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遭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撞击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把左宗棠推到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斗争前列，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既有时代的共性，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一贯、赤诚、越老越弥坚；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意识，越是在国家、民族处于逆境、危机之时越要奋勇抗争的顽强意志；以同事为重，不畏强暴、不畏艰险，敢于任大事、勇于挑重担；在强敌面前既铁骨铮铮、威武不屈，又不甘落后，勇于向西方学习，图强进取。这些都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永远闪耀着灼人的光辉。它既是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又赋予近代爱国主义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一

左宗棠经历的时代，正是中国在西方野蛮与文明的双重撞击之下，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大变化，在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艰难地向资本主义近代社会演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是：既要抗击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又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改造封建的中国，走自己发展的道路。这便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时代潮流。一切历史人物都在这时代潮流面前，经受检验和测试。左宗棠的思想和行为顺应并代表了这一时期潮流，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左宗棠关心国事，产生了忧患意识，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孕育、萌芽时期，那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则使其爱国主义思想破土而出；六十年代倡办近代大规模的造船工业，使其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收复新疆、坚决抗法，使其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高峰。

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既是时代的严物，也是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自幼饱读儒家经书，深爱儒家思想的培育和熏陶。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自然对他影响至深。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儒家非常重视和鼓励人们从加强自身的修养和改造出发，在人生中努力实现对天下的抱负。这种思想进而演化、升华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也深深地滋润着左宗棠年青的心田。加之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封建的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时代，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潮流裹胁着腥风血雨滚滚而来，对古老中华威胁日益严重的时代。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中华文化的潜在基因在他的身上转化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异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盛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正是他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象表述，也是他后来能够为民族立功的思想源和动力。

二

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贯性，始终如一，而且炽热、至诚。从十七岁起，就致力于舆地、兵学等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对祖国的疆域沿革、山川典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并且精心绘制了清朝当代及历史沿革地图，详细标明历代兵事，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军机大事的爱国情怀。1833年，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21岁的左宗棠就以青年士子特有的敏感，写了《燕台杂感》，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心境。

近代中国，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曾经六次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而左宗棠就经历了三次。每一次战争，他都站在主战派一边，坚决主张用武装斗争抗击外国侵略者。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正僻居安化山乡任家庭教师，而他却密切关注战局的变化，努力钻研有关古今记载外国的资料，提出了初步的战守方略，积极为反侵略斗争献计献策。他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充满了同情和敬意，而对清廷的妥协投降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主张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并沉痛地告诫当权者：“和戎自苦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训。”他痛感自己报国无门，抒发出“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的苦闷和“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传太平”的壮志。虽然人微言轻，但是他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的责任感是异常可贵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左宗棠正身处国内阶级搏斗的漩涡之中，他在全力对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对外敌的再次进犯，亦表示了坚决主战的立场，不仅主张“须吾省为两粤一解北急，”而且提出“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一死战，当可得志”的抗敌方策。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沉痛教训，左宗棠异常关心东南海防。1866年，当他奉命移督陕甘时，清廷批准他四十天的时间料理福建事务。在这四十天里，他一方面加紧布置筹办福州船政局的各项事宜，另方面则加紧筹划台湾防务，檄调吴大廷为台湾道，刘明镫为台湾镇总兵。他深恐“我而人取”，台湾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宝岛落在外国侵略者手中，提醒清廷提高警惕。随时“察看情形”。后来一系列的事实足以说明他政治目光的敏锐深远。当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左宗棠力主调集福州船政局已经造好的轮船，“水陆并进”，“制此凶锋”。

左宗棠的爱国主义不仅赤诚、弥坚，而且有着勇赴国难的实际行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新疆局势岌可危，清廷内部关于国防战咯部署出现严重分歧之时，他不仅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海防塞防并重，并且甘“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亲率西征大军，不到二年的时间，一举歼灭了阿古柏殖民政权，挫败了英俄两个帝国主义肢解我国新疆领土的阴谋，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并继续积极备战，作曾纪泽改约谈判的坚强后盾，才使沙俄有所忌惮，被迫吐出了已经吞下的二万多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为祖国保住了“金瓯一片”。

