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反对阿古柏和沙俄侵略者入侵新疆的斗争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可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左宗棠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公正评价。长期以来，一提左宗棠，就冠以“祸国殃民的洋务派”、“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等恶谥，成了一个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洋务派的功过本来就不能一笔抹杀；对于左宗棠，不提他抗击外族入侵保卫祖国领土的英雄业绩，更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何一分为二地正确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本文试提出一点浅见。
一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自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左家段人，幼年生活比较窘困。其父左观澜为县学廪生，贫居教学二十余年，左宗棠后来曾回忆当时的情形是“砚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餐”，“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家庭的困境，使他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有着切身的体会。
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理想、有抱负，富于革新精神。他十分酷爱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等讲求“经世济民”的书籍，不顾别人的嘲讽讥笑，“日夕稽究”，“手自条记”，特别是对祖国边疆的地理十分重视，曾用一年的时间广泛参阅古今地理著作、方志、图籍，画成了一册全国地图，并自撰了一幅联语“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壮阔抱负。道光十二年他二十一岁，中了举人，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状况，他继承了父亲乡村塾师的生涯。作为一个穷苦知识分子，尽管生活郁郁不得志，他却依然系心边陲，就在第二年他挥笔写了“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村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的诗句，提出了在新疆兴屯、置省的设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被罢戍，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汪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英军攻陷沙角、大角，要求割让香港，沿海大震。这时左宗棠29岁，他“闻警复愤，数贻书贺庶农先生论战守机宜”，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为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诸篇”。第二年他在写给黎吉云的信中，痛切指出“窃思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病源所在，攻达为先”，主张“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在给贺庶农的信中说“洋事日寝不佳……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百尔君子未闻有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则正未可知矣”。正由于这种庸臣比党，政治腐朽的原因，鸦片战争最后以清政府的屈辱求和而结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痛心疾首的左宗棠悲愤疾呼“时势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他“愤极欲买山隐居”。1843年，他脱离教书生涯，在湘阴东乡柳庄购田七十亩，潜心农事。1848年冬林则徐从云南引疾还闽，途经湖南，左宗棠对这位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首领早就心怀敬仰，特地赶到长沙谒见，于舟中“燕谈达曙”，纵论天下大势，被林“诧为绝世奇材”。关于这次谈话，左后来曾回忆说：“忆三十年前，弟曾与林文忠公谈及西域时务，文忠言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言及道光十九年洋务遣戍时曾于伊拉里克及各城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蒇”。可见在反对外国侵略，重视边疆舆地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上，左宗棠与林则徐是有共同见解的，同年，胡林翼曾荐左给林则徐做幕府，后因故未去成。林则徐死后，左在给林镜帆的唁函中写到：“忽闻宫保尚书捐馆之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赞扬林则徐“名业在霄壤，心期照古今”。
上述这一时期，左宗棠基本上是以一个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他潜心“经世济民”之学，留心政治时势，对积弱腐败的时局有所不满，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尤为痛心，但在政治上，他还不能有什么作为。
1851年至1869年这段期间，左宗棠登上政治舞台、并迅速成为清政府的“中兴名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1860年由曾国藩推荐率湘勇五千人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初任浙江巡抚，成立“中法混合军”（“常捷军”），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任闽浙总督。1864年在闽粤击溃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1866年开办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成为洋务派主要首领之一。同年调任陕甘总督，配合李鸿章扑灭了西捻军。1869年又回师镇压了陕甘的回民起义。
在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迫使人民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维护阶级的利益，必然要进行拼死的反抗，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把左宗棠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使他充当了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的忠实工具。
二
左宗棠对历史的主要贡献是他收复新疆。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爆发了反清大起义。但是起义不久，领导权即为宗教和民族上层所篡夺，他们以“排满、反汉、卫教”的口号蛊惑群众，制造民族分裂。1865年春新疆先后出现了五个互不统属的封建神权政权，即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与思的克，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他们彼此攻伐，使新疆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中亚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趁机侵入南疆，1867年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此后又进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新疆大片领土沦陷了。
