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宗棠在晚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评论晚清的学术界说：“自顷士习凌夷，狃于科举利禄之说，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而不探其本原；真有志于学者，又竞于声音训诂校仇之习，以博击儒先为能；或借经世为名，谀闻动众，取给口舌，博声誉为名高，而学术益裂，求如李申耆先生暨阳讲席，训诲后进，恪以程朱为宗者，百不一二也”。在这里，左宗棠不仅责备了专意于八股试帖的俗学，而且也指斥了乾隆、嘉庆以来独霸学术界的汉学，旗帜鲜明地表示他自己要坚守宋学的堡垒，并希望所有地主士子和整个学术界都以程朱为准的，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致迷失方向。类似见解，他在给朋友的许多信中曾一再复述。

左宗棠对程朱理学这样看重，是与他的家庭出身，特别是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

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诗礼传家”的封建家庭，祖上七代都曾考中秀才，而他本人从小就从其祖、父那里受到以朱熹四书传注为依据的封建教育；青少年时期均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成长。特别是当时的湖南，程朱理学的传统既深且久。而“流衍于全国”的汉学，则“被其风景稀”。所以，左宗棠在青少年时期对程朱理学就特别崇奉，用心研读清代前期理学家陈宏谋、张伯行等人的著作。稍长就学于长沙，又从山长贺熙龄读“汉宋儒先书”，“熟玩宋儒书”。以后，他去安化陶澍家教读，也首先注意用所谓“义理”之学来教授学生。到41岁他出山登上政治舞台时，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他的世界观已完全形成，以后一直未变。因此左宗棠一生“学术一宗程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众所周知，清代前期和中期的学术界，汉宋之争十分激烈。实则，不管是繁琐无聊的汉学或空洞虚伪的宋学，都是脱离实际，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发挥其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都逐步走向衰落。特别是嘉庆、道光以后，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空前加深，不管是汉学、还是宋学，都越来越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抨击，因而出现一种“非汉非宋”、“兼容汉宋”的学术流派和“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就是崇奉理学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但是，左宗棠在这方面却特别保守。他在时势的推动下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同时，仍始终坚守其程朱理学的旧垒，以维护和昌大“吾道”为己任，甚至“行军用兵”也以朱熹四书注为指导。在他看来，程朱义理之学乃是封建统治的命根，直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治乱。因此，他猛烈抨击乾、嘉时期形成“专制”的汉学，责难汉学家们摒斥和压制宋学，以至“酿成今日犯上作乱之祸”；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发生记在汉学的账上。这种思想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也是异常陈旧的，因此为许多明智之士所不取，就是曾国藩也不赞同。即使对倡导“经世致用”之士，如果没有以程朱理学为宗旨，左宗棠也一样加以责备，同样要他们承担淆乱学术、败坏道德的责任。凡此种种，都清楚地表明，左宗棠在实践上虽然参与洋务运动，与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学术思想上却与顽固派倭仁等无有不同，都是程朱理学的崇奉者和维护者。

二

作为程朱的信徒，左宗棠自然根据程朱的说教来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其核心内容也就是理学家的“天理”（“道”）观。

程朱理学原本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主旨在于论证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正确性和永恒性，其中心命题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在理学家们看来，精神性的“理”（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原则，它的本性是至善的；三纲五常就是天理在社会伦理上的体现，因而是神圣的、永恒的，而且是人人原本具有的“天命之性”。这就是要求人们不断加强封建道德修养，把产生人欲的“气质”化掉，将人们的思想言行都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之中，如此就可以“复尽天理”。如果受惑于人欲，追求物质利益，那就是违背了天理，“人人皆得而诛之”。这样，理学家们就从天理的神圣性和永恒性推衍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其政治效用和阶级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左宗棠完全接过程朱这一套唯心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至语天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未之易也”。也就是说，社会历史不管怎样演变，人的气质不管有多大差别，但“出于天”的道（理）却是永恒的，不变的；它是世界本体，超越人类社会，并且支配一切。所以他说：“天下无理外之事，欲练事必先明理”。很明显，他完全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理”一元论的思想，与“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想完全对立。