这个时期，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日臻成熟，具有反侵略、反妥协、反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鲜明特色。因为世界各大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出现了“分而治之”的趋向。它们从侵略中国的几十年实践中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对中国这块硬骨头，它们谁也难以独吞。这种分割政策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出现了瓜分狂潮。尤其新疆是多民族聚居、杂居的地区，帝国主义早就想利用这种局面制造分裂，破坏各民族间的联合。所以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力主在新疆建省，就具有了反蚕食、反鲸吞、反分裂，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重大意义，它赋予了古典爱国主义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不愧为一位坚定的抵抗派、赤诚的爱国者。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廷最高统治集团妥协投降的倾向，但是他的爱国行为对国内舆论、对广大抗战将士却产生了积极影响。战争爆发后，他不顾自己衰弱多病，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多次主动请缨，“其志甚坚”。当他不能直接投入反侵略战争时，便努力为海疆的巩固和战备而殚精竭虑，积极为前线输送军队、军火；一旦肩负重任，即雷厉风行，“冒署数千里”，兼程南下，抵达福州后立即布置闽江防务，“昼夜孜孜以谋援台”。正是他派王德榜组建的“恪靖定边军”，协助老将冯子材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临终前，他还在悬念着台湾建省，策划着建设中国近代海军；弥留之际，在口授遗折中表示：“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张挞战，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这震撼心扉，摧人泪下的悲壮遗言，充分表达了这位孤忠老臣以国运为命的赤诚的爱国情怀。

三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尚处于一个逐步深化的感性认识阶段，就是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也时时显露出其贫乏，肤战的幼稚之见。左宗棠作为一个长期过着戎马生活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自然也不例外。他曾一度认为泰西诸国“其志未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俄德对中国是友好的，英国也只是“外强中干，难以持久”，“普法构兵，法已大创，此时自顾不遑，何能为我患。”日本“近来举国以听两人，日就衰替，”待“闽局轮船日多，驾驶日熟，器械日精，岛国且将延颈跂踵以附中国”等等。可见他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是时代的局限。但重要的是，第一，他的思想并不僵化和保守。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进逼，他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比如沙俄侵占伊犁后，他立即敏感地指出：敌人必将不夺不餍，恐非笔舌所能争也。”在西征过程中，他已经能够从英俄对中亚地区争夺的总趋势揭示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及其消灭阿古柏反动政权的必要性。第二，左宗棠同外国列强打交道，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谁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他就为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当时侵略中国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左宗棠几乎都和他们较量过，从不畏惧和妥协。尤其在收复新疆失地过程中，英国一再企图通过外交讹诈胁迫清廷准许阿古柏在新疆“立国”，将我国南疆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清廷对此犹豫不决，而左宗棠一针见备地指出：英国的直接目的在于利用阿古柏反动政权作为阻挡沙俄南侵的缓冲区，而为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增一屏障。”他进而义正严辞地指斥道：英国要阿古柏吾，为什么不把印度和英国的领土割给他立国，而要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给他立国？接着他严正声明：新疆是中国的领土，“尺寸不可让人”，左宗棠不仅在政治外交上与英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以迅速收复新疆失地，摧毁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辉煌成果，使英俄两国肢解新疆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左宗棠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他不畏沙俄的战争威胁恫吓，强调“制和主权，以力战为急”，说服清廷废除“崇约”，整军备战，并于1880年5月，不顾年迈多病，舆榇出兵，驻节哈密，部署战守机宜，准备一旦谈判决裂，就三路大军出动，武力收回伊犁。

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创办近代造船厂过程中，虽与法国人有过较多的往来。但是当法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越边境之时，他却大声疾呼：“法人之所以图越南者，盖垂涎滇、黔五金并产，意在假道于越南以开矿取利”，“不仅以夺越疆为止境也”。他多次上书朝廷，提出要解除法国的侵略威胁，“非决计战不可”，坚决反对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成为主战派的著名首领。“天下臣民，怒法人横逆，志切同仇，故皆以左为是，以李为非。”他积极主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坚定态度，对推动抗法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左宗棠受命督师福建，离开北京后，法国政府立即致电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中国主战乃左相，现左相已奉命到福建，必易转圆。”这说明当时的法国侵略者也将左宗棠视为他们实现侵略阴谋的一大障碍，而将他离京视为与清廷议好的好时机。

总之，为了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左宗棠一生中和世界上英、法、俄三大强国相抗争，“不为恫吓所动，不为狡诈所欺”，勇于针锋相对，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表现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民族志节。在近代中国屡遭世界列强疯狂侵略的民族危机之际，这种“锋颖凛凛向敌”，敢于与强敌斗争的硬骨头精神，是最可贵的民族品格，也是落后民族奋起直追，自强自立的基础和前提。在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中，左宗棠是具有这种品格和气概的最突出的一位。

