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90年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兴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旨在“求强、求富”的向西方学习的大规模的洋务运动。投身该运动的洋务派官僚动机各异，政绩有别，时间先后也各不相同。但综观整场运动，可以明显看出，洋务前辈左宗棠与后起之秀张之洞在师夷观上却惊人的相似。本文试从两人师夷的动机和洋务实绩等几方面加以分析论证，并阐明对现实的意义。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左宗棠与张之洞办洋务的共同目的
洋务派办洋务动机各异有“师夷和夷”者，也有“师夷制夷”者，而左宗棠与张之洞虽然办洋务时间前后相隔二十年，洋务实绩大小有别，但二人投身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相同的，即同是为了强兵富国，抵御外国的侵略。
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促进了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觉醒，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由鄙夷、拒夷逐渐向师夷转变。清代中叶，中国曾出现了一些主张变革的思想家和倡议变革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此书主要叙述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对此极为赞赏。他认为，西方技艺先进，但并非可望而不可及，而是“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心之思、专壹则灵，久者进入渐也，此巍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客观上是英法仗其船坚炮利、武器先进所致，因此，左宗棠一开始办洋务，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仿制轮船上。
1866年春，在攻克南方太平军后，左宗棠上疏朝庭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非设局监制造轮船不可。”左示棠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之要着。”如果船厂有成效“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安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行国计得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在于此”。可见，正是为求中国自强、抵御外侮，左宗棠从办船厂入手，开始了他的洋务运动。
由于时局的变迁，左宗棠刚为福州马尾船政局设计规划好蓝图，确定好建厂建校的原则与指导方针，便匆匆赴陕甘总督之任，然而他却一直关注着船厂的建设与发展。清庭对此也明确规定“左虽赴甘肃，而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以后有关船局问题，陈奏时“均仍列左之名，以期终始其事。”到中法战争前，中国有南洋、北洋、闽江三支水师。南北洋水师中有三分之一以上船只是马尾船厂所造，闽江水师十一只船中有九只是马尾船厂所造，并且这些船舰全由船政学堂培养出的军官驾驶指挥。马尾船政局建后不到十年，成绩是比较可观的，而左宗棠则不仅仅是它的奠基人，而且也是中国近代海军学校和造船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为收复新疆，1873年创办了兰州机器局。翌年该局造枪弹炮弹，修理改造枪炮、劈山炮等送到新疆前线，使西征军在收复新疆城池中“深得其力”。1875年俄国军官索恩托夫斯基来兰州进行讹诈，企图阻止收复伊犁，左宗棠在其书信中曾论及此事“索恩托夫斯基来兰，弟与晤谈，每自诩其火器之精，一时可匹，弟详其形式用法，伊故加意夸张，足骇听闻。弟徐语以新设制造局亦能制枪炮与贵国及布洛期所制相近。渠笑而不答。乃使人新赴赖镇所详视一切，归后询以如何，索恩托夫及同来诸人齐声赞好，惟讶其铁质精莹，意必从西洋转购而来，比告之土产之铁，索使等士以为奇，其于赖镇则数数目之。”左宗棠的得意自信之情，跃然纸上。
对于办洋务的目的，左宗棠曾作过论述：鸦战以来，英吉利以坚船利炮蹈我之瑕，构兵思逞。为此，“同光年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造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左宗棠一生戎马倥偬，办洋务时间不长，实绩不多，自然无法与同期的李鸿章和后期的张之洞相比，但他一直关注国家的富强安危，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在他口授的遗摺中说：“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伺耽耽，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变，再有衅隙，诚恐积弱愈甚，振奋愈难，求如今日而不可得。伏乞皇太后，皇上于诸臣海军之政速赐乾断期于必成。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则臣虽死之日，扰生之年。”从上所述不难看出，师夷以制夷富国强兵，抵御外患正是左宗棠办洋务所孜孜以求的目的。
张之洞举办洋务开始于80年代中期。中法战争前，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影响，曾饬合司局讲习洋务并公布廷访洋务人才启事大力招募洋务人才。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负责指挥前线战事。亲眼见到敌我武器装备之差距，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从而促使他走上洋务道路。对此张之洞幕宾辜鸿铭言“泊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多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强无以保中国。”张之洞本人总结中法战争失败的教训说：“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因而提出要办好“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三大急务”指出“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尽为贵”。从此开始大力举办洋务，1886年，在广东设局制造浅水轮船，并创设枪弹厂等。