与历来的理学家一样，左宗棠在强调“明理”的同时，又反复强调抑制“人欲”的重要性，这是由于“道”虽然是至高至善的，却时时处处受到各种人欲的侵蚀，因而就必须加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我抑制，自我修养，有意识地、严格地用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来指导和约束自己。他说，人一生下来就具有“本然之善”（性），只因受欲念的蛀蚀，所以常人都沉溺于安逸和快乐的生活，“耳目口休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人形而已”。这就必须自觉地与这种戕害天理的人欲作斗争，在“忍”字、“坚”字上痛下功夫。因欲念一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说来说去，还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程朱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可见，左宗棠在理论上是十分贫乏，十分保守的，从而在实践上坚决地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那是十分自然的。

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思想出发，左宗棠就特别强调要注重所谓“义利之辩”。他纵观道光末年的社会，认为天下之人所追求的不过名和利而已，而“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好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正因人们大都“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风俗之坏，“气运”之衰，就根源于此”。为了拯救时弊，昌明“天理”，左宗棠就再三强调灭私取义的重要性，要求人的一切思想言行都必须“衷诸义”。

本来，在左宗棠活动的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关系的松懈，封建伦理道德日益丧失其神圣性和约束力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嗜利”之心的滋长，和封建道德约束力的减弱，正是新的经济因素增长的反映。左宗棠却硬用“天理”加以抑制，极力将人们的思想言行约束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旧规范之中，正好表明他始终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而不能象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他反映的是工商业者的意愿和要求。

在中国哲学史上，程朱理学与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直至左宗棠的活动时代，许多程朱信徒依然摒斥陆王心学，左本人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种意思，对王守仁“学术之差。有所责备。左宗棠之所以这样作，主要是为了确保程朱理学的神圣性；实际情况倒恰恰相反，他也从陆王那里汲取精神力量，以适应本阶级的政治需要。

众所周知，陆王心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陆王看来，世界上唯一实在的东西乃是“心”，心之本体即天理，纲常伦理是心中原本具有的“良知”，只是人们多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所以就必须“戒慎恐惧”，排除私欲，将封建伦理道德“彻根究底”地贯彻于各个方面，这样就可以“致良知”，“复本心”。在崇理重道、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断言“心外无理”，提倡“自作主宰”，特别强调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这种理论如加以引伸，就导致蔑视权威、反对盲从，叫人们相信，只要收心立志，执着以求，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就可以左右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在左宗棠的活动时代，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怒涛汹涌，地主阶级统治岌岌可危，腐败的清王朝到了覆灭的边缘。为了给乱作一团的统治阶级鼓劲打气，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左宗棠就捡起陆王心学，借以鼓起本阶级战胜危机的勇气和信心。因此，左宗棠在宣传“理”一元论的同时，又强调人心、人力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天道”与“人道”是直接融通的，人能“忧勤”则天心随之而转，客观世界就能按“人心”的趋向发展。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曾国藩之所以几经挫败而终至成功，就因为他在困境中都能“不变平生所守”，不顾一切地干下去，最后果然获得胜利。所以他强调关键是要立志，“斯志一动，气为其事，必有其功矣。志士仁人成其仁，儒者正其谊，功且在天下万世，奚一时一事之足云乎”。这些都表明左宗棠一方面在理论上唾斥陆王心学，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求助于陆王心学。前者是根本的，后者是从属的；从枝节问题上看是矛盾的，但从本质上说是统一的——统一于理一元论。其所以如此，显然也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看，左宗棠是一方面以此为精神武器镇压农民起义，另一方面，也借以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者，从后一方面说，不无积极意义。

三

人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实践总是受其世界观指导的。左宗棠上述这种世界观也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和一生的政治道路。

在左宗棠的心目中，作为“天理”的具体体现的封建制度既然是天经地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他就自觉地为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竭智尽忠。当太平军挺进湖南，号召城乡士子们加入农民起义行列时，左宗棠先是入湖南巡抚幕府，继而独当一面，在东南沿海镇压太平军。随后又甘冒“千难万难”，受命去陕甘，镇压了陕西回民起义军。他先后20年（41岁——61岁）都用在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维护封建“天理”的血腥事业上，成了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中兴名臣”。这一切，都与左宗棠那种以程朱理学为灵魂的地主阶级世界观分不开的。有关论著，对此论述已详，不再赘述。

