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左宗棠这样一个一身功和过两个方面都比较突出因而具备复杂性特点的人物，人们出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在评价上引起分歧乃至截然对立的意见，是不难理解的。在过去，就有“彻底否定”和“高度肯定”两种评论，在今天，对左氏的评价，虽然大家的意见逐渐趋于“基本肯定”，但在肯定的份量和程度上又有不同，即对左宗棠的功过比重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才算适宜？仍是众说纷纭，无一定论。大家的这些分歧，从总的方面说，当然都是属于认识问题，但终究其具体原因又各各不同。其中，我以为有些论者在对左氏一生从政从军的实际活动进行考察评论时，忽视对其政治思想基础进行探讨分析，乃是不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左宗棠的一条重要原因。我认为，对历史人物实际活动的政治思想基础进行深入探讨和正确认识，不但是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所必须进行的重要工作，而且是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想对左宗棠一生活动功过是非的主观思想状况谈一些意见，以期能够对进一步深入地实事求是地评价、研究左宗棠有所裨益。

　　（一）

评价左宗棠，之所以要分析考察其实际事功的政治思想基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所决定的。

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其功过是非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是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必须从动机与效果、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上来考察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即不但要认真考察某个历史人物实际活动的客观效果和作用，而且要认真考察该历史人物从事实际活动的主观动机和愿望。一定要反对片面强调客观效果的机械唯物论和片面强调主观动机的唯心论。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过许多论述，最为明确的最为我们熟悉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坚持从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的结合上考察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基于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之间的矛盾状况。因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除有一致性、统一性的一面外，又有非一致性、对立性的一面。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客观效果，但是在很多的个别情况下，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却会发生分离、排斥和对立。关于这种情形，恩格斯曾说过，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列宁也曾形象地比喻说，本来是向这间房里走，却走进那间房里去了。人们平常说的“南辕北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一些名言警句也都说明了这种情形。这种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非一致性，不但通常表现为一种动机产生另一种效果、一种效果出于另一种动机的状况，而且还表现为同一种动机产生两种不同效果、同一效果出于两种不同动机等复杂的状况。现实生活中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如此诸多的矛盾状况，就不难理解评价历史人物坚持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

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要求我们在评价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时，就应该一方面认真考察他一生从政从军实际事功的客观效果（即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认真考察他的世界观（即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把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准确的评价。那种片面强调其事功的客观效果，忽视其主观动机；或片面强调其主观动机否定其实际事功的客观效果等一些做法都不能不是错误的，都是我们力求避免的。

　　（二）

左宗棠集突出功过是非于一身的复杂特点，尤需要对其实际活动的政治思想基础加以认真地考察分析。

对左宗棠一生从政从军的实际事功，以及这些实际活动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论者已经谈得比较多了。大家一般都认为左氏一生主要干了三件大事：镇压农民起义，办洋务，反击外国侵略。其中，镇压农民起义是有罪于人民的阻碍历史前进的罪过，应该彻底否定；而办洋务，反击外国侵略则是有益于民族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功劳，应该高度赞扬。存这些基本问题上，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原则分歧。我以为大家的评论意见也都是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对左氏一生实际活动的政治思想基础，即左氏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论者则谈得不太多，讨论得不够深入。左宗棠一生实际活动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导致功与过、是与非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一个，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在这些问题上，不但对事实认定存有分歧，而且对事实评价存有分歧。我认为，通过认真深入的讨论，统一对左宗棠政治思想基础的认识，乃是准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左氏其人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左宗棠一生从政从军实际活动的主观政治思想基础，我认为是一种“忠君报国”的思想指导统帅了他毕生的整个实际活动，成为他全部政治活动的精神支柱。这也即是说，左宗棠一生所干的三件大事，无论是功（办洋务、反击外国侵略）还是过（镇压农民起义），统统是在“忠君报国”的主观政治思想支配下进行的，导致他实际功与过、是与非的思想基础是一个，而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

