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浩罕汗国的军官、英俄走狗阿古柏率领大批匪徒侵入我国新疆，占领整个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建立了英俄傀儡——“哲德沙尔”反动政权；帝俄也乘机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我国新疆地区除镇西（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少数城镇仍为清军防守外，绝大部分地区沦为英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新疆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盼望着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海防与塞防
可是，在要不要收复新疆的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激烈争论就是这一斗争的具体反映。
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卖国贼李鸿章，竟无耻地声称：新疆是“数千年之旷地”，“千百年之漏卮”；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肢体之大患”，要求立即罢兵，让英俄走狗阿古柏仅“奉正朔可矣”，完全是一付投降卖国的咀脸。
左宗棠虽然在镇压农民起义上与李鸿章表现了共同的反动立场，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但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问题上，却与李鸿章截然不同，成为清朝统治阶级中爱国人士的代表。他上疏清政府，对李鸿章的谬论逐条加以驳斥，揭露了海防经费定有常制，而塞防饷款积欠严重的事实，提出要海防、塞防并重。左宗棠分析了新疆的山川、政治和经济形势，论证了新疆不能不收复的理由。他说，如果不收复新疆，就等于“自撤藩篱”，敌人就可以得寸进尺，不仅西北得不到安宁，就是华北也会被敌人蚕食，清政府的首都——北京，更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当清政府内爱国还是卖国的斗争激烈交锋的时候，英俄帝国主义却紧密配合，不断给主战派施加压力，鼓动投降派扣压西征军饷，牵制左宗棠进兵。1875年二月，英国间谍分子马嘉理，擅自闯入我国云南腾越，被腾越人民击杀，英国即以此为借口，大肆喧嚷，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以动摇清廷西征的决心。与此同时，英国又造谣说，左军出关（嘉峪关）失利，逃回关内，欺骗舆论。而沙皇俄国自1871年侵占我国伊犁地区以后，就不断炫耀武力，制造种种事端，压清政府放弃新疆。特别是它凭借占踞伊犁的有利形势，出兵侵扰精河、乌苏和玛纳斯等地，并企图偷袭乌鲁木齐。另外，多次伪造俄商被劫，要挟清政府，扬言要出功军队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在左宗棠进兵新疆前夕，沙俄总参谋部的中校军官、带兵侵入伊犁地区的刽子手索思诺夫齐，从中国内地过兰州经新疆回国。他名义上是为了解决通商问题，实际上是侦察左军实力和后方情况，并绘制中国地图，是不折不扣的特务分子。沙俄还一再虚张声势，宣传英俄已有成约，将南北夹击中国，恫吓清政府。
一贯仰承帝国主义鼻息的卖国贼李鸿章，与沙俄配合默契，奏报沙俄的恫吓，请罢兵节饷，以裕海防，主张“严守现有边界”，西出之师，“可撤则撤”，“可停则停”，企图拱手把新疆永远让给帝俄和它的走狗阿古柏。李鸿章仗着洋大人的威风，把持重饷，胁迫左宗棠，使其不能出师。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控制东南富庶地区，故意拖欠出师军饷，奏驳左宗棠的借款请求，私吞军费，致使清军无法出关。但左宗棠对英俄争夺近东的矛盾瞭如指掌，以生出玉门关为幸，“不计其他”，使李鸿章的卖国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左宗棠进兵新疆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李鸿章之流的牵制，筹粮十分困难。加之从内地到新疆，跋山涉水，路途遥远，并要经过沙漠地带，用人力、畜力转运大批粮食，实非易事。但广大人民从华北和西北各地，经过河西走廊，把大批军粮源源不绝地运到前线，截至1876年四月以前，仅运存哈密、古城（今奇台）和巴里坤的粮食就达两千万斤，足够西出之师（约计六万人）吃半年。正因为有全国各族人民作后盾，左宗棠才敢于对帝国主义的嘘声恫吓嗤之以鼻，对卖国贼李鸿章的谬论痛加驳斥。1875年四月，左宗棠移大本营于肃州（今酒泉），督军出关。
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覆灭
英俄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阿古柏，对我国新疆各族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残暴统治。仅数年之间，惨死于阿古柏屠刀下的各族人民就达数十万。他从农牧民手中抢走土地和牲畜，分给封建主和大僧侣，强迫农牧民为他们耕牧；随心所欲地征收各种税款，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什么宗教税、菜园税、商业税、果园税、棉田税、牲畜税、马料税、遗产税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阿古柏为了维持他的反动统治，积极投靠沙俄帝国主义；沙俄帝国主义为吞并我国新疆，也极力拉拢阿古柏。1866年，沙俄与阿古柏非法订立“协议”，规定俄国有权进入南疆追捕逃犯。1872年，沙俄政府派考尔巴斯“出使”喀什噶尔，又与阿古柏签订了所谓“通商”条约，规定帝俄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的首领；俄国人在天山南路各地自由通行和经商，货物只抽2.5％的进口税，并在南疆各城设立“商馆”等等。条约签订后，阿古柏派其侄赴俄回访，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亲自接见，表示对走狗的恩迂。