与从事上述政治和军事实践的同时，左宗棠又遵循程朱理学的思想原则，提出不少具体主张，作为缓解封建统治危机的方案。其中，除了澄清吏治，选贤任能等并无新意的老调外，他用力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经济制度上，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左宗棠在早年的会试卷中写道：“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因此，他自始至终都特别重视作为“立国之本”的传统农业，将稳定农业经济作为稳定封建统治的基本环节。他认为，只要“读书养素之士，世富习耕之家，末作趁食之民，游手无俚之子，皆能自营转雇，称力而食，一家为之一家足，一邑为之一邑足，天下为之天下足。聚民于农，人朴心童，几遽之理，于焉隆矣”。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小农业和家庭手纺织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影响封建统治的稳定。所以，左宗棠认为必须抵制商品经济的侵蚀，使地主和农民都安心于农业，游手末作之民也回归农业，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求得封建统治的稳定。一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放弃这种思想方案，期望通过此能回复到“乾嘉盛世”。

2、在社会关系上，加强封建宗法制度。在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历来是地主阶级用以掩盖阶级对立，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工具。特别是在湖南这个封建经济比较强固的内地省份，地主阶级还以宗族名义，置办诸为族仓、义学、抚恤孤寡等“善举”，用所谓“圣王亲亲之义”来欺骗劳动人民。左宗棠对于这种宗法制度十分看重，以惋惜的心情追记其祖父时代本族的情况说：“当时族尊房长类皆躬秉义程，实心课督”，族权发挥得很好，可惜“二十年来老成凋谢，族长多以相忍为事，风气亦渐不如前”。因此，他认为应当加强宗法制度，采取各种措施，使“鳏寡孤独月有饩”，“公田族仓岁有蓄”，“胎养之谷、育婴之钱具”，“恤嫠之堂、孤女之社成”，“义塾之设、大课之程、试卷之赀、奖赏之费备”，“然后立族正宗长以督之，择子弟之能者经纪之，考冠昏丧祭之礼以整齐之，仲春、仲冬大祭，祭毕而宴以联络之，宴毕揭家训而申儆之，察其贤者而尊奖之，察其不率者而训责之。诚如是，则其家亦庶几乎治也”。以后他在西北和东南，都特别重视“坊民正俗”，利用封建族权将族众约束于封建伦理纲常之内，由治家、治族积累和扩大成治国，做到“内外肃清，彝伦攸叙”，从而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3、在意识形态上，重兴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左宗棠认为，封建王朝的兴衰是与“学术”是否端正密切相关的，“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气厚，而礼义廉耻由之而明，休祥瑞应由之而出，非细故也”。他所谓的正“学术”，也就是确立传统需要的绝对权威，借以改变“异学（包括汉学和西学——引者）争鸣，世教以衰”的现实。为此，他不仅对汉学大加抨击，而且对西学（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也主张加以限制。他不管在浙闽、在西北、在两江，都筹措经费，设立书局，刊印四书五经等儒书，特别是理学家的著作，他尤为热心。同时，又忙着重建书院，培养旧式士子。所以同治、光绪年间，有人记称：“今各直省多设书局矣，其事则肇于左爵相”。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这样作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翼教持世”，“以礼坊民”。为了维护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他甚至不惜维护贻害无穷的八股取士制度，宁愿让士子们继续在八股制艺中沉溺，原因只是八股“依传注以释经旨，宗程朱以探原孔孟”。可见，在“卫道”上，左宗棠是十分坚决，十分热心的。

除了以上三者外，左宗棠的“救世”方案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办洋务——采择和仿制西方的坚船利炮，借以加强清王朝的军事力量。有关情况，论著很多，所涉及的问题又很广，这里略而不论。

综上所述，左宗棠的学术思想是相当保守的，其哲学思想和世界观也是相当陈旧的。正是由于他在学术上，世界观上执迷于“恪以程朱为宗”，所以，在政治上就必然成为农民起义的死敌，封统建治的忠臣；他虽然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但这种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却决定了他的爱国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因而有极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