沙俄在继1864年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后，这个时候对新疆地区的局势采取了窥测方向、待机而动的方针。当时在俄军参谋部任职，后来充任陆军大臣的库罗巴特金声称：“归并这个被视为东方强大的堡垒的肥沃的伊犁地区，将对我们有很多好处，而且对中国形成一种威胁。”1871年2月10日和5月2日，沙俄政府两次召集关于侵占伊犁的专门会议，决定在“保卫俄国边境安全”的虚伪借口下，由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带兵占领伊犁。7月3日民族分裂分子伊犁苏丹艾拉汗投降，俄军占领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勒奇），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为达此目的，1872年公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汗国首领”。英国为了与沙俄争夺新疆，1874年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承认阿古柏的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两个强盗虎视眈眈，祖国的边防岌岌可危。
当时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对新疆的局势极为关心。1871年在给部将刘锦堂的信中明确表示“弟本拟河湟收复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指俄占伊犁），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1873年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沙俄跟阿古柏互相勾结，目的就是为了分裂我国版图，所以“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阿古柏政权），欲取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针对清政府中一些人畏敌如虎的心理，左宗棠对胜利满怀信心，认为只要“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1874年，正当左宗棠开始准备进军新疆时，日本侵台，东南告急，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争论。李鸿章散布所谓“新疆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能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主张放弃新疆，集中财力，专营海防。左宗棠则坚决认为应该二者并重，特别是在新疆危若累卵之时，若“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防则大有所妨”。并进一步指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至构衅于东南。”“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针对李鸿章屈服英，俄压力，主张所谓让阿古柏立国称藩，“略奉正朔”的荒谬建议，左指出：“关陇新平，不及时归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缴，边要尽失……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
1875年，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正确主张，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7月年已65岁的左宗棠统兵进军新疆，将指挥部由兰州移驻酒泉，“途间风尘浩荡，须眉俱黄”。入疆后，他一方面下令“严禁杀掠”，搞好同各族人民的关系；一方面采取“缓进速战”的策略，在各族人民的支持配合下，清军在“冰霜凛冽”，“弥望戈壁”之中，胜利进军，11月收复北疆。年底沙俄派出以参谋总部亚洲司司长库罗巴特金为头目的“特别代表团”，给残存南疆的阿古柏撑腰打气。库罗巴特金吹捧阿古柏“不仅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国家，而且能够英明地管理它”，表示沙俄要巩固“双方从未中断过的友谊”。正在这个时候，左宗棠指挥的爱国军队攻占了吐鲁蕃，阿古柏的战略据点被一一摧毁。1877年5月这个侵略者在绝境中服毒自杀。
眼看沙俄利用阿古柏占领新疆的阴谋已经破产，英国又出来玩弄了一个“调停”的把戏。9月23日英国驻华代办傅磊斯到总理衙门，又一次传达英外交大臣德尔比立喀什噶尔为“保护国”的三条件：一、喀什噶尔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和后，永远和好，彼此不相侵犯。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恐安集延之为俄人所有”，驳斥说：“即欲别立为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兹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各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从前恃其船炮横行海上，尤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及疆土矣。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与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在他的坚持下，清政府拒绝了英国的“调停”，清军转战而前，民族败类金相印在和田就擒，被清政府处死。1878年1月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外全部沦陷的新疆领土。
沙俄在侵占伊犁之初，曾欺骗清政府说是“代为收复”，俟新疆平定，就“立即交还”。这个时候却拒不撤兵。左宗棠在给清政府的奏稿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地不可弃”，“腴地不可捐以资寇粮，要地不可借以长故势，非趁此兵威，迅速图之，彼得志日骄，将愈近愈逼，而我馈运艰阻，势将自绌，无地堪立军府，所忧不仅西北也”。
清政府这个时候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1878年6月派崇厚前往彼得堡谈判，索还伊犁。在沙战的讹诈下，崇厚于1879年10月与沙俄签定了《里瓦基亚条约》（即《交收伊犁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和权利，而换回的仅仅是伊犁等九座残破的空城，由于西境南境都被割去，伊犁三面临敌，“弹丸孤注”，随时都有被沙俄重新掠取的危险。对于崇厚的卖国行径，左宗棠愤怒抨击“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指出沙俄“交还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属俄，此诡谋岂仅在此数百里土地哉？”沙战一定还要继续“占我土地，诱我部落，势不至化中为俄不止，……由边而腹，其祸患糜所止极”。
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同侵略者打交道，单有理是不行的，正义的行动仍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所谓“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则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轩轾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迹大抵皆然”。所以他积极作好战争准备，满怀信心地指出：“以目前边势言之，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只要“先之以口舌，继之以兵威，事无不济”。再不然“檄南路之兵，分由阿克苏、乌什兼程急进，直取伊犁兼索叛逆，集关内之势，塞其蹊径，令其就我范围，均有把握”。在策略上主张“官军袭屡胜之威，直取伊犁，如风扫箨，而犹彼先动杀机，倾巢出犯，乃拟潜师取之。以言乎理，则兵以义动；以言乎势，则盘马弯弓惜不发也。”厉兵秣马，准备与侵略者兵戎相见。
但是朝廷中李鸿章等人主张同意崇厚所签之约，借口是怕一旦拒绝签约，俄国挑起战争，说什么“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实防不胜防。”对此，左宗棠驳斥道“俄自窃据伊犁以来，无日不以损中益外为务，蓄机甚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盘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我退而彼益进，我俯而益彼仰，其祸患殆靡所止，不仅西北之优也。譬犹人之患痞块，本非和甘平淡诸药所能为功，庸医但顾目前，不敢投以峻利之剂，则痞症与人相始终，无复望其有病除身壮之一日，今日中俄之势何以异此！”结论是“化中为俄，断不可许”。
