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田吉信先生在日本杂志《近代中国》上发表了题为《董蔡时著左宗棠评传》，将拙著《左宗棠评传》介绍给广大的日本读者，并加评论，蒙承赞许，愧不敢当；此外，对《左宗棠评传》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对此，本人深表感谢，惟中田吉信先生所提意见对某些史料的运用与某些观点，持有不同的见解，兹略抒管见，并就正于中田吉信先生。
中田先生在评论拙著《左宗棠评传》的大文中写道：
在本书展示的见解中，尚有—些令人感到疑问之处。其一，将左宗棠称作“爱国派”、李鸿章称作“卖国派”，把—切都归结为“善恶二元论”。李鸿章倡导“海防论”，据此，他也不阻止放弃新疆。假如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许是重大的“错误”。但是，日本突然出兵台湾时，李鸿章不至于在短期内迅速觉察到日本的威胁吧。难道不能认为，正是“海防”的充实才是对“帝国主义”最强有力的“抵抗”吗？而且，新疆地区由于在十八世纪中叶被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给国家增加了庞大的财政负担。也许李鸿章的主张在当时是比较现实的。将此一概斥为“投降的”、“卖国的”，结果会怎样呢？台湾的刘石吉认为“塞防”“海防”都是“形式不同的救国言论”，反对把后者看成是“投降主义”。由于收复新疆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支出，耽误了“海防”，不能不认为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布很大关系。另外，在伊犁回归交涉中左宗棠的对俄强硬态度，给予了“反侵略”、“爱国的”高度评价。可是，假定在交战的情况中，左宗棠的军队只有防御沙俄军队进攻的力量吧？更有甚者，沙俄并不重视新疆等地区，而是从东北三省、蒙古方面直接冲着北京进行作战。我认为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会想要避免单纯军事行动的，就连正在圣彼得堡交涉中的曾纪泽也有同样的想法吧。我认为在办理天津教案和中法战争之际，将左宗棠倡导的对外强硬评价为“反侵略”、“爱国的”，从他不是最高统治者这点来看，可以说态度强硬，然而，首当其冲的曾国藩、李鸿章更现实的考虑是必须寻求妥协之道。
“收复新疆”确实是他的“伟业”，但这并不是没有问题。他只给自己直属的楚军以高薪，绿营兵的待遇则很差。他们军队的纪律似乎也不是很好的。另外，据说他的西征费用是用外债贿赂来的，而在上海办理此项交涉的胡光墉却得到了不正当的利益。即使曾纪泽曾指出了这一问题，而左宗棠却始终为胡光墉辩护。
他的“洋务”继承了魏源的思想，从“自强”和“雪耻”出发进行评价。不过，也有一种意见倾向于他设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的是“防御海盗的骚扰”。左氏讨厌英国与李鸿章的关系的加深，他雇用法国技师在福州建造了船坞，结果是该船坞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舰队击毁，这里建造的大部分舰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还雇佣德国人为技师，在兰州建造织呢局，因产品很差，不久就停止了生产，织机被任其生锈，长期弃置。对他的洋务动机姑且不论，显而易见，其结果是失败的。只是从福州船政局附设了海军学校、造船学校，培养了严复、邓世昌等许多人从这点来看，评价是很好的吧。
现就中田吉信先生所提意见，概括为如下几个问题，与中田吉信先生商榷。
第一个问题：中田先生说：“新疆地区由于在十八世纪中叶被纳入大清帝国版图”。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新疆地区何时开始纳入中国版图？应以历史事实为根据。
新疆，古称西域，远古时代即与中国发生了交往。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曾二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公元前59年（汉宣帝神爵三年），匈奴内乱，管理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归诚汉朝，汉宣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设都护府于乌垒（新疆轮台），“都护之置，自吉始焉”。所以，新疆纳入中国版图，应为公元前59年（汉宣帝神爵三年）以后，历朝相沿，都在西域设有政权机构，统辖这块广大地区。