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动员民众的力量，增强反侵略的国防实力，其意义和作用已被许多爱国人士认识和重视，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施。在这方面，林则徐、左宗棠堪称近代前期的杰出代表。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世界资本、帝国主义除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之外，还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造成近代中国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在此情况下，如何才能保卫国土，维护国家的独立，便成为一切爱国人士，包括一部份清朝官员十分注视和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从不同的方面都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在国防建设方面，林则徐、左宗棠的兵民思想及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陆上边界，要想牢牢地守住祖国的边疆，单靠政府军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军事装备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的近代则更不可能做到。这正如林则徐所说的那样，中国仅“粤省沿海口岸有三千六百余里之遥，额设水师兵丁实不足以敷分派”。那么，要切实增强国防自卫能力，就必须调动边民的力量。对此，林则徐、左宗棠都有足够的认识。如在东南海防上，他们认为，沿海渔户、水手“不可以数计”，并且他们从小“操罟为生，朝夕随波逐流，于风涛沙线知之最详”，其中“技勇兼全”者所在不乏，是反侵略的重要力量。尤为可贵的是，他们能看到“民心可用”。因此，他们在领导和指挥的反侵略战争中，积极组织群众，将其兵民思想付之实践，并收得一定实效。
林则徐是近代初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敢于和善于同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爱国思想和行动一直被人们所称颂。其中，他的国防思想，尤其是兵民思想及实践在近代国防史上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颇大。
林则徐处在“江河日下”的道光时期，鸦片战争前，他前后出任京外官约二十余年，对人民群众的愤懑十分了解，故而历来注意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其“民本主义”思想已显而易见。这对于他在鸦片战争中兵民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当鸦片在中国泛滥，造成空前社会灾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担负起禁烟重任。在广东查禁鸦片的过程中，广东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使他更信民心、用民心，决意组织民众协同清军加强广东防务，打击侵犯之敌。
1839年7月，为逃避中国政府清缴鸦片的英船水手在尖沙嘴打死村民林维喜。事发后，林则徐一面派人查办，谕令义律交出杀人凶手，一面又发布告示，晓谕“所有沿海村民绅耆、商人及居民等，效忠邦国，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击，勒令退回或将其捕获。夷人为数甚少，自不能敌众，夷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准其饮用”。在林则徐的号召下，广州附近各县民气激昂，广大人民群众纷纷通过社学组织团练，投入抗英御敌斗争。民众的抗敌热情使林则徐深受鼓舞，他说：“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
1840年春，英国兵船由外国港口陆续开抵粤洋，大战即将爆发，林则徐便又“通令沿海渔民，凡欲造引火木筏烧毁夷船者，须向地方官府申报，经查验后方准予开出。”其中“凡能烧毁夷船或杀死、捕获夷人者，立即照所悬赏格，予以厚赏，不折不扣”。当时，对民人捕获各种炮枪、商船、军官士兵、“黑夷”、“通夷”之汉奸等各赏格均有具体规定。同时，他又着令从渔民、枭徒、旦户中招募水勇，并加意训练，教以夜袭火攻之法。6月底，英军封锁了广州和珠江口。对此，林则徐一面饬令沿海官兵严阵以待，一面又及时颁布《英夷鸱张安民告示》，规定：“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凡杀白头鬼一名，赏洋银一百元，杀死黑鬼子一名，赏洋银五十元”。此外，“又招募渔蛋，董以兵弁，潜伏岛屿，随时挈小船攻扑”。由于林则徐依靠了人民的力量，使当时广东“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成为坚固的抗英前哨。
英军在广州未能占得便利，其主力便沿海北犯。英舰离粤并未使林则徐松懈警惕，他继续组织群众，招募水勇并接纳商捐。这些民间捐款不仅支付了被招募的五千丁壮的月费和赡家费，而且还建造和装备了一些海防设施。如靖远炮台、尖沙嘴和官涌炮台以及拦海排链等，解决了广东防务上的经济困难。
7月初，定海失守。林则徐急忙上奏道光帝，建议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杀敌军。他指出：英军炮利船坚，在海上能展其所长，然“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协力齐心，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他认为，当时“定海县城甫被占据，即使城中人户仓卒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同时，他又复议团练水勇，以“壮军威而助兵力”，他认为只要兵民同仇敌忾，打败敌人是完全办得到的。林则徐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被后来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所证实。
1840年9月，已被贬戍新疆的林则徐抵达兰州，此时镇江失守，他得知消息，悲愤填膺，立即致书友人，他在信中建议：“为今之计，战船制造不及，惟漳、泉、汀三郡民商之船，尚可雇用。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在这里，他再次提出利用民资，招募江、海沿岸民众组成水军的问题。林则徐的这些思想与琦善、奕山等人在广东视人民为敌，“防民甚于防寇”的作法相比形成鲜明对照，更显出它的可贵。
左宗棠是继林则徐之后的又一位反侵略的爱国者。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就非常关心战局的发展，对林则徐的为人及其在广东的用兵、用民思想十分敬仰。在以后的反侵略战争中，他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兵民思想，为他收复新疆和有效地抗击侵略创造了条件。
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边疆和中国的邻国加紧侵略，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边疆危机。1865年，浩罕的陆军司令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侵入我国新疆，继后俄国又武装闯入伊犁地区，西北边疆面临严重危机，左宗棠力排众议，毅然率部进军西北，收复新疆。