首先，我以为对左宗棠主观政治思想的这种认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左氏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三代秀才家庭，自幼受到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熏染，长大又饱读了儒家经典，“忠君报国”这种被儒家一再极力宣扬的封建正统思想，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烙印。后来左氏以军功受到清王朝的器重，成为清王朝位高权重的军机大臣，春风得意的顺利仕途，尤使左氏对清王朝统治者十分感恩戴德，时刻思恩图报，“忠君报国”已在他思想上根深蒂固。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戎马疆场，辛劳安内攘外；呕心沥血，致力富国强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清王朝的忠臣孝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左宗棠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一生从政从军全部活动的思想脉络是清楚的，没有什么令人费解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我不同意那种以左氏的功和过大体表现为前后期为由，从而主张按前后期分阶段评价左氏其人的意见。左氏的世界观，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终生一致，一以贯之，丝毫没有什么前后期区别或转变可言，我们怎么能仅以他的实际活动前后期略有区别为由，从而对他运用“阶段功过论”呢？对于左宗棠来说，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思想决定了他从政从军的一切实际活动，无一例外是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维护清王朝的正常秩序出发。对于那些危害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扰乱封建朝廷秩序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正义的进步的农民起义，还是非正义的反动的外国侵略，都要挺身而出竭力尽心地加以镇压，加以反击。也就是说，镇压农民起义，是安内；反击外国侵略，是攘外。两者目的，均是一个：为了清王朝而效尽天职。所以，左宗棠的一生，非但其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没有前后期之分，就是其从政从军的文治武功，严格地讲，也不宜分什么前期和后期。

其次，我以为对左宗棠所具备的这种“忠君报国”思想，是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客观评价的。总的讲，这种思想是历史的阶级的产物，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它是一种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被封建儒家所竭力宣扬的封建正统思想，是一种紧密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思想，具体讲，这种思想存有积极进步因素和落后反动因素的“两重性”。一方面，这种思想一般是从维护封建社会长治久安考虑问题的，具备这种思想的封建统治者，往往能制定一些开明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致赢来“太平盛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当民族矛盾上升，面临异族侵略时，具备这种思想的统治者，则总能揭起“保家卫国”的旗帜，力主抗击，从而建立利国利民的宏伟业绩，受到人民的拥戴和赞扬。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毕竟是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其所谓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利国利民等等统统是有条件的，是以是否违反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限度的。当阶级矛盾激化以致发生冲突时，具备这种思想的封建统治者，则只能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毫不犹豫地对人民举起屠刀，干出有害于人民的历史罪过。正因为如此，“忠君报国”的思想，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表现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可以出现不同的实际情况。也即是说，可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功绩，可以造下有害于人民的罪孽，也可以同时做出功绩又造下罪孽。左宗棠正属于后者，他一生从政从军的功过是非均是受“忠君报国”的主观政治思想所驱使支配，“忠君报国”这种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导致了他实际活动中出现丁功过是非两种不同的客观效果。

　　（三）

对左宗棠的评价和探讨，无论在“彻底否定”的意见中，还是在“高度肯定”的意见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其主观政治思想歪曲误解的情况。