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代，西域接连发生叛乱。清政府曾先后派兵前往征讨，1757年（乾隆二十年），彻底戡定叛乱，将西域改名新疆。然而，中田吉信先生却在他的文章叙述到新疆归属中国的时间问题时说：新疆地区“在十八世纪中叶被纳入大清帝国版图”，语义含混，用词欠当，易滋误解。在牵涉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归属等关键问题时，首先必须根据客观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次之，行文用词，务求明确、正确，不容拖泥带水。
第二个问题。中田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李鸿章倡导‘海防论’，据此，他也不阻止放弃新疆”。“新疆地区由于十八世纪纳入大清帝国版图，给国家增加了财政负担”。中田先生的结论是：“也许李鸿章的主张在当时是比较现实的”。这段文章中值得商榷的有数处：
其一，他说：“李鸿章倡导‘海防论’，据此，他也不阻止放弃新疆”。这段叙述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在掩盖历史的真相，为李鸿章推卸罪责。这段文字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好象另有其人在提出放弃新疆，李鸿章只是“不阻止放弃新疆”而已。事实上大谬不然。
1863年，浩罕统治者乘中国多事之秋，派遣军事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侵入我边陲重镇喀什噶尔，旋即侵占南疆各城邑，其反动势力东至辟展（鄯善）以东之七格台。1863年，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1870年，阿古柏匪帮侵占北疆的乌鲁木齐，其反动势力向西扩张至玛纳斯。1872、1874年，阿古柏匪帮先后与俄、英等国签订条约，出卖新疆的权益，换取英、俄承认“哲德沙尔”为独立王国，相互间互派使节。1873年，阿古柏遣使朝觐土耳其苏丹，称土耳其为其上国，被土耳其封为爱弥尔（意为君主）。总之，阿古柏妄想通过投靠英、俄帝国主义，在新疆割据立国。
正当中国西北边陲多难之际，1871年7月，沙俄帝国主义乘虚而入，派兵侵占伊犁，“晓示伊犁永归俄国管辖”。至此新疆山河变色，几乎沦为异域，清军仅能瑟缩于塔城之北、济木萨以东的小片地区。因此，1873年、1874年爱国将领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西征粮台事宜、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甘肃整军经武，组织西征军，准备出兵新疆，征讨阿古柏匪帮，然后收复伊犁。
1874年，大学士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隐操清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他的内政、外交方针是“内安外攘（应读作降字）”，不惜出卖祖国权益，对外委协退让，以保持一个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于此同时，他开始筹议海防。他听说左宗棠组建西征军，准备出兵征讨阿古柏匪帮，收复南疆及乌鲁木齐等地，大为恼火。1874年12月10日，他借口筹议海防，上奏说：乾隆年间，戡定叛乱，收复新疆各城，“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指阿古柏——引者）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号，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据已也。揆度情形，俄已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略加覈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很明显，李鸿章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为了争饷，首先借口筹议海防，上奏抛弃新疆，胡说新疆是“旷地”，失去新疆，“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关于这点，我在拙著《左宗棠评传》中说得非常明确，而中田先生却说：“李鸿章倡导‘海防论’，据此，他也不阻止放弃新疆”。这样一改动，给人一个错觉，好象首先提出“放弃新疆”的是第三者，而不是李鸿章，有意无意在为李鸿章推卸卖国罪责，掩饰了李鸿章的卖国面目。
