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师亲驻玉门关，不斩楼兰誓不还。”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壮举，他在列强虎视鹰瞵，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力排各种阻力和困难，“引边荒艰巨为己任”，毅然西征，收复了沦陷达13年之久的新疆，保住了六分之一的国土，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之所以做到运筹帷幄、势如破竹，全赖其出色的用兵策略。
一、审时度势，灵活用兵
1864年，正当新疆地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时，一些少效民族上层封建主为转移人民斗争的方向，扯起了“排满、反汉、卫教”的旗帜，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次年初，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待军阿古柏带兵而入，各个击破封建领主，控制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宣布建立哲得沙尔汗国，这是一个外国侵略者在我国西北边陲建立的殖民政权。沙俄趁机派兵强占伊犁，作为夺取整个新疆的桥头堡；英国也派人拉拢阿古柏，企图向新疆渗透。
收复新疆并非易事，不但要粉碎阿古柏的入侵势力，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同俄、英的扩张野心作斗争。何况当时狼烟四起，清朝处于四面受敌的边疆危机之中。清朝兵力有限，财政捉襟见肘，对新疆显得鞭长莫及。有的大臣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李鸿章更带头鼓吹“新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放弃新疆的舆论甚嚣尘上。在这场“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左宗棠力排众议，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就时下而言，海防尚无战事，西北却是强兵压境，故有缓急之分，应先解决新疆问题。他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于1875年受命“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率军西征。
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140多个营，约7万兵力，先后投入第一线使用的有80多个营，约4万兵力。战争从1876年夏季开始到1877年底结束，粉碎了阿古柏殖民政权，收复了天山南北。1881年，清朝又以备战作后盾，通过外交谈判从沙俄手中索回伊犁的大部分地区。
收复新疆的胜利，在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史上是不可多得的记录。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虽在于战争正义与否和人心向背如何，但与将士用命和指挥正确戚戚相关。左宗棠反对那种依仗兵多将广，将兵力猬集一处、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他根据敌我态势进行战役布势，兵分多路，每路独挡一面，互相呼应，密切协同，分进合击。
乌鲁木齐收复后，刘锦棠建议调徐占彪部南下，左宗棠不同意过分集中兵力，回信答复：“惟屡胜之后，尤宜慎益加慎，勉力图维，断不可掉以轻心，致贻后悔。曾文正、胡文忠曾力主兵不宜分之说，虽老成慎重，阅历有得之见。然弟与之争，谓亦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攻吐鲁番必两面下手，虽系暂分，终归于合。”左宗棠主张兵分三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徐占彪部由巴里坤出发，该两部在辟展会师后，刘锦棠部出乌鲁木齐，南攻达坂城，然后三部再会师于托克逊。这样部署，既防止了叛军向东北方向逃跑，又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其同僚杨昌濬在论及左宗棠成功的原因时说：“其行军也，分三道并进，使诸回各自自顾，莫相应援，而后出奇兵以挠之，蹈瑕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
二、先阿后俄，先北后南
