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生的主要活动可以概括为三件事：一是镇压农民起义，二是收复新疆，三是从事洋务活动。前两件事功过分明，无庸置辩。本文拟就其洋务活动的评价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
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不能笼统地说都是爱国的，而应具体分析。由于每项洋务活动的时间、背景不同，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也有所不同。
论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人们很自然地首先想到创办福州船政局。诚然，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洋务设施，也是我们评价左宗棠洋务活动的主要依据之一。
左宗棠在1866年6月25日正式向清廷提出设立福州船政局建议的奏摺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设局自造轮船的思想。他首先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西方列强凭借着轮船这一利器，不仅对清朝中央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而且使一批经营旧式航运业的江浙商人相继破产，造成“阛阓萧条，税厘减色”的局面，极大地危害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且使清廷“漕政益难措手”。进而分析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臂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中国不应坐视自己落后，必须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因而他果断地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造成之后，既“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加强清政府的海防力量；又可“以新造轮船运漕”，“漕务毕则听商雇”，解决清政府面临的漕运困难，扶植受到外资威胁的中国商人。并乐观地认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赞，数世之利也”。显然，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国创办近代造船业，以防御列强的军事侵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确的爱国性。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笼统地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全部贴上爱国的标签。创办福州船政局并不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的一项洋务活动，在此以后，他还设立过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在此之前，他也曾聘请外国教官帮助训练清军。
1864年，法籍福州税务司美里登向左宗棠提出聘用法国教官以西式操法训练清军的建议。经反复磋商，最后决定“于军标兵丁挑选三百名，督抚两标兵丁各挑二百名，延外国教习二十余人演练”。前此，左宗棠还曾与法国军官勒伯勒东、德克碑等统率的中法混合武装“常捷军”协同作战，共同屠杀太平军将士。左宗棠受命镇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后，曾于1869年筹设西安机器局，“招募浙江工匠，速备机器，来陕制造洋枪铜帽、开花子等件”。1872年，又设立兰州机器局，“选用宁波及粤闽工匠制造，以总兵赖长督之。”不但能制造子弹、火药及各种配件，而且能仿造西方最新式的枪炮。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过程中，左宗棠还多次向列强购买武器弹药、举借洋款。不言而喻，左宗棠从事这些洋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因此，具有反动性。
左宗棠曾拒绝德克碑“添募千人助剿”的要求，并“令其自立条约，不准节外生枝。”力图多方加以限制；亦曾拒绝美里登提出的以法国教官充任清军总兵、副将等官，并由法籍税务司担任“练兵监督”等无理要求，挫败了法同侵略者企图借练兵之机控制一部分中国军队的阴谋；表明左宗棠当时仍有维护中国主权的愿望。
左宗棠镇压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之后，并未将兰州机器局加以裁撤，但这时他经营兰州机器局的目的已经有了转变，即主要是为其进军新疆生产武器弹药。左宗棠当时对兰州机器局的技术水平相当满意，认为：“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颇有以与列强争衡的气概。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仍然向外国购买过军火，但主要是为必要时出兵收复伊犁作准备的。同时还曾捐廉“购办水雷二百个、鱼雷二十个，分送闽浙两省为防守海口之具”。这些洋务活动又具有鲜明的爱国性。
1877年，“兰州制造委员赖长以己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呈验，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建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左宗棠对此大为赞赏，极力加以倡导，于1880年建成兰州织呢局。开工之始，“每日产呢八匹，每匹长五十华尺，宽五华尺”。与此同时，左宗棠目睹陕甘地区旱情严重，令胡光墉觅“购掘井、开河机器，并请雇数洋人。”以兴办水利，抗旱救灾。左宗棠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而进行的上述洋务活动，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其进步性质。尽管它们也能间接地体现出左宗棠的爱国之心，但左宗棠并没有把它们直接与反对外来侵略联系起来。这些洋务活动的性质与福州船政局也具有明显的不同。
事实表明：左宗棠从事各项洋务活动的具体目的是很不一致的，大致表现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防御外来侵略——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防御外来侵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么一个反反复复的变化过程。就左宗棠的整个洋务活动具有对内、对外双重目的这一点来说，与其他洋务派是基本相同的。
二
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又体现了他的一些鲜明的思想特色。这些特色使之区别于其他洋务派，高出于其他洋务派。
首先，爱国御侮、发展社会经济是左宗棠洋务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其洋务思想的主流。