其二，当时的甘肃省辖有宁夏、青海、新疆等广袤地区。这些地区，生产比较落后，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军、政、文化等方面的开支，每年由清政府中央协饷七、八百万两，其中新疆分得协饷三百余万两。按照中田先生的观点，中国因拥有新疆而增加财政负担，殊为不值。因此中田先生完全赞同李鸿章的观点，裁遣西征军，“裁西饷”以裕海防经费，抛弃新疆。请问：筹议海防之始，便以抛弃祖国160万平方公里壮丽山河新疆的代价，“裁西饷”以裕海防经费？天下宁有此理？照此说来，宁夏、青海、甘肃都是协饷省份，岂不是迟早都应拱手让给帝国主义？更何况中国的协饷省份与地区，不止甘肃一省，如果把那些省份都抛弃给列强，中国将何以为国？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国在内）拥有的领土，都有瘠薄之区，需要政府经济补贴，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愿将瘠薄之区拱手让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中国的领土，寸土寸金，尺寸不容丧失。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左宗棠反对李鸿章倡议抛弃新疆，决心出兵新疆收复祖国山河，正是这种优秀传统的体现。
第三个问题。中田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左宗棠评传》“将左宗棠称作‘爱国派’、李鸿章称作‘卖国派’。……李鸿章倡导‘海防论’，据此，他也不阻止放弃新疆。假如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许是重大‘错误’。但是，日本突然出兵台湾时，李鸿章不至于在短期内觉察到日本的威胁吧。难道不能认为，正是‘海防’的充实，才是对‘帝国主义’最强有力的‘抵抗’吗？”文中又说李鸿章“阻止放弃新疆”，“是比较现实的”。“将此一概认为‘投降的’、‘卖国的’，台湾的刘石吉认为‘塞防’、‘海防’，都是形式不同的救国言论，反对把后者看成是投降主义”。这段文字有数处需要辩正。
其一、1874年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口琉球船民遭风在台湾遇害，中田先生说：“日本突然出兵台湾”。当时，琉球是一个独立国家，琉球船民遭风在台湾被杀，与日本何干？日本居然自封为琉球的保护者，1874年“出兵”中国的台湾，登陆琅，进攻、屠杀台湾人民，遭到猛烈抵抗，死亡相继。所以，这次日本的军事行动，不应写成“日本出兵台湾”，而应写成“日本出兵侵略中国的台湾”。在书写历史涉及战争时，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历史事实秉笔直书战争的性质。中田先生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是非不分，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其二，我在《左宗棠评传》中，从来没有因李鸿章筹议海防而批判他是“投降派”、“卖国派”。李鸿章办理外交，一贯由妥协退让，发展为投降卖国，他一生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有：1876年的《中英芝罘条约》、1885年的《中法天津条约》、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等等，几乎使中国亡国的《辛丑和约》，也是他秉承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指示谈判而成的，只是他早死了几天，没有参与签订条约。他在办理外交的过程中，总是强调卖国有理，一贯打击抵抗派左宗棠等。所以，我才批判他是投降派、卖国贼。这是把他与左宗棠一生爱国、反对侵略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不应把这个概念与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时的“海防派”牵混起来，否则就把问题搞糊了。