左宗棠的履历表告诉我们，他做为清王朝的重要军事将领，主要军事活动是在1860年至1885年的26年间。大体以1873年为界，前14年主要为镇压农民起义，后12年主要为抗击外国侵略。这就是说，左宗棠是将其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镇压人民反抗活动上的。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中，态度坚决，行动卖力，不惜求借洋兵洋械，以狂屠滥杀为能，可谓杀人盈野，血债累累。对于左氏这种不折不扣的十分重大的罪过，我们当然应该坚决否定和批判。但是，过去有些论者却把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说成是“出于对人民的刻骨仇恨”，出于反动透顶的世界观，从而把他盖棺定论为“屠夫民贼”、“刽子手”加以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这种意见我以为不能不是非常偏激的，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导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做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不可避免要对农民起义持反对、仇视态度的。即使是那些开明、进步的统治者，即使是那些明了官逼民反状况以致对农民遭际加以同情的人士，他们的总体态度也是毫不例外认为农民起义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加以消灭镇压的。譬如：一向被人们颂扬为“民族英雄”的岳飞、林则徐，不都是在农民起义面前表现了一副恶狠狠的“屠夫”面目吗？就连被人们颂扬为“人民诗人”的杜甫，不也是写过“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的诗句，表达了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江浙一带的农民起义斩尽杀绝的想法吗？左宗棠做为一名封建朝廷的重要军事将领，他怎么可能冲破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不对农民起义加以反对和镇压呢？这样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同是反对和镇压了农民起义的封建统治者，其政治思想基础是可以具体分析的，对其人的评价也是可以区别对待的。从左宗棠的具体情况看，他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通古人”。自称“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俨然是一副封建朝廷的忠臣形象。并且他治军严整，“士卒有创伤平民者，必诛无贷”，致力使自己的部下成为“仁义之师”。这又非那些一贯鱼肉、残害百姓的昏庸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可比。所以，左氏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过行为，也同样出于“忠君报国”的主观思想动机，他是在为封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效尽天职。对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基础所支配的行为，是不能戴上“屠夫民贼刀的帽子的。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学术思想的活跃，论者开始注重研究、评价左宗棠功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即他办的洋务和反击外国侵略。以致目前绝大多数的论者都承认左宗棠这个功过掺杂的人物功为主，进步和爱国为主，从而把他颂扬为“爱国者”、“民族英雄”。这种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左宗棠“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自告奋勇率军收复新疆，阻止丁英俄的扩张，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并且当法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越边境时，他顺合民心众意，力誓主战抵抗，表现了大无畏的硬骨头精神，伸张了中华民族的国威。对于左氏做出的这些杰出的历史功绩，难道不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吗？难道能够因他有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过就对这些功绩一笔抹杀吗？难道不应该对他的功过是非分清主次轻重，从而给他本人一个客观的评价吗？但是，的些论者却在对左宗棠的历史功绩进行肯定和赞誉时，把其主观政治思想基础说成是和镇压农民起义有“很大区别”，不是受“忠君报国”的思想所指导，而是来源于“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崇高的思想感情”，是“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驱使他效命疆职”，以致在此认识基础上把左宗棠盖棺定沦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这种对其主观政治思想基础的认定和评价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主观拔高之嫌。当然，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国和君的概念是基本统一的，中华民族和封建朝廷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忠君即是爱国，维护封建朝廷的利益即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但二者之间毕竟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看待的。鉴于左宗棠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整个政治思想状况，以及他在反击外国侵略的同时又参与镇压了农民起义，所以我认为，与其说他反击外国侵略是来源于“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崇高的思想感情”，是“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驱使他效命疆职”，倒不如说来源于“对封建朝廷的一种深厚的思想感情”，是“一种牢固的忠君思想驱使他履尽天职”更为恰切，“忠君报国”思想毫不例外是他反击外国侵略的指导思想。左宗棠是封建朝廷的典型忠臣，而忠臣为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都是实行“文官死谏，武官死战”的。承认左宗棠反击外国侵略行为的这种主观政治思想基础，我以为并不意味着就贬低了他的历史功绩以及他本人。因为同是受“忠君报国”思想指导的反击外国侵略者，却存在着态度坚决与妥协、气节威武与怯懦、行为卖力与推诿以及业绩大与小的区分。左宗棠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顺合民心众意，坚决主战抵抗，气节威武，战绩辉煌，为维护中华民族领土的完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尽管他是在为清王朝而征战尽忠，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列入“爱国者”“民族英雄”的行列，我们照样肯定他，赞誉他，永远称道他为维护中华民旎尊严和主权而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要真正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爱国抗战的历史功绩，就应该正视他爱国抗战的主观动机和思想根源，正视他所作所为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以及他和人民爱国反侵略的不同、差异处。忽视了这些因素，就使我们客观评价左宗棠失去了正确的标准和分寸。

搞清左宗棠一生功过是非的政治思想基础，将使我们从总体上客观评价左宗棠获得重要依据。如果对左宗棠盖棺定论，下一个全面而妥切的结论的话，那么应该说他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影响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者。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理解他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功绩，而且也可以理解他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对劳动人民犯下的历史罪过，理解他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他做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为了封建朝廷的长治久安，是必然要对破坏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武装力量——无论是正义的农民起义，还是非正义的外国侵略，都挺身而出加以镇压，抗击的，从而产生功过掺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