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左宗棠一生尊崇儒学，服膺程朱，极力主张“兴教劝学”，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同时，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积极倡导兴办“艺局”，培养新式人才；还由于出身“寒素”和一贯奉行“通经致用”的因素，他在关于家庭教育的论述方面，讲求保持“耕读家风”，强调“读书非为科名计”。因此，对于左宗棠的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廓清其内蕴和判定其价值是有必要的。
一、“兴教劝学”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入仕前主讲湖南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为此，他在为官后所到之处，竭力振兴传统教育。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
左宗棠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为了“兴教劝学”，他对封建教育加以推崇是不足为怪的。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所管辖区域内“兴教劝学”之风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1869年至1880年的11年间，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
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一向以“兴教劝学”为己任，在对传统教育的改革中，甘肃乡试分闱，可以算是其教育思想一大收获。甘肃自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210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认为：“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1875年，适值新皇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入闱监临之责。他说道：“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百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举行了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3000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这次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恰是左宗棠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材生安维峻。左宗棠曾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结果正是安维峻考中解元，使左宗棠“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安维峻也未负宗棠所望，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名躁一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
二、“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
艺局是为学习西方的“艺事”而开设的新式学堂，它的出现，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创蓁辟路的作用。
左宗棠在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认为：“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因此，他在有关船政事宜所胪列的十条清单中明确提出一项非办不可的重要事情就是创设艺局。他说：“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接着，他又在拟定艺局八项章程的奏折中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左宗棠能够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这种重在“学造”而不重于“制造”，把为学习外语和算学等近代科技知识而设的艺局视为造就新式人才之地，把教育的近代化看成中国近代化关键的认识，确实表明其思想之深刻，眼光之远大，代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由左宗棠亲自创办的“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船人才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左宗棠制订船政章程时，便“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左宗棠将艺局冠以“求是”二字，恰是他多年奉行实事求是原则的反映。他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培养目标及待遇等问题分为八条做了详细规定。
学制包括学习期限和考试制度，规定：“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开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圆；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制订如此严格的考试制度，对于鼓励学生的学习是很奏效的，特别是采用淘汰制的学制来考核学习成绩，这也有助于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在规章制度方面，《艺局章程》规定：“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漫教师，欺凌同学。”这种对学生从严要求和进行尊师爱生的教育，是有助于艺局形成良好风气的。
在学生的待遇和培养目标方面，《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这种给学生上学以优厚的待遇和学生毕业后予以重用的规定，反映出左宗棠对近代科技人才的器重，同时也对于打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以读四书、五经和做八股文章为习尚的且以猎取科举正途为荣耀的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作用。在当时，不仅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被社会所接受，就是谁去从事造船和驾驶轮船，也为一般士子所不齿，因而左宗棠所说“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廪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之言确实切中实际。
这样，左宗棠主张在“求是堂艺局”内开设英语、法语和算学等课程，聘请外籍教师任教，制订了《艺局章程》，使该艺局成为一所新型的近代学校。
左宗棠不仅倡导把外国教师请进来教习中国学生，也主张将中国学生派出去留学，以长见闻，以精学业。1873年11月，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同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联衔上奏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总理衙门为此事函商左宗棠。左于复函中指出：“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就此一节而论，沈议遣赴英、法，曾议遣赴花旗。窃意既遣生徒赴西游学，则不必指定三处，尽可随时斟酌资遣。如布洛斯枪炮之制，晚出最精，其国颠嗹曾言，彼中新制水雷足破轮船，如中国肯挑二十余人同往学习制造，则水雷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亦可于三年内学得，……即此类推，则不独英、法、咪应遣人前往，此外尚可商量，明矣。”经沈葆桢、左宗棠等人的积极建议，船政学堂于1877年3月挑选出毕业生30名分赴法国、英国学习轮船的制造和驾驶，此举开了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左宗棠提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的主张，确为近代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倡导作用。