当时赞成筹议海防的大多为有识之士与爱国人物，左宗棠也是赞成筹议海防的。他在驳斥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并没有反对筹办海防，只是反对李鸿章抛弃新疆，要西征军裁兵撤饷，裁西饷以裕海防经费。左宗棠的原折俱在，可资查考。我在拙著《左宗棠评传》中涉及到这个问题时批判李鸿章，也始终围绕着他坚持放弃新疆，反对收复新疆，坚持裁西饷以裕海防经费的荒谬观点。天下宁有为了筹办海防，而把16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的道理？这是一个不辩而明的问题。再强调一下，我在写到“塞防”与“海防”之争时，批判李鸿章是投降派、卖国贼，并不是因为他筹议海防，而是因为他借口筹议海防，妄图出卖新疆。离开了具体人物、具体时间、条件，而侈谈“塞防”、“海防”的言论都是爱国言论，适足以掩饰李鸿章在筹议海防的官冕堂皇之辞的面纱下，行其抛弃出卖新疆之实。
第四个问题。中田先生认为：“由于收复新疆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支出，耽误了‘海防’，不能不认为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有很大关系”。真有很大关系吗？
左宗棠从攻取乌鲁木齐、玛纳斯到收复南疆，全歼阿古柏匪帮，大约经历了二年时间，花费了三千万两左右白银，巩固了西北边陲。此后，新疆建省，军事、政治、经济逐步走上轨道，确立了西北长治久安之局，造福后代，以迄于今。花这几千万两白银，难道不值得吗？中田先生却提出了闻所未闻的问题，说什么“收复新疆花费了大量财政支出，耽误了‘海防’，以至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有关系”。岂不是要已经死去十年的左宗棠对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负责？这样的逻辑，能够站得住脚吗？
众所周知，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控制的淮军、北洋舰队全面溃败，其根本原因是李鸿章没有抗日的决心，军事上处处被动，贻误战机以及淮军与海军内部的腐败。从1875年起，李鸿章筹办海防，此后，陆续向外国订购了铁甲舰镇远、定远号等战舰，组成了北洋舰队。后来，李鸿章为了邀宠固位，献媚西太后，从1887年开始，将海军经费移修颐和园，先后达三千万两之谱，以致无力添购舰船，这是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后，李鸿章害怕他的政治资本定远、镇远号铁甲舰被击沉，不许丁汝昌出海迎战，强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遂成瓮中之鳖，终于全军覆没。陆军方面，淮军太腐败了，平壤战役、旅大战役，淮军由一触即溃，发展到望风崩溃，故日本侵略军能长驱西进。这些问题，与左宗棠风马牛不相及。主持甲午中日战争的是李鸿章，却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卸给左宗棠，令人高深莫测！
第五个问题。中田先生说：《左宗棠评传》中，“把在伊犁回归交涉中左宗棠的对俄强硬态度，给予了‘反侵略’、‘爱国’的高度评价。可是，假定在交战的情况中，左宗棠的军队只有防御沙俄军队进攻的力量吧？更有甚者，沙俄并不重视新疆等地区，而是从东北三省、蒙古方面直接冲着北京进行作战。我认为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会想要避免单纯军事行动的”。我拟从以下几方面回答中田先生的问题：
第一、“在伊犁回归交涉”的斗争中，应否给予左宗棠高度爱国、反侵略的评价？
左宗棠指挥西征军进入新疆作战，全局在胸。他认为第一步应收回乌鲁木齐，西征军才有驻足之地。第二步再以乌鲁木齐为基地，收复达坂城，然后大军南下，分兵收取吐鲁番、托克逊，使南八城门户洞开。打开南八城的大门后，他命令刘锦棠指挥湘军与董福祥等部回军数营向西攻击前进，以张曜部万余随后跟进，二路大军梯次前进。1878年1月，肃清南疆阿古柏匪帮，戡定南疆。南八城是富庶之区，收复南八城后，迅速恢复生产，征粮收税，于是，西征军自给有余，在新疆站稳了脚跟。这时左宗棠提出了收复被俄军侵占的伊犁问题。就天时、地理、人和以及军事实力而论，左部西征军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李鸿章却害怕因收复伊犁而得罪沙俄，1879年11月15日，上《遵议交收伊犁补救崇厚订约失败事宜折》，这个奏折的要点是：1、“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2、崇厚是出使全权大臣，有便宜行事之权，既经立约，“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3、如果推翻崇约，“侮必自招”，难免发生战争。中俄接壤万里，“实属防不胜防”。