目标既定，矢志不移，既有敢于“任天下之至重”的胆识和气魄，又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克“天下之至难”的顽强意志，胆大、心细、务实，做事做到底，这是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又一突出表现。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出兵收复新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不仅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要冒绝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其一，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些朝廷内外官员主张放弃新疆，对清廷决策必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新疆等边远地区历来是满族官员的“禁脔”，严格扼制汉族官僚插足。左宗棠进兵新疆也必然引起他们的嫉恨，而他一旦在新疆的军事政治斗争受挫，势必招至满汉群僚攻讦。清廷虽然将左宗棠派出，但形势一变，却很有可能将他抛出去当替罪羊。其二，其时英俄两个争霸世界的殖民大国，都在向中亚推进，对峙的双方都在力图控制阿古柏政权，作为他们在新疆争夺角逐的工具。因此，收复新疆，不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同凶狠、狡诈的俄、英两大强国的扩张野心作斗争，并且很有可能与沙俄直接进行军事较量。这是清廷统治集团中除了左宗棠之外任何人都望而生畏、望而却步的。其三，清廷当时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巨额军饷万难筹措。而且战线长达数千里，军队不仅要经过浩翰的沙漠，还要翻越险峻的天山，几万大军军粮的筹集和运输可谓“艰阻万分”。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将西征大军置于绝境，使左宗棠功亏一溃，身败名裂。当左宗棠为西征作准备，募兵于关外屯田的时候，“外国人窃笑其迂”，认为要收复新疆是不可能的事。左宗棠对这些重重困难，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坚定地认为，“断无推却之理”。捍卫祖国西北边疆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致使他不容自己在艰险面前却步，他有一个信念：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岂可避难就易哉！”他不仅以坚定的爱国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顶住了弥漫于朝野的妥协逆流，说服清朝统治者作出用武力收复新疆的正确决策，并且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组织才能，顺利地解决筹饷、筹粮和筹转运的难题，以娴熟的军事韬略制定了正确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战术，亲率西征大军夺取了历次战役的重大胜利，迅速地使新疆重回祖国的怀抱。

为了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左宗棠五次向清廷奏请新疆设行省，置州县，大刀阔斧地革除腐败的伯克制、军府制，打破军事统治体制，提出将平等待回的民族政策作为一项国策，并且大力兴修水利，开荒屯田，发展多种经济，表现了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长远战略眼光和改革精神。其精神动力仍然渊源于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变费任感、使命感。1882年，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后，在短短近两年时间内，他踏遍了江苏的山山水水，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抓防务、抓赈灾、抓兴办近代工矿业、抓水利。上任一个月后，既先后两次出巡江北，对淮河、运河与洪泽湖的河湖水道、地势、堤岸、涵闸进行了仔细周密的调查，下令“兴修运河东西两岸堤工，疏下河各州县支河，以资引溉，兼筑郡伯对岸纤道利运”。经过两年艰苦施工，取得了治淮防洪的初步成效。为了彻底解除黄河夺淮以来的苏北水患，“捍卫淮扬亿万生灵，化灾区为腴壤”，左宗棠于1883年冬和1884年春，在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视力微弱、重病在身的情况下，又两次视察苏北运河堤工和淮河故道，制定了疏通黄河故道，让淮河恢复从云梯关入海的“大岸复淮”的水利工程计划。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军一再败北，左宗棠十分焦愤，“实觉寝食难安”。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百病缠身的病体，毅然肩负起指挥调度前线战争、抗击法国侵略者的重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中华民族“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铸造了左宗棠吃苦耐劳，豁出老命的献身精神和顽强意志。

四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内涵与古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近代中国遭受的是具有先进生产方式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因此，仅仅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是远远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抵御外海，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走革新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最大的爱国主义。左宗棠由于满怀赤诚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甘于国家的贫弱落后，因而发出了“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呼声，表达了为国家为民族奋发图强进取的雄心。他直接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跟上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时代潮流。