在进军和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深知要驱除外国侵略者，必须调动边疆人民的反侵略积极性。因此，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故而他决意在进疆途中，军队“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只有使新疆八城人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才能使收复大事“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由于他严肃军纪，使其在新疆的军事行动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1877年春，当西征军挥戈南指时，南疆各族人民“皆日夜延颈试目盼望”清军。时受沙俄指使的白彦虎部逆匪窜犯拜城，城中人民“即闭城门，白逆攻之未下”清军进抵阿克苏，“城内缠回数十万，则皆守城以待官军者”。新疆各族人民自愿为官军带路，筹办军需，协同官军作战，情况之踊跃，前之少见，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时南路各城纷纷投诚，“缠回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响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克复地方，应办各事皆委缠回头目承办。数月以来，该回目等凡搜缴马械，操办食粮柴草，侦探贼情，防守卡隘，均能督率回众办理无误。”正是在军民协力配合下，南疆终于1878年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新疆收复之后，左宗棠为安定边民，又迅速遣返难民，恢复生产，并兴利除弊，减轻边疆人民的负担。1878年底，他上奏清廷说“内地征收常制，地丁合为一，按亩出赋，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他极力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对于新疆的地方官，他则要求他们不仅做到“做官不要钱”，而且还要为民“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他认为这样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补”，有利于边防的巩固。与此同时，他又严厉打击贪官污吏、豪强恶霸，废除伯克制度，改革田粮制度，使新疆人民能在边疆安居乐业。这些措旌无疑对巩固西北边防起了积极作用。
左宗棠的兵民思想及实践还表现在对西南和东南的边防上。
在左宗棠进兵新疆的同时，英国以它侵占的缅甸为据点，将侵略魔爪伸向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企图以此打开进入中国的通路。1875年2月，英侵略者马嘉理等人武装入侵云南并开枪打死边民，云南边民自卫还击，打死马嘉理。英国便以此要挟清政府，以便取得更多权益。对此，左宗棠针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主张据理力争，他认为英人并不可怕，只要充分发挥边民的作用，即使开战也能守住西南边疆。他说：“缅与滇交错各处，瘴厉之乡，水土恶劣，非用兵之地，英兵骄逸成性，陆战又非所长，其扬言调印度之兵，亦未曾不见及于此。滇边土人以敌印度之兵固不足，然以主制客，不为利诱，则地险心固亦未尝不足捍吾圉”。
1883年，左宗棠已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值法国侵略军入侵越南，中法战争即将爆发。他吸取了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组织广东蛋户、渔民和水手抗英的经验，积极在江苏大办渔团，精挑水勇，加强江海防务。在他看来，江苏沿海沿江州县渔船甚多，渔民以“捕渔为业，于内（洋）（江）外海风涛沙线无不熟谙”，其中能人不乏，清朝中不少将才亦出自其中。因此，他通令苏州、松江、太仓等滨临江海的二十二厅州县，将渔户、水手组织起来，会办渔团，由苏松太道总负其责。具体办法是：每百人中挑选健壮男子三十人作为团丁，每县择适中之地设一团防局，崇明地广人多，设两团防局，以吴淞口设立总局。各团每月酌情给以口粮，团总和教习、甲长等按月给予薪银。牌长、团勇按操期给以薪银，其中“操练枪炮技艺娴熟，行水泅水超跃猱升，果有材艺出众名，挑充水勇，练成水军，益习水操及泅水伏水等技”。他还责令各地方官对于创设渔团应全力襄助，且裁汰陋规，痛除积弊。如“该地方文武倘敢仍前玩泄，一任书差混弊，不即确查实数，遇事诿卸，即会商撤参”。
为检查各地设办渔团及其训练情况，左宗棠还亲自巡视靖江、江阴、通州、海门、吴淞等地，校阅渔团。在吴淞口，受阅渔团水勇“精能过人”，其“踩水如履平地，两手在肩上向空招摇，并施放洋枪，或摇旗招队过江，倾刻复踩水上岸，观者糜不诧为罕见，适有洋行轮船经过亦拍手叫绝。”随后，他又在上海调阅了奉贤、南汇、常熟、昭文、太仓、镇江、华亭、金山等地总团佐，“勉以忠义于操演，纯熟者，奖进之技艺，生疏者，训斥之”。经过校阅，他深感渔团“士气实为可用”。
左宗棠在江苏办理渔团影响很大。1884年，浙江、福建沿海也都“仿办渔丁保甲”，当时“海上新闻纸传播，竟称江南练得渔团二万余人，外人颇为震慑”。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舰队进犯东南沿海，突袭闽江水师，东南海防告急。1884年9月，七十三岁的左宗棠又带病就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到福州后除了派兵增援台湾防务和整顿闽江防务外，又派人分赴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各海口办理渔团，“择渔户中骁勇善水者作为团长，勒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慑以利害”，为其组织民团的骨干。经过此番整顿，法舰再也不敢闯入闽江，深入东南内腹，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越边境的陆路战场。
林则徐、左宗棠的兵民思想及其实践，是近代激烈的民族矛盾在其爱国主义思想上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封建官吏，他们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能够大胆地用民资、民力来增强自己的国防力量，打击侵略强盗，这在那个时代确属难能可贵。他们的这种思想和活动，在军事装备落后的近代中国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近代国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兵民思想是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当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的时候，他们便又毫不迟疑地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对革命施以残酷的镇压。同时，组织团练也并非他们首创，他们组织渔团、水勇也含有“以消内讧”，维持封建地方秩序的因素。这些都阻碍着广大人民群众反侵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尽管他们在反侵略的国防建设方面作过很大努力，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当时那种有国难防，甚至有国无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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