左宗棠就收回伊犁、补救崇厚所订条约，一方面上奏申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一再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论述收回伊犁的必要性。他的观点，主要有以下数端：1、俄军侵占伊犁后，“将大城西北三城庐舍隳为平地，其迤东清水河、塔尔奇、绥定三城均毁弃以居汉、回”，而取各城堡木料于大城东九十里的金顶寺营市廛几二十里，具见“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2、崇约规定割让伊犁西部的霍尔果斯以西之地与伊犁地区的特克斯河流域。特克斯河流域是伊犁的粮仓，是新疆西部地区从南疆通往北疆通道的必经之地。此一地区丧失，新疆的经济损失与国防上的损失，不可胜言。3、崇厚虽然是全权大臣，但他订立的条约尚须朝廷批准，朝廷不批准崇约，不能说我“翻悔”，更说不上“其曲在我”。
他反对沙俄侵吞伊犁的方针是：“就时势次第而言，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武力攻取伊犁，战胜俄军，“确有把握”。
为了争取奕訢对俄进行强硬交涉，他致书奕訢说：“时局如此，断不稍萌退志”，“誓与西事相终始”。“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则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轾轩，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绩，大抵皆然”。1880年6月，69岁高龄的左宗棠离开肃州，扶病踏上新疆的征程，设司令部于哈密，部署、指挥抗俄事宜，准备打仗。从肃州西行时，命士卒“舁榇以行”，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一时，中外惊动。在左宗棠的实力支持下，出使俄国钦差大臣曾纪泽才能于中俄重开收回伊犁的谈判时，“虎口夺食”，迫使沙俄交还伊犁，并“吐出”特克斯河流域。从左、李的对比中，谁个爱国，谁个卖国，不很清楚吗？写历史，赞美死人，是为了策励后辈。为什么不能把“伊犁回归交涉中”，左宗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举动，给予反侵略、爱国的高度评价呢？
第二，中田先生又说：“假定在交战的情况中，左宗棠的军队只有防御沙俄进攻的力量吧！更有甚者，沙俄不重视新疆地区，而是从东北三省、蒙古方面直冲着北京进行作战。我认为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会想要避免单纯军事行动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左宗棠的西征军不能战胜沙俄军队以武力收回伊犁。为了避免沙俄从蒙古、东北直冲北京，李鸿章提出抛弃伊犁有理，有功。撰写历史，切忌在“假定”二字上立论。这个“假定”二字往往改变了历史的真面目，历史真相被“假定”搞得歪歪斜斜。现在中田先生既然提出了“假定”的问题，我也只好就历史事实进行一番论述了。我认为中国的西征军有充分的力量武装收回伊犁。其理由是：
其一、阿古柏统治南疆等地区时，拥有军队五、六万，是用英国供给的步枪六万支装备起来的。西征军用兵南疆不到一年，“横扫千军如卷席”，便肃清了阿古柏匪帮。西征军是一支能征惯战之师。英国中亚史专家包罗杰在《阿古柏伯克传》中，对西征军的战斗力，曾作了一番估价。他说：“中国人以欧洲人的武器和对西方的科学和技能的悉心研究，征服了喀什噶尔。他们的士兵服从按普鲁士原则训练出来的教官的指导而行军，而他们的将军则根据毛奇和曼托伊费尔的学说来指挥他们的部队。即使用望远镜和双筒望远镜这样的小事情上，我们也发现这支中国军队是装备良好的。某些过分聪明的观察家描绘这支军队是由离奇地身穿绘有龙的军装或具有其他可怕外表的士兵组成，这是无比的荒唐可笑。凡此种种都是属于一种旧世界的理论。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它的惊人的胜利主要归因于中国在这一事例中彻底地融会了西方的见解。”
其二、1879年冬，沙俄纵容居住在俄境的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屡次窜犯新疆，被刘锦棠分路剿杀，所余无几。这应该看成是西征军武力收复伊犁的前哨战。面对强大的西征军，沙俄不能不有所戒惧。
第三，沙俄军队屯据伊犁，孤军异国，兵力单薄，后无援军，军心虚怯。1872年10月，俄军伪装商队，妄图袭取玛纳斯，偷袭乌鲁木齐，被当地民人识破，奋起袭击，打死打伤俄军50余人，俄军狼狈逃回伊犁。以后，俄军既不敢前来报复，也未敢正视玛纳斯、乌鲁木齐，可见伊犁驻军兵力不足，战斗力不强。1876年，沙俄军向承化寺喇嘛挑衅，喇嘛等奋起反抗，大胜，缴获敌方武器甚多。