船政学堂造就的造船人才在造船方面“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船政学堂培养的驾驶人才掌握了远程航行的水平，他们“驾驶心细胆大”，“独当一面”，且引起中外人士的赞叹，如由林国祥、邓世昌驾驶的“琛航”号于1874年驶至上海时，登船参观的外国人评价说：“气象严整，修治清洁，督饬工役，训练士卒，井井有条。”1876年，严复等人驾“扬武”号炮船驶往日本，开了中国近代首次军舰访问外国的先例，颇有影响。据记载“福州船政局之扬武炮船，昨由烟台出洋，为练习海道起见，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所以，严复对在船政学堂的学习生活是很留恋的，他说：“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在各地普遍受到欢迎。严复被直隶总督李鸿章邀往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调船政学堂毕业生罗臻禄为广东矿务委员。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时，派船政学堂毕业生苏汝灼、陈平国专司台湾电线的敷设工程。魏翰于毕业后赴法国留学深造，归国充任福州船政局总工程师，后来又担任广九铁路总理。留学生李荣芳、郑诚，分别在驻法、驻美使馆担任翻译。海军人才更是不胜枚举，仅北洋海军参加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的12艘战舰中，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就占有10舰管带之职。对此，李鸿章曾说：“闽厂驾驶、管轮学堂之设，用意极为深远”，这是符合事实的评价。
除福州船政学堂外，左宗棠还于1882年底为“南洋接设电线，设立同文电学馆”加以筹画。他一面“饬派教习，招募生徒，学习电学、打报事宜；一面委员赴沪，向大北公司采购各项机器料物。”这是左宗棠兴办的又一新式学堂。
艺局的创办，无疑给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但是，在晚清闭关守旧心理的制约与影响下，新式学堂的学生常被称作“官学生”而受到以通过科举考试的“正途出身”为荣的社会观念的歧视。在《大清会典》的第六卷中，划分官绅的出身为九等，艺局学生出身者排在进士、举人、贡生、生、监生、生员之后，列在第七位。因此福州船政学堂招生时多为贫寒人家子弟报考，且有的学生入学后也出现过退学的事情。据载：“李景先，字欣，年十三应马江船政学堂试第一，既而寄家书求退学，专攻中文，……肆力于经史。”所以说左宗棠在制订《艺局章程》时，主张提高学生在校和毕业生的待遇是有远见的。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学生”地位低下的问题。于是，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科”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以储人才”。面对这种改革科举的呼声，顽固势力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主张“止开艺科”，以“预防微渐”。他说：“近世士大夫议及西法，或歆羡弗遑，或逊谢弗及，积习移人，势成固结。彼必有一说焉，以上动圣听，傥或曲从，即隳大计，艺科不行，恐将来更有以铁路之说进者，以气球之说进者，谓不如是不足制敌御侮，在圣明洞鉴，原不惑于奇袤，而臣下愚忱，亟思防其微渐。”针对徐致祥的谬论，左宗棠写下《艺学说帖》，在陈述了中国要抵御外侮，“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的道理，肯定了“艺学”宜行于中国之后，认为潘衍桐原奏的请特开艺学一科之说“则似可无庸置议”，表示赞同。他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艺学一科的具体办法，指出：“惟登进之初，必先由学臣考取，录送咨部，行司注册，然后分发各海口效用差委，补署职官乃凭考核。立法之初，应由海疆督抚咨饬委海关道及候补道员专司察验考生三代籍贯，具册开报，一呈送督抚，一由督抚咨送学政。其愿就文、武两途，由各考生自行呈明注册，听候学政考试，分别去取，移明督抚传验，会同出榜晓示。……至于取中额数，以应考各数为断，大约学额十名，取录艺事两三名。于学额无所损，而于人才则大有益，省虚文而收实效。自强之策，因无有急于此者。”显然，左宗棠是想名正言顺地把艺学纳入科举考试的一科，这对于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可谓破天荒之举。因此，可以说左宗棠设艺局、改科举的教育改革思想，实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广开学堂和变科举之先声。
三、“守此耕读家风”与“读书非为科名计”
左宗棠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些主张，为丰富其教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左宗棠十分注重“耕读家风”的保持，他写下“纵读数千年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的楹联“悬刊祠中，以示族子弟。”他还书写“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和“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的家训以“诏其子弟。”左宗棠在述及人生追求时说：“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因此，他进一步阐述道：“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左宗棠主张用“苦心力学”的清寒生活习惯培育后代，以使他们能够保持“耕读家风”。他说：“读书时候．能苦心力学，作一明白秀才，无坠门风，即是幸事。”他还说：“尔辈衣无求华，食无求美，则当用之钱可不致缺矣。此时尚无外事分心，可勤苦学问，勿悠忽度日，最要最要。”所以，尽管左宗棠身居督抚要职，官职不可谓小，俸禄也不能说少，但他却谆谆诱导子女从寒苦艰难中做起，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一种美德。
左宗棠最担心的是晚辈沾染纨挎子弟的恶习，他指出：“古人训子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则更宜有进于此者，菜根视糠屑则已为可口矣。尔曹念之，忍效纨袴所为乎？”为此，他要求儿子对“所有妄言妄动须日一检点”，以便“能自知有过则过亦少，知有过而渐知愧改则业自进”。左宗棠之所以如此严格要求，原因如他所说“吾家积代寒素，至吾身而上膺国家重寄，忝窃至此，尝用为惧。一则先世艰甘太甚，吾虽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尝有先世所不逮者。……二则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袴之习将自此而开也。”这就是说左宗棠已身居高官，其子孙的出身也随之变得显贵，但他并不想让他们从此褪为纨袴子弟，而是让他们不忘积代寒素之苦，咬得菜根，咽下糠屑，勤于学业，检点举止，以力葆寒素耕读之风。
在谈论读书的目的问题时，左宗棠一向主张不要完全为了博取科名而去读书。他说：“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但是，读书必先求识字，“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否则，“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因此，他主张“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而“不在科名一路”。他认为之所以同意其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要想同社会上俗士那样只追求读书做官，而是“欲尔等知此道辛苦，发愤读书。至科名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左宗棠自己在青少年时代读书的经历，恰证明他在参与举业的同时倾心于经世之学，对他后来的军政活动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希望儿孙们能效法他的读书方式，不要去一味追逐科名。当然，左宗棠在与左孝威的来往书信中，也“窥其心之所存，不免有功名科第之念。”他认为“此在寻常子弟亦不为谬，然吾意却不以此望儿也。”于是，他强调说：“至科第一事无足重轻，名之立与不立，人之传与不传，并不在此。”他要求儿孙“勿囿于科名之学，多读正书为要。”
左宗棠在对待读书与做人的关系方面，是颇有灼见的。他说：“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不在科名也。”至于怎样做人，左宗棠又有一番论述。他指出：“读书作人，先要立志；……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这样，左宗棠把立志向上视为作人的关键。他还要求其子弟以“厚”待人，认为“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寻常酬应则酌于施报可也”。
可见，在左宗棠的教育思想中，是有许多积极因素可供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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