张之洞在办厂过程中，深感对钢铁的迫切需求，然而当时的中国钢铁市场却被洋铁所占领。据估计，中法战争后。中国每年用于购买洋铁的黄金需要五百万两。张之洞对此深感焦虑，于1889年上奏朝庭“窃以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自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然而“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钢铁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因此张之洞奏请“开除铁禁，暂免税厘”“谁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提出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精炼钢铁的主张。由于张之洞的多方努力，我国第一个近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诞生了。它“兼采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1894年6月下旬，该厂生铁大炉开炼，一时国内外反响强烈，上海各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全国，帝国主义国家也惊呼“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以中华铁市将不经而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呜呼中国醒矣！”对此，张之洞本人也颇为自得：“鄂省奉旨设厂炼铁，实为中国创办之事……今日之轨，他日之械皆本于此，总之将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断”。
19世纪后期，列强纷纷争夺中国筑路权，张之洞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洋人常言铁轨两条如同一剪子，铁路所到即将国剪破矣”。因此铁路建设对保障权利十分重要，“铁路早成一日，可保一日之利权，多拓百里，可收百里之功效。”鉴于“外患日蹙”，张之洞言“方今强邻环伺，外患方殷，内而沿海沿江，外而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回环何止万里，防不胜防。费不胜费，若无轮车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所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炮巨饷而守之”。他认为铁路不仅对于抵御外国军事侵略意义重大，而且能够抵制外国经济侵略。1895年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拟修许宁铁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该路傍依长江，可以杜绝外国小轮之害。
张之洞所处的时代与左宗棠所处的时代相比，外患更加严重，因而张之洞所举办的洋务面也更广，规模也更大，从其动机看，与左宗棠是异曲同工，都是为着求自强，御外侮。
二、左宗棠、张之洞办洋务的特点——师夷不媚夷
左宗棠、张之洞由于师夷的目的是制夷，因而在其办洋务的过程中便都表现出不媚夷的特点。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一）坚持独立自主权操诸己。
洋务派办洋务当然要以夷为师，然而在师夷中是事事仰人鼻息，依赖洋人，还是坚持独立自主，权操诸己，却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从左宗棠、张之洞办洋务的情况看，他们显然属于后者。
左宗棠在总结自己办洋务的经验时说：“因思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利于人，求己者操之己。”也即欲达自强，必坚持自重。在创办马尾船政局时左宗棠指出：“所以必欲自造轮船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马尾厂创办之初聘法国人日益格、德克碑为正付监督，对其身份职责明确规定：“洋人暂为教演，只膺教习之任，并不分将帅之权。”今后“即有富国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强调“对膺请外国教习……只可请教习，不可请官。”所雇洋员，坚决“不准自越躐干预官事”。师夷，是由外国导其先，并非永远“让外国擅其能。”马尾厂聘请洋教习都先订合同，规定在任期内必须对中国技术人员“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1869年，马尾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该轮船自管驾官游击贝锦泉以下正付管轮、管队、舵工、水手、管水、气表、头于等升火各色人等，均系浙江宁波府人居多，无一洋人在内。”在制造方面，按合同日益格负责教习在合同期满前“验期展程，均能一一吻合”，1872年底，日益格等人离开马尾船政局，从此，船政局完全在中国当局管理下进行生产。至1874年，外国雇员全部如约撤走，左宗棠闻之十分兴奋，在答友人信中说：“其始请法人为监督，带其师匠教华人，今已辞洋匠而用华人，自造自驾，法监督亦于上年资遣回国，识者颇谓海上用兵以来唯此举为是。”左宗棠在办洋务中强调自主不愿受外人制约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张之洞在此点上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建汉阳铁厂时，他反复强调“中国向来解炼钢之法，今日炼钢尤为自强要务，必宜速，为讲求，则船炮及各机器可需钢材，皆不外求，庶免受制于人。”对于所聘外国技术人员待遇高，要求严，但无决策权。待遇高表现在所聘外国技术人员人均工资为国内最熟练工人工资的二百倍。要求严表现在所聘洋员都有严格的合同作保证，必须服从中国当局和整个工程进度需要，违令者随时解聘更换。如铁厂先聘德国技师，因其专横跋扈，张之洞于是解聘所有的德国技师而代之以比利时技师。无决策权则表现在外国技术人员只负责勘探、设计、安装、生产指挥等业务，无权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企业大权由张之洞一人独览。