左宗棠不仅和其他洋务派一起，在近代中国最先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造船厂、织呢厂和甘肃制造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造船和驾驶人才，推动了西北经济的近代化，而且他勇于接受新事物，其晚年的经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呈现出由传统的农本思想向商品经济型转化，由传统的官办企业向支持、鼓励私人创办企业转化的特征。一方面由于他总结和吸取了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累遭失败的教训，另方面他也借鉴了西方国家“听商经营，官收其税”，保护和促进私人近代企业的成功经验，加之他关心民疾，注重国计民生的民本主义思想的激励，使他的经济思想主张发生以下几点重要的突破：其一，反对官办。他在洋务派官僚中，较早地认识到官办近代企业的弊病，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就明确提出：“一经官办，利少弊多”，防不胜防。因此官办不如商办。其二，响亮地提出了“与民争利，不若教民之兴利为得”，明确地指出发展近代工业是为“便民”、“利民”的主张。其三，无论是创办重工业还是轻工业，自宜“招商办理，乃期便利”，商办可做到“耗费少而获利多”。其四，无论是开矿山还是办糖厂，“须由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业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征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即创办经营近代工业的主体应是老百姓，而官办只是给商引路，起到倡导和示范作用。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间资金不足，风气未开，这种“官办承其先，商办承其后”的原则，是有利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仅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亦符合世界后发外源型近代化初期的一般规律。其五，在经济领域中，左宗棠贯彻了抵制外国殖民主义经济侵略的方针，响亮地提出了“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无论在西北还是在东南，都支持和鼓励民众发展多种经济，创办私人近代企业。徐州利国驿煤矿就是在他的大力扶持下兴办起来的私人近代企业。

总之，左宗棠晚年的经济思想主张和实践不仅依然富有鲜明的民本主义、爱国主义的内涵，而且开始突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旧框架，具有了时代的新特征，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形势下积极进取、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

五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必然带有某个时代的特色的局限。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包含着三种内涵：爱国、爱民、爱封建王朝。爱国与忠君紧密连在一起。在中国几千年漫长封建时代的文化积淀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君即国，国即君的君国观念，它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因而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每当国家遭至外族入侵、处于危急之际，都会涌现出许多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民族英雄。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化的动荡时期。左宗棠作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其爱国主义思想也势必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打上阶级的鲜明烙印，即爱国与忠君两者都异常强烈，而且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左宗棠的心目中，清王朝依然是国家的代表，皇帝依然是民族的化身和象征，忠君也即是爱国。所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一，既爱国家，也爱清王朝；既关心祖国的命运，也希望清王朝长治久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者之间，左宗棠的近代国家意识是愈益鲜明和强烈的。他已经把对清王朝的忠诚，扩展到对国家对全民族的忠诚。其二，他亦爱民忧民，因为民为邦本，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是，他的爱国忧民是以不违反君国的利益为前提的。他所爱所忧的民，是安于封建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顺民”，对敢于反抗统治者的“逆民”，他不仅不爱不忧，而且充满仇视和憎恶。由此形成了左宗棠思想性格的复杂性。

然而，爱国与忠君既可相抵相斥，也可相辅相成。当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发生冲突时，左宗棠毫不犹豫地站在统治者一边，对敢于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进行残酷地剿杀，从而延缓了清朝统治的寿命，犯下了有害于人民的深重的历史罪过。这个时候爱国与忠君是相抵相斥的。在阶级矛盾暂时趋向低落和缓和，原来持续的民族矛盾随着列强侵略的全面加强而明显上升的时候，封建王朝也可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忠君与爱国便是相辅相成的。众所周知，清王朝面对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确有其腐败、软弱、屈辱妥协、退化、投降卖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对外挣扎、抗争的一面。所以它同资本帝国主义之间也表现为一定的矛盾性。两次鸦片战争，用兵新疆、中法战争以至后面的中日战争、抗击八国联军进犯，清王朝都是组织者。就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实事求是地说，它也没有完全变成“洋人的朝廷”，它还搞了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目的都有挽救自己垂危统治、防止完全殖民地化的动机和意图。因此在对外反侵略这个根本问题上，它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有一致之处。这个时候，爱国志士所从事的反侵略斗争，尽管有其忠君的成份，只要其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就应当予以肯定，而不宜过分强调其忠君的阶级属性而抹煞他的民族性。左宗棠亲率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国土的壮举，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狭隘利益，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们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论者，同时我们又认为，对历史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起了阻碍作用，这是衡量人们功过是非最根本的尺度。我们严格用这个尺度去检验左宗棠的全部活动所引起的客观效果，那么，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有功也有过，功过不能相掩，也不能相抵。然而，如果将它们放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天平上，放在顺应历史潮流，首倡近代工业、发展近代经济的天平上来衡量，我们不能不说，左宗棠的一生功大于过。他是中国近代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挺身而出，为抵抗侵略，为民族统一大业，为中国近代化开端，都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爱国主义者，是一位功在国家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