曾署理边疆，但当其出使英国时，朝野竟视为卖国贼，群起而攻之；家乡士子更集会声讨；出使期间如实纪录的日记，更引起汹涌波涛，终为朝廷毁版；死后则不准赐谥，不准国史馆立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著书立说，攻击郭嵩焘“为虎作伥”、“丧心病狂”、“崇洋卖国”。
同一地方、同一时代出现的两个卓有成就的爱国主义者，为什么会如此毁誉迥异，境处逆反呢？究竟原因，既有其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差异，又有其时代与历史的奥妙。
一、为国为民、兴利除弊
郭嵩焘、左宗棠进入社会时，清朝统治已经风雨飘摇，百孔千疮，内有广大人民兴起的武装起义，外有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处于朝不保夕的局势。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郭嵩焘和左宗棠采取了共同的措施和态度。都以国家利益为念，关心民众生活，对漕务、税赋、盐政、灾赈、水利、兵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均能认真研究，兴利除弊。郭嵩焘曾整顿两淮盐政，厘务，严禁贪污；在广东禁革私卡，剔除中饱；倡减苏州、松江、太仓三府赋税，“百姓闻之，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左宗棠在福建创办洋务、平采煤铁，裁减税银；在陕甘制造呢绒、兴修水利、改革茶政；在新疆“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文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特别是在鸦片问题上，郭、左都是坚定的禁烟派。郭嵩焘认为，鸦片“吸食者日众，势将尽中国之人，皆自关其生理，槁项黄馘，奄奄仅存，无异残废”，奏请朝廷禁止鸦片。并在出使期间，同英国朝野人士联络，推动英国政府禁贩鸦片。就是晚年家居，也积极组建禁烟公社，在家乡宗族中厉行禁烟，并留下遗言：子孙后代不准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左宗棠坚决主张禁烟，任陕甘总督时，因各地广种罂粟，特“通饬各府、州、厅、县切实查禁，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雷厉风行，禁烟禁种，取得显著效果。
二、保卫国家，反抗侵略
爱国主义的大量表现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无私奉献；而爱国主义的最强者，则往往体现在祖国处于外敌侵略的危难之际。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郭嵩焘正在浙江学政幕中，对浙江防务多有陈献，“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温仰”决心“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左宗棠则远在安化陶澍家中，提出“百兵节约，为固守持久之谋”；“练渔屯、设碉堡、简水车、练新兵、设水寨、省调发”，讲求火器应用，实行坚壁清野，“为固守持久之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襄助僧格林沁修复大沽防务，亲自参加大沽之战，“在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格林沁十分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但在其思想上，郭嵩焘对大沽之战并不赞成，而认为镇压太平军是当务之急。左宗棠则已进入湖南巡抚幕，积极策划与太平军的战争。可见，郭、左行动虽有差异，但其思想主张都是一致的。
左宗棠的最大功绩是收复新疆。同治年间，阿古柏叛乱，占领乌鲁木齐；俄国则侵占伊犁地区。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认为，新疆、蒙古指臂相连，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坚决主张以武力收复新疆。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攻克肃州，打开了进入新疆的门户。这时，清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举棋不定，李鸿章反对在新疆用兵，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郭嵩焘与左宗棠意见相左，基本上站在李鸿章一边。人们常将塞防与海防之争，当作爱国与卖国之争，因此，很自然地把郭嵩焘归并在卖国的一类。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首先。争论的起因是大臣们讨论对外战略方针，具体内容则是战略布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因此，各种意见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不存在爱国与卖国之别。左宗棠说得好：“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勾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其次，对郭嵩焘在这场争论中的意见，更应具体分析。光绪元年（1875）元月，郭嵩焘以福建按察使的身份上书总理衙门：一是在海防塞防问题上支持李鸿章，认为“直隶拱卫神京，天津一口尤为左海之门户，形势积重，远甚他省。李鸿章置水陆各营，控制海洋，屏蔽京师，自非他省所能一律办理者。至于西北，利之所在，尤宜斟酌古今之宜，推求理势之归，以预为之计。俄罗斯盘踞伊犁已历数年，恐未易言收复。而喀什噶尔、乌鲁木齐通及回八城，或僭立一国，或踞城与官军相持，事久则变益生，师老财匮则收功益难。”二是强调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长处，以图国家富强。他说：“西洋丘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未在商贾，造船，制造，相辅以益其强”。并提出“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末之序”四条具体措施。可谓高瞻远瞩，开始承认封建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主张学习西方的“国政”、“军政”。仅从这一点看，郭嵩焘的意见比李鸿章的见解大为高明，也比左宗棠的主张更为深刻。但是，在左宗棠进军新疆，阿古柏匪部面临崩溃之际，远在英国任公使的郭嵩焘却提出接受英国凋停。他认为“回疆无足经营”，英国又“蓄意保护喀什噶尔，已于四年前定立条约，互相遣使驻扎”。故主张趁英国调停之机，“令其缴还一二域。以自输款，解和息兵”。当总理衙门将郭嵩焘的意见转咨左宗棠时，左坚决反对，强凋阿古柏匪部“侵占回部十余年，英人阴庇之亦十余年”；所谓凋停，“实则侵略中国为蚕食之计”。揭露“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各城”；“以前持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及疆土矣”。义正词严，行动更加坚决，一举歼灭叛匪，收复新疆，彻底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从上述情况看，左宗棠功高千古，郭嵩焘失误严重。他既不了解当时形势，对收复新疆没有信心；又过于相信英国，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毫无认识。一些议者往往以此为依据，给郭嵩焘带上“崇洋卖国”、“妥协投降”的大帽子。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郭嵩焘始终坚持新疆是中国的领土，坚持不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与英国政府作了一定的外交斗争，抗议英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特别是郭嵩焘在主张接受英国调停的奏折时，有一个附件，即《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斟酌核办》。内称传闻阿古柏病死，由其子袭位，郭嵩焘因而建议左宗棠：“乘俄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当不出数月之内”。“如幸西路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折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中止”。将郭嵩焘同时的两个文件加以比较，郭关于英国调处的主张，主要是在国内信息阻隔，新疆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产生的，并非投降卖国。事实上，无论是郭嵩焘在英国的外交活动，还是左宗棠在国内收复新疆的壮举，都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同一目的。