左宗棠对于他所从事的各项洋务活动的重视程度显然有不同，据此我们可以把这些洋务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性的应变措施，一类是经久性的长期设施。具体地说，左宗棠早先与“常捷军”配合作战，聘用法国教官训练清军，是为了尽快地把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后来设立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并向外国借款、购买军火，是为其镇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筹备军需。在镇压了少数民族起义之后，继续经营兰州机器局，购买外国军火，是为收复新疆、进兵伊犁做准备。这些洋务活动都是为了完成清政府交给他的军书任务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左宗棠从事这些洋务活动时，不但没有长远的打算，相反，还极力缩小其规模和范围。聘请法国教官时，美里登提出要帮助训练清军一千五百名，左宗棠将其压缩到七百名。为收复新疆筹备军需时，俄国曾派人到兰州向左宗棠兜售军火，左宗棠婉言拒绝，左宗棠还曾沉痛地表示：“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说明他自己也把举借洋款视为迫不得已的应急措施。左宗棠从事这些洋务活动丰要是从军事上的需要出发的，实际上它们也是完全从属于军事行动的。因而，它们既不是左宗棠洋务活动的主要内容，也不能真正体现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至于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是把它作为一项“同策”向清政府提出的。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上书中声称：“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须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所谓“精练兵勇”指的是由清廷自行整顿军队，而不是要聘用洋人练兵。左宗棠说过：“自剿办发捻，中国材武之士辈出，善战者亦多，尚洋枪而不尽习其阵式，如前广东提督刘松山、今苏松镇总兵章合才，所练阵法，足平发捻，亦可制洋人，宗棠实亲见而信其能。”并从而得出结论说：“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基于这种认识，他当然不会建议清廷聘用洋人训练军队了。左宗棠担心的是：“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方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所以他把创办福州船政局提到了几乎与更新吏治、整顿军队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不但有近期的目标，即“约计五年限内可得大轮船十一只，小轮船五只。大轮船一百五十匹马力，可装载百万斤；小轮船八十匹马力，可装载三四十万斤。”“总计所费不逾三百万两。”而且有长远的打算，即“于船局中附设艺局，招十余岁聪俊子弟，延洋师教之，先以语言文字，继之图书算学，学成后督造有人，管驾有人，轮船之事始为一了百了。”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时，也是有长远打算的。即：引进织呢技术后，“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创办福州船政局和兰州织呢局，一是要加强海防力量，一是要发展社会经济，总目标都是要致中国于“自强”之境。左宗棠从事这类洋务活动并不是为了完成清廷交给他的什么具体任务，而完全是出于他对当时社会局势的认识，出于他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它们才是左宗棠洋务活动的主要内容，才能真正体现出其洋务思想的主流。这个主流就是这些洋务活动所具有的爱国性和进步性。
其次，左宗棠设局自造轮船以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才逐步形成的。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才有后来收复新疆等爱国行动。
左宗棠爱国御侮思想的萌发，最早可以溯源到鸦片战争时期。面对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慨叹“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主张“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对投降派加以严惩。同时对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林则徐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声称自己“心神依倚，惘惘相随”。在爱国与卖国的问题上爱憎分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曾在家书中提及：“燕都夷患逼近，征调川楚勇丁赴援，尤时事之大可忧者”。并认为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辱甚矣”！他在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仍密切注视着反侵略战争的进程。1864年攻占杭州后，左宗棠曾着手仿造小轮船，后因奉命入闽镇压太平军而被迫停止。两年后，即开始筹设福州船政局。正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强烈刺激，使左宗棠对于外患日深的局势有了明确的认识，他才进一步想到要设局自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
1866年9月，福州船政局刚刚开始筹建，左宗棠即被调任陕甘总督，“虽奉命西征，犹且日夜计划，必期章程周妥，经理得人而后去”。西行后，“于船政事务，时复预闻”。后来封建顽固派几次向福州船政局发起围攻，必欲清廷加以裁撤而后快。左宗棠据理力争，指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并曾在经费上予以支持。正因为有左宗棠等人的大力支持，福州船政局才得以延而不绝。左宗棠一直把福州船政局视为“中国自强要着”，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多方予以支持、扶助，说明他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时，仍未忘记列强侵略中国的危险，仍然是以爱国御侮为己任的。在这种爱国思想支配下，他镇压了少数民族起义后，立即麾军收复新疆，并积极准备进军伊犁。中法战争前夕，左宗棠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主动请赴滇粤督师，表示：“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1884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为筹备海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弥留之际，左宗棠还“口授遗摺”，指出：“欧洲各国，环视耽耽，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布衅隙，愈弱愈深，振奋愈难，求之今日而不可得”。恳请：“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表现了一片爱国赤诚，左宗棠军事方面的爱国行动与洋务方面的爱国活动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成为左宗棠一生言行的一个重要特色。