第四、俄军侵占伊犁后，塔城、霍尔果斯河一带居民誓死反抗。伊犁地区人民也纷纷反抗，俄军兽性大发，“剿杀一半”。以后，转而采取诱降政策，惟“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西征军进攻伊犁俄军，必将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沙俄军队孤军作战，断无不败之理。
第五，中田先生在“假定”的前提下说，俄国的重点不在新疆，中俄一旦爆发收回伊犁的战争，沙俄军队从蒙古、东北“直接冲着北京作战”，故李鸿章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他在为李鸿章倡议抛弃伊犁辩护。李鸿章老是说什么中俄接壤万里，一旦发生战争，中国防不胜防。左宗棠则认为中俄接壤万里，彼此彼此。中俄一旦作战，虽说两国接壤万里，但中国居于内线，攻守两利，沙俄反之。若从蒙古、黑龙江到北京，迢迢万里，将到处受到中国军民的打击，岂能如中田先生所说那样，“直接冲着北京”？
再说沙俄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新败之后，与英、土矛盾依然存在，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一个常识问题。1882年亚历山大被革命党刺死，沙俄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哪有力量组织庞大的军队，对华发动大规模的不义之战争？这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嘛！
中俄伊犁交涉时，东西伯利亚总督上奏沙皇说：不宜轻易对中国开战，俄远东舰队力量薄弱，陆军方面非但不能防守边疆，连制止“红胡子”的进犯都对付不了。根据以上的论述，我完全赞同左宗棠所说：武力收回伊犁，“确有把握”的意见。
第六个问题。中田先生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确实是他的伟业，但并不是没有问题。他只给自己直属的楚军以高薪，绿营兵的待遇则很差。他的军队的纪律似乎也不是很好的。另外据说他的西征赞用是用外债贿赂来的”。
1860年左宗棠筹建他指挥的湘军时，饷章按照曾国藩所订的陆师饷章办理。营官月给薪水银50两，哨官日给银3钱。亲兵每名日给口粮银1钱5分，护勇每名1钱5分，正勇每名1钱4分，伙勇每名1钱1分，长夫每名1钱。绿营兵有马兵、步兵、守兵之别，马兵平时每名每月口粮银2两，步兵1两5钱，守兵1两。绿营兵是世兵制，往往一人当兵，全家坐食，口粮银不足供养家庭，可以小本营生等。每逢战事，远出三百里以上作战，则营兵另给口粮银、盐菜银等。湘军饷章不论平时、战时，待遇不变。据曾国藩计算，绿营战、守各兵，出征省外，每兵一名，月支银五两上下。以用兵1000名计算，连管带、员弁大小约三十余员，盐、粮等项统算在内，绿营每月约需7000两。湘军以正勇500人为一营，营官、哨官、士兵、长夫薪粮、公费统计一营月支银2800有奇，每千人合计不过5700有奇，较绿营支出还少1000两。所以绿营饷章，“平日有粮少之名，临事无省费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再说左宗棠部西征军欠饷情况严重。左宗棠西征军一年支出至少需800万两左右。1875年，西征军积欠军饷已达2600余万两，除开支伙食、马干、棉衣、单衣外，每年只发一月满饷，欠饷11个月。1876年左宗棠上《饷源涸竭拟续解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奏陈西征军已积欠至2700余万两。说湘军高薪，经济待遇优于绿营兵，是没有根据的。
中田先生说西征军的纪律“似乎也不很好”。西征军纪律究竟如何，我们还是以事实来说明。开仗前，左宗棠一再告诫前敌将领刘锦棠、张曜说：此次西征，与一般用兵不同，我军是“吊伐之师”，将士应以“王土王民为念”。“大军所至，非申严纪律，严禁杀掠不可”，这样，“南八城易复而亦可守矣”。每当西征军救出被敌军裹胁西行成千上万的难民，刘锦棠及其部将皆遵照左宗棠的指示，好言抚慰，拨兵保护，送交第二线部队，由张曜派兵护送他们回籍，如东四城战役时，遣返乌鲁木齐难民2800名，送归哈密原籍者2500名，“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各安生业”。因为兵以义动，纪律严明，消息不胫而走，故拜城、阿克苏等城民人皆聚众起事，抗击敌军，等候大军之来。关于西征军纪律严明，散见于《左文襄公全集》中，英国中亚史专家在其所著《阿古柏伯克传》中，完全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左宗棠西征，可是当地写到西征军与南疆平民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西征军改善了南疆“穆斯林居民的处境。