三、学习西方，了解西方，处理同西方的关系
自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以来，学习西方长处就成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随后兴起的洋务派开始把魏源的“师夷”思想变为现实，发起了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郭嵩焘、左宗棠都是洋务运动中的杰出代表。
左宗棠认为西方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主张学其长以为我用，从而达到自强克敌的目的。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堪与曾国藩、李鸿章鼎足而三。从时间看，曾国藩办洋务最早；从规模看，李鸿章办洋务最大；但是，左宗棠办洋务却最具特色。左宗棠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原则，认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学习西方，依靠自己，坚持自主，反对干涉，是左宗棠办洋务的基本原则。无论建厂、造船、制械、驾驶，都坚持由中国人主持，重视培养本国的人才，只用少数西洋技工。他曾自豪地说：“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以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郭嵩焘创办洋务的业绩较少，却是洋务运动最激进的思想家、政论家。他不仅是最早萌发洋务思想的先行者，而且是中国亲自到西洋考察的第一人。他曾对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亲自参观了英国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文化设施，和英国政界、经济界、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物进行交流。他认为西方国家有本有末。中国欲图自强，必须本末兼学。如果“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之海上，将谓造船，机器用其一旦之功，逐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强调不能单纯地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算先进技术，而且要学习其政治，经济制度。这些，是洋务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火花，也是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稍高于左宗棠的地方。
如果说，在学习西方、了解西方的问题上，郭嵩焘、左宗棠的认识基本相同；那么，在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问题上，却有着差别。
左宗棠处理对外关系，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反对妥协，迁就。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基本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明确规定，宁肯放弃原则，也不能和西方国家对抗。对此，左宗棠是不同意的。他强调说：“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计惟有勉图自强之方，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俾其中有所慑而自转”。把“存图体”放在第一位，力图自强，反对妥协。在具体处理对外关系时，则应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有可迁就者，有不可迁就者”。并就礼节、遣使、架电线、修铁路、设行栈、行轮船、传教等具体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认为有关国家主权的事，绝对不可妥协。在天津教案、日本侵占台湾、马嘉里案、收复伊犁等重大交涉中，左宗棠都主张坚持原则，抵制西方的无理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和完整、民族尊严。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清政府及大臣们对外一味妥协的形势下，左宗棠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自然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一致赞扬。
郭嵩焘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外形势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强调心理服人的原则，以和为主的方针。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更用“理、势、情”三字，概括了其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他说：“办理洋务非有他长也，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深求古今之变，熟察本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衷，使就绳尺”。所谓“理”，就是讲道理、讲原则，按条例、规则办事，反对盲目自傲，愚蠢蛮干。他认为可以和洋人讲道理，“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理通之”。还批评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优，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这些远非慷慨激昂而类似软弱无奈的语言，足郭嵩焘在处理对外事物中经验教训的深深自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既存在盲目虚骄的狂妄自大，又存在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或闭关自守，拒洋人于千里之外；或不分清红皂白，反对一切洋人入城；或卑躬屈膝，接受不平等条约；或出尔反尔，有约不遵，签约违约；或轻敌狂傲，挑起事端等等。这些，都有血的教训。因此，郭嵩焘主张以“理”来约束自己，避免逞一时之气的蛮干、蠢干，使自己处于有理地位；也以“理”去对待洋人，争取订立平等、合理、互惠的条约，用条约制约洋人，迫使洋人处于讲理的地位。所谓“势”，就是承认夷强我弱的形势，坚持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鸦片战争后，中国朝野人士看到西方船坚炮利，非中国长矛大刀可比。但同时又认为中国乃礼仪道德之邦。文化方面运胜西方。郭嵩焘的见识超过了他们，认为“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但“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承认中国在文化上也已落后于西方，“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故他强调在和西方打交道时，要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弱则一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嗔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所谓“情”，就是从实际出发，认真考察洋情，了解世界。首先，郭嵩焘强调“洋人之情在于通商”，“洋人以通商为义”。即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于通商贸易，取得利润。但是，国内却没有了解夷情的人才，“始终无一通知夷情”。因此，他主张建立专门机构，培养洋务人才；派遣大臣出使各国，“专求洋务”，“研习各国通商条约”；了解西方各国，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翻译西方书藉。其次，郭嵩焘开始认识西方列强企图以通商为手段，达到侵略中国、霸占世界的目的。