再次，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呈现出一种进步的趋向，表明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是不断进步的。
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再三强调的是：“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千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即要是从事军事方面着眼的，是从反对和抵抗外来军事侵略出发的。尽管他也曾说过要“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铁、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要藉以推动民用工业的发展，但当时既无具体的计划，后来也未付诸实行，实际上不过是一句空话。
创办兰州织呢局时，左宗棠把它看作一项“利民实政”，认为“如果精益求精，则衣被自饶，不难与禹贡织皮诸国媲美”。这时，他已主要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了，已经将有益于国计民生作为基本出发点了。
1883年初左宗棠奏请开采徐州利国驿煤铁矿时，要求清廷减收税银“以维商本，而塞漏卮”。次年初，左宗棠在奏请批准安徽池州煤矿兼采当地铜铅各矿时，进一步指出：“近因中国所产不敷，购资外洋，日增月益，实属漏卮”，认为由华商“援案集资拓办，冀收自有之利以济财用之穷，实于税课饷糈大有裨益”。1885年2月，左宗棠与闽浙总督杨昌浚等共同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摺，分析了“海滨之农，种蔗熬糖者十居七八”，“台湾产蔗尤多”；但因民间“制器不精，熬煎失法”，出糖率较低；外商“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致使中国“岁产徒饶，利权外属”等情况。要求清廷准许仿西法熬糖，“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并进一步提出“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即主张完全商办。左宗棠扶植民族资本，主张商办企业，并明确提出要“收回洋人夺去之利”，已经着眼于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立足于挽回利权了。
从六十年代为抵御外来侵略而兴办军事工业，经七十年代为发展社会经济而兴办民用企业，到八十年代为挽回利权而主张商办，左宗棠思想进步的脉络是十分明晰的。
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主要偏重于爱国御侮的一面，这与他的其它爱国言行共同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后来他又力图兴办民用企业以发展社会经济，甚至提出了商办企业的主张，这些都是其他洋务派所不能企及的。
三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些洋务活动的客观效果。
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与其他洋务派的洋务活动一样，没有能使清王朝富强起来，没有能彻底改变晚清社会积弱不振的状况，从总体上说是失败的，但具体地考察其每一项洋务活动的客观效果，则成功者有之，失败者有之，成败参半者亦有之。
大体上说，聘用外国教官训练清军、向外国购买军火、创办西安机器局和兰州机器局等从属于军事行动的洋务活动，在镇压人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战争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基本上是成功的。兰州织呢局开工数年，因为“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运输道路的恶劣”，“产品没有销售市场”于1884年5月由继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加以裁撤，不但未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且连自身也不能正常维持下去，白白耗费了数十万两白银，结果完全失败了。福州船政局至1874年5月造成大小轮船十五只（其中有一只为二百五十匹马力，折合两只），在数量上基本完成了左宗棠原定的任务，同时开办了船政学堂，培养出一批造船和驾驶人才，这些都是它的成功之处；而它耗费了大量资金，造成的轮船多为旧式，吨位小，时速低，根本不能恃以与列强争胜于海上，未能达到自强御侮这一根本目的，且其造船技术亦尚远远落后于西万，这些又都是它的失败之处。
取得成功的洋务活动都是左宗棠为配合其军事行动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先全失败或部分失败的洋务活动却是被左宗棠视为“自强”要策、为之多方绸缪的福州船政局和兰州织呢局，它们的失败反映了左宗棠思想和行动上的一些严重局限性。
其一、尚儒重农，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左宗棠对科举制度多有贬词，认为“徒然揣摩时尚腔调，而不求之于理，如戏子演戏一般，上台是忠臣孝子，下台仍一贱汉”，“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了”。他自称：“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要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教育子女“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致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左宗棠非常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尤其重视农业，他认为“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曾著《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但这并不意味着左宗棠轻视儒学。他曾明确地说过：“读书最为要事”，不过他反对将读书仅仅作为掠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他主张“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并提出：“既读圣贤书，必先求识字；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显然他是把历代“圣贤”的儒学作为做人根本的，对儒学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经世致用之学。他重视农业也是从传统的“农本商末”信条出发的。