张之洞办洋务时，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资本积累不足，特别是办铁厂、筑铁路等耗资巨大的项目，更苦于资金无着，而不得不借外债。张之洞对借外债问题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如筹建汉阳铁厂时，曾在无附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向汇丰银行暂借银十三万两，并很快在广州闱姓商人捐款项下归还。修芦汉铁路时借外债也是以确保利权为前提。他说：“借款之举，路权第一，利息次之。”他之所以可以向比利时借款而反对向英美法等大国借款，原因也在于此。张之洞的观点是“路可造，被迫而权属他人者不可造，款可借，被迫而贻害大局者不可借。”向比利时借款时明确商借商还，极力避免官方交涉，特别强调无须海关作保，因为当时“外洋借款无论如何借法，必有实抵而无次，中国历借外债，皆以海关指抵”1897年7月，张之洞与比利时领事法兰吉商谈时即讲明“借款与路工截然两事，路国章程利益，比国丝毫不得干预，借款唯有以路抵押。”路修成后，“准其分利几成，年限满后悉归中国。”由此可见，张之洞即使在迫不得已修路时也十分重视权操诸己，防止路权丧失，芦汉路1906年建成通车后收入累增，1908年12月还清比款，1909年元旦收归国有。
在粤汉铁路问题上，张之洞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当美方合兴公司违约将三分之二股票出售给比利时，国内由此掀起收回权利运动时，张之洞立即致电湖南巡抚张绍华，明确表示“此举关系国家路政，挽回主权利权，事在必成”此后他又致电外务部以陈利害：“现闻美公司将此路分作南北段，与此段售与比国承办，比用法款，权即属法……法素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务请六部鼎力主持，切电盛大臣按照合同第十七条声明美公司背约之咎，将此约作废，万勿稍与通融，免致此人强来勘路，滋生事端。”由于张之洞的推波助澜，粤汉路风潮愈演愈烈，美合兴公司终于作出妥协，答应由中国赎回全部粤汉铁路股票，1905年粤汉铁路正式赎回，它直接刺激了更大范围内的收回权利斗争。而张之洞在这场斗争中功不可没。
（二）促进与倡导民办企业发展
左宗棠投身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政府的政策仍然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左宗棠希望清廷鼓励商人和手工业者“自为谋”以发展民办企业。他说：“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给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来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主张发展私人企业。
1876年8月，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后，令地方官迅速恢复生产。地方官拟建铁厂，左宗棠批示必须“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没而节。”当文牲口附近发现金矿，地方官又拟组织人马前往开采时，左又制止“官采不能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采，耗费不少而获利多也。”
由于左宗棠经办过官办企业，深知官办企业的许多弊端，因而主张商办并主张对商办企业给予优惠。1882年，徐州铜山县煤铁矿开业。该矿由候选知府主持：“不请官办，一律由商集股办理”左宗棠十分关心该企业，创办后即上折为该矿申请减税“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
以上说明左宗棠支持商办企业不仅因为可避免官办的许多弊端，而且还因为可以“敌洋产”。
张之洞办洋务时已是80年代后期，此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初步发展，而张之洞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极力赞成的。在其著作《劝学篇》中谈到：“将以立公司，开工厂与之，工有贷者自可保股，股营运，有杖者自可合伙造机。”在两江总督任内，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民间兴办近代工商业。针对当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的局面，他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百日维新期间，他还具体拟定商务局关于奖励新创机厂，保护体恤民族工商业等项应办事宜。
1894年，江苏绅商在上海、通州等处集股60万两白银设纱丝厂，张奏请：“应照上海机器纺纱织布各厂奏定章程，只在洋关报完正税一道，其余厘税概行宽免。”第二年江西商绅拟办两轮船运行长江，呈请免税，张之洞又代为奏请“暂免税厘二年”，1896年4月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张之洞认为：“非畅销不能自主，非轻本不能畅销”要求清政府给予免税十年”届时察看本厂如有优利，足以抵制洋铁，再行征税。”
从1894年至1911年武汉地区开办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40多家，这不能不说与张之洞保护、支持民族工商业的积极措施有关。
综上所述，左宗棠与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前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师夷观上不仅有一致性，而且还具有进步性，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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