他说：西方“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他还对文廷式说：“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视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这些关于目的与手段的说法，可以说是对西方列强的本质有了一定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总之，以上郭嵩焘关于处理对外关系的“理、势、情”相结合的思想，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和为主，避免战争，以理待人，友好通商的战略方针，是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理论，是其经验的总结，基本上符合中外实际，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也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郭嵩焘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救国自强之道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些先进人物就不断探求救治中国的道路，黄彭年曾说：道光年间的有识之士“深虑夫弊之日滋，害之日甚，将至于不可穷诘，忧及于国家，祸延于后世，思其患而预为之计。”“于是，陶文毅起而治其内”；“林文忠公继之，既治其内，复思治其外”。郭嵩焘、左宗棠继承和发展了陶澍、林则徐的思想和事业，是成同光年间探求救国自强之道的杰出代表。
首先，在西方的启示下，另避途径，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富强的经济基础。左宗棠在创办洋务时，重视民用工业和民办工业。他在兰州建立的革肃制呢局，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工业的起源。他在对比巾国官办企业和西方企业后指出：“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强凋“官办之弊，防不胜防”；而“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左宗棠还利用权力，帮助一些商人、富绅投资开矿建厂，发展民族工业。同样，郭嵩焘也认为西方的富强，在于工商业的发展，“西人富强工业，诚不越矿物及汽轮舟车数者”。又说：“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郭嵩焘曾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如：撤消出海禁令，允许商人出海，经营对外贸易；撤消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业的禁令，鼓励民众经营工商业；官办企业进入市场，便利民众，竞争利润；破除官民、官商隔阂，“以通下情为急”，调动商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郭嵩焘认为国家的富强，首先在于民众的富强：“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这就是说，“民富”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因此，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才能导致国家富强。
其次，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郭嵩焘、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和“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最高道德规范，他们从小接受封建教育，忠于君的教条牢固地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左宗棠在生命垂危之际，念念不忘皇恩：“臣以一介书生，受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历事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他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始终未能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强调学习西方，在于为封建政治服务。认为西方“共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存如此”。郭嵩焘同样具有严重的“忠君”思想，但是，随着他较多地从事洋务活动，特别是出使英国期间，对西方世界进行了全面考察，对西方以议会民主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十发欣赏，认为其比中国封建儒家政治更加进步；并对中西文化作了对比研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教”要优于中国封建主义的文明。因此，郭嵩焘开始突破封建的“道”，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他说：西方“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政教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强调西方：“行政务求便民”，而对中国君主专政产生了怀疑，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中国封建专制相比，有许多优点：一是西方政治公开。“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若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国家大事必由议会讨论决定；政府官员必须得到民众拥护，广大民众可以议政．享有民主权力。二是西方以法治国，中国实行人治，即便是“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即一旦君王无德，昏君当政，天下就会大乱。从而表达了对君主专政的严重不满。三是西方重视民权。指出“西方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五是西方行政以便民为目的。“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富于便民之中”。强调治民是为了便民，便民则利国；民便则致富，民富则国强。郭嵩焘的以上认识，实质上肯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议会民主；在一定程度批评和否定了封建政治体制。因此，郭嵩焘最终为清王朝所不容，就是必然的了。但是在20世纪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今天，仍然受到攻击，为人误会，就很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郭嵩焘、左宗棠都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功业来说，左宗棠超过了郭嵩焘；从爱国主义的思想认识来说，则郭嵩焘领先于左宗棠。左宗棠坚决反抗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传统的爱国主义的典型，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同时，左宗棠又主张学习西方长处，积极探求新的救国自强之路，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化中的代表人物。郭嵩焘则开始提出改革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是改造旧社会的先行者，同时，郭嵩焘也坚决反对侵略，是保卫祖国的英雄战士，是继承和发扬中国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代表人物。正是由于郭嵩焘主张改造旧社会，对传统发起了挑战，因此被那些固步自封的封建卫道士围攻，被视为离经叛道，在身前和死后都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显然，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非常需要左宗棠这样坚决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也非常需要郭嵩焘这样勇于否定旧社会、寻求新社会的改革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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