英国从1866年起，为插足我国新疆，多次派遣特务窜入和田和喀什噶尔等地，进行军事侦察。1870年和1873年，英国曾先后两次派遣代表团到喀什噶尔，表示承认阿古柏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我国新疆为“独立王国”。1874年二月，英国也与阿古柏非法签订了所谓“通商”条约，获得了各种特权和治外法权等。阿古柏是英俄共同豢养的侵略我国新疆的忠实走狗。沙俄和英国不仅在政治上大力支持阿古柏，而且还给予大量的军火和其他物资援助。
左宗棠没有慑于英俄帝国主义的威胁，1876年春天，督军出关，任命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统一节制出关诸军。根据对新疆各种情况的具体分析，左宗棠确定了先北后南，首先争取乌鲁木齐的战略方针。叛徒、卖国贼白彦虎甘当阿古柏抗拒清军的走卒，窃踞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战争的第一阶段，从打击白彦虎开始，于1876年八月攻克古牧地和乌鲁木齐，到十一月收复玛纳斯，前后历时四个月。白彦虎逃窜南疆。因大雪封山，清军暂停进攻。清军的胜利，使英俄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首先代阿古柏向清廷乞降，要求清政府承认阿古柏的“哲德沙尔”为附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就是说，要原封不动地把这个傀儡保存下来。卖国贼李鸿章立即向清政府转达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旨意。这时，清廷看到左宗棠的实力可恃，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沙俄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上惊恐万状。它在西征开始前夕，不断派遣特务侦察左军虚实，不相信清军有收复新疆的能力，故曾虚假地许诺待乌鲁木齐、玛纳斯克复后归还伊犁。没想到刚一接火，阿古柏即全线崩溃，伊犁已暴露在清军面前。狡猾的沙俄，一方面从俄境以高价出卖和运送军粮给清军，以便就近监视清军的行动，并企图用粮食作为诱饵使清军逐步就范；另一方面则乘机兼并了浩罕汗国，断绝了阿古柏的退路，随即派遣高级军事顾问，把阿古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象窃贼一样的沙俄，其所以不露声色，是因为俄、土（实际上是英国）争夺巴尔干的战争已有一触即发之势，进一步干预新疆，实在是力不从心。
清军克复新疆北路（除伊犁外）以后，阿古柏在英俄支持下，急忙部署南路军事，企图负隅顽抗，垂死挣扎。他派大通哈扼守天山要隘达坂城，阻止消军南进；派白彦虎和海拉尔（阿古柏的二儿子）分别占踞吐鲁番和托克逊，并亲自防守啥喇沙尔（今焉耆），以为后援。1877年四月，刘锦棠、张曜从北、东两面向阿古柏进攻。清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克达坂城，收吐鲁番、托克逊，南八城大门洞开。阿古柏自度大势已去，穷途末路，五月间于属尔勒服毒自尽。
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通过驻英公使郭嵩焘，请求清廷保留阿古柏的傀儡政权。左宗棠上疏严厉驳斥，质问英国：既然要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为什么要割我“腴地以市恩”？沙俄则暗中与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相勾结，妄图支撑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
1877年八月到十二月，左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转战三千里，横扫南八城，克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白彦虎逃入俄境。阿古柏的“哲德沙尔”反动政权完蛋了，英俄帝国主义瓜分我国新疆的阴谋破产了。但沙俄竟收容匪徒，发给“路票”，资助武器，不断侵犯我国边界，以便继续霸占伊犁。
清军在新疆的胜利是与当地群众紧密配合分不开的。大军所至，他们“或为响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各族群众主动运送军粮、柴、草，报告敌情，扼守卡隘，搜捕逃犯，维持地方秩序。被阿古柏匪帮裹胁的群众，也纷纷起来反抗。拜城和阿克苏的人民对阿古柏匪军闭门抗拒，对清军则开门迎接。和田阿奇木呢牙斯，听说官军即将到来，随即率所部进攻叶尔羌，配合清军作战。新疆各族人民对英俄走狗阿古柏的反动统治恨之入骨，日夜盼望汉族兄弟能帮助他们解脱苦难。清军出关，使他们得到极大鼓午，纷纷起义，英勇支前。“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阿古柏匪帮虽然盘踞我国新疆十几年，掌握着大量的洋枪洋炮，又有英俄作为后台，但左军却屡战皆捷，就是由于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援。
移兵伊犁
沙俄帝国主义早在鲸吞中亚的同时，就对我国新疆虎视眈眈。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我国新疆巴尔哈什湖以南、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得寸进尺，妄图一口吞掉整个新疆。1871年六月，借口追捕盗马贼，出兵占领伊犁地区。
伊犁是我国西北的门户，北到塔城，东抵乌鲁木齐，南达天山以南各大城均有大路相通，交通便利。乾隆时漫立伊犁将军，镇守全疆，在此地东西建有九域，势若建瓴，是新疆的枢纽所在。英、法等帝国主义也都把伊犁看作中国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控制伊犁，就足以控制全疆；帝俄出兵伊犁，占踞新疆要害之地，就是为了变我国新疆为它的殖民地。