他们建立了一个行政部门，目的在于为贫民提供生计手段和为整个社会利益分配谷种。给所有的城市任命了行政长官和治安长官，这个部门也监督道路的修筑和渡船、驿站的设立，用以便利商业的旅行活动，以及加速邮件的传递……并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对付瘟疫或饥荒的发生。所有这些明智的措施迅速地并以最实际方式实施了……人们没有理有认为，从吐鲁番到库车的广大地区里，中国人曾经背离过政治家风度方略和仁慈的方针”。这段记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良好的军政措施与军民关系。中田先生说西征军纪律“似乎也不是很好”，看来这样说，中田先生是没有根据的。所以他写这节文字时也缺乏自信，加了“似乎”两字。
中田先生又说：“另外据说他的西征费用是用外债贿赂来的”。这纯粹是捕风捉影之词，所以中田先生用民“据说”二字。值得强调的是：“假定”、“似乎”、“据说”等揣测之词，决不是写历史立论的依据。这一原则，我想是中外史学家都应共同遵守的，当然日本史学家也不例外。
第七令问题。中田先生说：“我认为在办理天津教案和中法战争之际，将左宗棠倡导的对外强硬论评价为‘反侵略’、‘爱国的’，从他不是最高统治者这点来看，可以说态度强硬，然而首当其冲的曾国藩、李鸿章更现实的考虑是必须寻求妥协之道”。这也是一种看法。但是，我却持另一种看法。
对待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反抗、斗争，还是妥协投降，这是一个民族立场的问题。如果认为曾国藩、李鸿章“首当其冲”，是他们寻求“妥协之道”的原因，那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首当其冲”的人，然而，他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爱国信念，坚持严禁鸦片。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后，他誓死领导广东军民投入抗英斗争。因为他在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勇于反侵略斗争，树立了百世楷模。所以，我们尊他为民族英雄。征讨阿古柏匪帮，存在着与英、俄对抗的危险，“首当其冲”的左宗棠不是畏葸懦怯，而是出兵新疆，全歼阿古柏匪帮，为祖国“收拾金瓯一片”。他为什么力主用兵新疆？他说：“我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引边荒为己任”，实有“万不容己者”，新疆“此时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势”。他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尊严而投入收复新疆的斗争的。他收复新疆功业彪炳，永垂青史。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投降卖国，受到朝野舆论的猛烈抨击，甚至有人上奏“以杀李鸿章为言”。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草菅民命，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激起朝野“物议沸腾”。事后，曾国藩也认为他“办理过柔”，“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不免心绪悒悒”。曾、李推行的媚外、投降路线，可谓一国非之，曾国藩在事后也感到内愧于心，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的媚外投降外交辩护？辩解得了吗？中国正因为有着千百万爱国人民与杰出的爱国英雄人物，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出生入死，在列强的枪炮丛中杀出一条血路，粉碎了它们妄图把中国变成它们殖民地的梦想。书写近百年史，涉及到反侵略事件中的人物时，当然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具体人物的活动，分清是非，进行褒、贬，激励年青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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