在左宗棠等人的坚持下，清政府被迫将崇厚问罪，同时采纳了左宗棠“先之以口舌，继之以兵威”的策略，于1880年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左宗棠认识到“俄情甚狡，恐非笔墨所能争”，在新疆加紧备战。沙俄这时摆出一付大举入侵的架势，不仅在我国东北和西北集结重兵，并且出动了黑海舰队的二十多艘兵舰到我国近海游弋示威，清政府中的一些人被侵略者的这种虚张声势所震慑。针对他们所谓“边衅不可开，我纵得志于两北，彼将肆志于东北，则防不胜防也”的谬论，左宗棠提出“彼如擅起兵端，侵掠我迤东地方，我亦可深入俄境索取叛逆，彼且自顾不暇，岂尚有余力多方误我哉！是先之议论尚是空谈，继之兵威乃有结束也”。表示“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无论胜负如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甚至设想“若由山海关北出一支奇兵，袭而取之，则俄之根本已倾。再将珲春新营巢穴攻取，俄兵乃成无归之游骑，敌可歼也。”这种绝不屈服，甚至在必要时敢于主动出击来反抗侵略的决心，表现了中华民族捍卫自己的领土，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1880年5月，七十岁的老将左宗棠亲自出关，把行营移到哈密，准备就近指挥，驱逐俄寇，收复伊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西征十年，滚滚风烟，几无生趣。……头白临边，竟无息肩之日。”但是为了收复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老怀益壮”，“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
由于左宗棠的这些军事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外交斗争，1881年2月，曾纪泽在彼得堡同沙俄签定了《中俄伊犁条约》。尽管这个条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与崇厚签定的条约相比，中国还是夺回了一部分主权。最主要的是迫使沙俄归还伊犁，从而结束了沙俄对伊犁地区长达十年之久的血腥的军事殖民统治。
针对新疆“他族逼处，故土新归”的特点，为了避免“强邻窥伺”而引起“后患方兴，前功尽弃”，左宗棠在新疆期间，除积极兴修水利、屯田开荒外，并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的主张。1884年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新疆建立行省。这一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对巩固西北边防，抵御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时身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已经七十二岁。但他老当益壮，一闻边警，就“请身赴滇粤督师”，命令部下王德榜在永州募军，组织“定边军”。1884年左宗棠视师福建，组织援台军奔赴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1885年3月王德榜的定边军在谅山与冯子材部大败法军，左宗棠是有一分功劳的。同年8月，左宗棠死于福州。
三
左宗棠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到成为清政府的“中兴名将”，在其一生中，主要是作了三件事情：镇压太平天国，从事洋务活动，抵抗外国侵略。第一件事的性质无庸赘言，后两件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作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他办洋务的目的是“以防外侮，以利民用”。在创办马尾船厂时，他曾说过：“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济一时可比。”“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又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为了使我国最后“督造有人，管驾有人”，又办了船政学校。1878年在兰州设立织纺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民用工业。左宗棠在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以后，将“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见诸行动，在中国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工业，这总比闭关锁国好，总比愚昧无知的封建顽固派高明。这住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有功的。
作为一个地主阶级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在抵抗侵略，收复新疆上更有着不可抹煞的功劳。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备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在评论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时，主要就是看他居于矛盾斗争的哪一方面。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面对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侵略，左宗棠敢于力排众议，抵御外侮，这在当时日趋没落、日益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当中是十分难得的。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左宗棠收复新疆，符合各族人民的这一最高利益，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一贡献是在各族人民的浴血奋斗、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但他个人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他的这一功应该记入史册。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谈到岳飞和史可法算不算民族英雄时，曾经肯定地指出“当然要算。因为当时统治阶级腐烂了，有这些特殊人物，出来号召保护共同利益，抵御外来侵犯，不论成功或失败，他们本身都有异于其它腐烂的统治阶级中人，他们还知道担当起抵御外来侵犯的责任，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算是民族英雄呢？”左宗棠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完全可以无愧地厕身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民族英雄之列。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一来不是美化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了么？我们知道，任何民族英雄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这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而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人比比皆是。同样，也正是由于阶级的利益使他们在民族矛盾相对缓合的时刻，往往与反抗的农民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岳飞镇压过钟相、场幺的起义；史可法追剿过张献忠；林则徐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途中；冯子材曾是太平天国死敌张国梁的部下……，他们都不是“完人”。但是，他们都在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存亡之际，以可歌可泣的行动，奠定了自己生命的基凋，成为了民族的脊骨，赢得了后人的敬仰。左宗棠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封建王朝的犬马之臣，为了王朝的利益，不惜将任何反叛王朝的人淹入血泊；他又是民族的英雄，为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不怕老死疆场，马革裹尸。他的一生与俄斗，与英斗，与法斗，在72岁时还请赴抗法前线，表示要“率各营继进，一往图之，以尽南洋大臣之职。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历史的图卷不是用单线条构成的，对左宗棠，问题要看透，功劳要看够，承认他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民族英雄，不等于说他的某些反动的行为可以原谅；说是反动，也不等于他对民族的功劳可以一笔抹煞。总的来说，他的一生功大于过，必须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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