帝俄占踞伊犁地区以后，即拆毁伊犁西北各城，集中营建伊犁东南的宁远城（今伊宁市），部署重兵，作为向东进攻的根据地。它在伊犁地区“按灶科赋，以充兵费”，并索要“妇女、幼男”，稍有违抗，即遭杀戮，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清政府不断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帝俄兑现归还伊犁的诺言。由于新疆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大出帝俄所料，便采取欺诈、无赖手段，以边界各案未结为词，一再拖延。鉴于使馆谈判没有结果，1878年，清政府只得派崇厚出使俄国，进行直接交涉。卖国贼崇厚昏庸无能，仅知道伊犁两个字，根本不了解伊犁地区的形势。狡猾的沙俄外交官员软硬兼施，诱使崇厚上钩。1879年，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擅自与帝俄签订了割让大片领土、丧失巨大权利的《里瓦机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左宗棠义愤填膺，上疏清政府，揭露卖国贼崇厚的罪恶，痛陈条约的巨大损失，指出这个条约是万万不能批准的。因为崇厚所收回的伊犁仅仅是一座空城，又被帝俄所包围，得而必然复失，是根本无法控制的。而且，一弹未发，竟“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将后患无穷，主张用武力收复伊犁。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于1880年二月，由刑部判处崇厚“斩监侯”死罪。左宗棠早已奉命部署边疆（包括西北和东北）军务，此时立即命令入疆部队兵分三路，迂回包围伊犁：东路伊犁将军金顺主之，严守精河一带，防止敌人窜拢北疆；中路张曜主之，由阿克苏、冰岭以东，沿特克斯河径趋伊犁；西路刘锦棠主之，取道乌什，由冰岭西经布鲁特游牧地直抵伊犁，并且摆出深入俄境的架势，阻止俄人从浩罕来援。1880年五月，年已七旬的左宗棠，舁榇出关，移大本营于哈密，表示要与帝俄决一死战。帝俄也不断增兵伊犁，越境构筑工事，并扬言要派黑海舰队东驶，以封辽海，震慑北京。一刹那，中俄之间剑拔弩张，战火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一哄而起，压清政府让步。它们要求释放崇厚，放弃武力收复伊犁。左宗棠挟正义之师，士气高昂，进兵伊犁是稳操胜券的。帝俄经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国库空虚，兵力不足，战必败。对此，各帝国主义洞若观火，唯恐帝俄失败，卖国条约废除，引起连锁反应，丧失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于是就故意拼命吹嘘帝俄的军事实力和船坚炮利，危言耸听。同时，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借口，调集各国舰队于上海、天津，威胁北京，警告清政府勿铤而走险。
卖国贼李鸿章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极力为崇厚开脱罪责，声称崇厚有权订约，订了就不能改；如因改约而发生战争，后果不堪设想，再想按这个条约投降已不可得。他还攻击左宗棠“不以界务为然”，“进驻哈密，恫吓俄人，使其酌议减改，此万做不到之事”。诬说刘锦棠、张曜不可恃，“军心不同，外强中乾”，与俄决裂，必然失敷，要求清政府“勿为浮言所摇惑”，立即命令左宗棠罢兵；并急忙邀请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英人戈登来华，劝清政府投降。戈登极尽威逼恐吓之能事，竟胡说如果中国要对俄作战，必须先作好三件事：迁都西安；长期抗战，至少十年；满人放弃政权。否则，冒然开仗，简直就是疯子！昏愦的清廷吓得不寒而栗，急招左宗棠入京备顾问，以缓战机。并开释崇厚，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1881年二月，曾纪泽几经周折，与帝俄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又称《伊犁条约》）。
《伊犁条约》是帝俄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在谈判过程中，左宗棠虽已离开新疆，但他的军事部署仍未改变，因此，贪婪如狼的帝俄，惧怕左宗棠动用武力，迭次询问左督行踪。正是由于有这支劲旅摆在伊犁周围，帝俄终于被迫吐出特克斯河流域一块地方。这是通往南八城大道的咽喉要地。但是，因受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卖国贼李鸿章的牵制，左宗棠收复伊犁的抱负未能实现。他在给刘锦棠的信中痛切地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帝俄通过《伊犁条约》和后来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去我国新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今天，苏修新沙皇竟然极力给老沙皇脸上贴金，说什么仅仅割去了“一块不大的土地”，对边界“作了一些调整”。七万多平方公里仅是“一块不大的土地”，新沙皇的胃口可谓大矣！恩格斯说过：靠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这正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绝妙写照。
左宗棠进兵新疆的胜利，对捍卫新疆主权、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建树了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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