左宗棠在从事洋务活动时，崇尚儒学的思想并未改变。他说：“夫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这一段话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即认为：西方的“艺”与“械”不过是“小道”，中国的传统儒学才是道之“大者远者”；尽管在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需要“师其长”，但决不能将西方的“小道”凌驾于儒学之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向清政府提出：“至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也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对当时士大夫竞谈洋务颇不以为然，指责他们“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官，精考工之言而弃官礼”，惊呼：“三千七十之徒，执贽般倕，不亦傎乎！”进而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匠之事也。然奚必胥天下之人而匠之，又并治天下之匠而薄之哉！”直到晚年，左宗棠仍然坚持其“农本商末”思想。他在两江总督任上谈及兴修江淮水利的意义时说：“垦荒成熟，加之桑棉之利，则民可自赡，又可易洋人银钱，以供赋税。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操赢森以驭其绌，一转手，而富强且十百于泰西矣。”左宗棠把西方工业生产视为“淫巧”，把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视为“末富”，把学习西方视为“匠之事”，说到底，他的思想仍未超出封建正统的局限，仍未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
其二、盲目自大，对西方事物不够了解。
左宗棠对西方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除在战争中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在恢复西北地区经济时了解到“泰西器水，最利民用”外，对于其它的西方事物大多持否定态度。对于修筑铁路，他认为：“外国造铁路，抽火车之税，利归国家，我无火车，顾安用此！”架设电线，他认为是“运思巧而不适于用”。他曾上书总理衙门振振有词地说：“铁路电线，本由泰西商贾竞利起见，各岛族遂用以行军，一似舍此别无制胜之具者，实则生计之赢绌、兵事之利钝，不在乎此。”不仅如此，左宗棠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此外奇巧之器甚伙，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奚足与于有无之数乎！”甚至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不比西方军队差。直到临终之前，他对铁路和电线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即便是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这种思想局限性亦有所表现。左宗棠认为：“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把造船业作为发展其它民用工业的基础，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他还奏定要以造成的轮船兼运漕粮、“装载商货”，结果“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也”。
仅就对于西方事物的认识这一点米说，左宗棠远远落后于李鸿章等人，这并不是用为他不具备认识西方事物的能力，而是因为封建正统观念限制了他的眼界。左宗棠对西方事物所持的鄙视态度，说明他的头脑深处仍然残存与盲目自大思想，残存着所谓“天朝上国”的幻影。
其三，好大喜功，缺少切实的计划性。
左宗棠筹设福州船政局之初，就提出要用三百万两白银在五年内造成“大轮船”十一只，小轮船五只，其规模气度自非一般洋务派可比。曾国藩比之沪局。“自愧规画之隘”，李鸿章初亦“未敢附和”。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左宗棠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福州船政局的生产实际上是盲目进行的，事先没有确定生产和消耗的各项指标，没有制订出指导生产的详细计划。后来造成的轮船勉强达到了数量上的要求，质量上却没有能够得到保障。尤其是这期间的造船经费，左宗棠事先估算时曾提出要“微存宽博之意，”但实际用银还是大大超过了预计的数额，达五百三十六万多两。从而为顽固派攻击福州船政局提供了“糜费”这么一个有力的口实。
兰州织呢局的创办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左宗棠只看到陕甘地区“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等有利条件，便着手筹建兰州织呢局，并为之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远景，却根本不曾考虑过会有什么不利条件。结果兰州织呢局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是运输问题。织呢等机器“共有大小箱笼一千二百余件”，不但数量多，而且份量重、体极大，“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二是原料问题。织呢局收购的“羊毛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这种毡毯在内地几乎无人使用；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三是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如水源不足，水质不纯，影响了漂染的效果；缺乏得力的翻译人员，聘请的德国技师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四是销售问题。陕甘等地人民“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由于运输条件太差，“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当然无法与洋呢竞争。盲目创办、盲目投产的兰州织呢局无法全部克服上述困难，它的失败结局是必然的。
左宗棠好大喜功，表现了勇于任事的魄力和知难而进的勇气，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计划性，致使其洋务活动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或竟完全归于失败。不懂得近代生产的科学性，好大喜功而仅徒托空言，左宗棠何以辞其咎！
此外，左宗棠主办的洋务事业全部采取官办的方式，实行封建的管理体制，一大批封建官绅以督办、会办、提调、监工、稽查等名目把持着这些洋务企业的各级权力，带来了封建官场的各种积弊。他们绝大多数整日无所事事，却要领取优厚的俸禄，还利用职权到处挥霍、侵吞资金，人为地制造困难，阻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这些现象体现了左宗棠从事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事实证明：没有思想上的蜕变，没有制度上的更新，近代化的工业是办不好的。
左宗棠的上述局限性也是较为典型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左宗棠始终未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网罗，未能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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