出兵新疆必遇两大敌人，即阿古柏集团和沙俄扩张势力，先打哪一个，或两个一起打，有个时间安排问题。起初，清朝急于收回伊犁，而左宗棠却主张缓复伊犁，先攻被阿古柏窃踞的天山南北，提出自己的见解：“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猾，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他这样分析，是因为阿古柏虽然猖獗一时，但实力远比沙俄弱小。先打弱敌，符合他一贯主张的“伐大树”，“先披其枝叶，后倾其根本”的作战方法。
当时，沙俄也是打着“代收代守”的招牌占领伊犁的。先消灭阿古柏集团，就撕掉了沙俄的遮羞布，使清朝取得外交主动权，有可能不用武力收回伊犁。不然，先打伊犁，清军孤军西进，必遭两面夹击，且无后方作战，无后勤保证，断无取胜把握。先消灭阿古柏集团，也就断了俄、英两国在新疆问题上的勾结，便于清军各个击破入侵之敌。因此，先阿后俄的打法，解决了清军的战略打击对象问题。
阿古柏的军队分布在天山南北，南路是阿古柏直接统领的军队，北路是收降的白彦虎等叛国队伍，先打哪一个，或两个一起打，也有个时间安排问题。前任新疆统帅景廉主张分两个拳头一起打，清朝曾表示同意。左宗棠受命后，提议“先剿北路与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其理由：一是“新疆贼，北路轻而南路重”；二是南北地势，北可以控南，南不能制北。故历代用兵西北，无一不是由北路而入，何况清军在北路已控制了巴里坤、古城、塔城、科布等要地，便于进军。
左宗棠还进一步分析了先北后南的好处：第一，作战方向直指乌鲁木齐，可以首先突破敌军薄弱环节，做到先声夺人，振奋士气；第二，围城攻击，可以吸引南路阿古柏军队来援，造成野战歼敌机会，减轻清军南下作战的任务；第三，占领北路后，取得给养基地，可以解除南下大军的后顾之忧，并由乌鲁木齐、哈密继续进军，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敌人之势。因此，先北后南的打法，解决了清军的基本打击方向问题。
三、粮运兼筹，精兵足饷
自古用兵西北，因补给不济而功亏一篑者不乏其例。清朝历来重兵轻粮，新疆沦陷后曾急令各路人马出关平乱，可是调遣多年，各路人马仍无动静。如成禄一军在高台屯驻八年，就是不出玉门关；景廉、金顺两军虽已出关，却未打仗。左宗棠察其原因，知道此次用兵新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艰难。这次是在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反侵略战争连遗失败，割地赔款一再发生，国内刚结束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清朝国力大衰的情况下进行的，已出关的清军经常几个月颁不到粮饷，靠自己背着生红薯行军。士兵因粮饷不济而哗变，对带兵20余年的左宗棠来说，已屡见不鲜。万一战败，朝廷会拿他作替罪羊。但他不顾个人荣辱，毅然统兵西征。
由于出关清军处境困难，左宗棠提出：要以武力收复新疆，必须解决兵、饷、粮、运四大难题。其中，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而“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盖全系于此。”过去他在关内用兵，人多地富，既可取粮于敌，又可随地征粮，粮运问题均不突出。但从甘肃去新疆，沿途千里尽是荒漠贫瘠、水草缺乏之地，如果不能采运较充足的粮食供前线使用，其西征计划将会全部落空。为鼓励转运人员，他一反清朝奖励军功只看杀敌多少的规定，宣布对转运人员“当与前敌一体论功”。
他还亲自抓粮运，派人在上海设采办转运局、在汉口设后路粮台、在西安设总粮台和军需局、在河西走廊沿途设转运局，绵延千里一线穿，宛如“常山之蛇”，节节呼应。在他的精心筹划、合理调度下，出关清军能够保持三个月以上的口粮，保证了行军和作战的需要。可见，左宗棠针对新疆用兵的特殊情况，把粮运摆到首要位置，定下“粮运兼筹”之策，是十分正确的，解决了清军出关最关键的问题。
为做到兵精饷足，他在出关前对部队严格挑选，汰弱留强，将金顺部47个营裁并为20个营，其他部队也作了精简。对留下的兵勇，每月基本按时发饷，不管发多少，都直接发到兵勇手里，防止层层克扣，拖欠饷银待新饷运到或老兵归假、退伍时，尽量付清。通过“兵精足饷”的措施，解决了兵员庞杂与粮饷不足的矛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出关清军筹办军粮的地区，主要是河西、口外、新疆前线附近及俄边。左宗棠以政治家的眼光提出，要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他反对不顾百姓死活、竭泽而渔的做法，认为“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单靠征购解决粮饷毕竟有限，他运用古人戍边之法，在采办之外，指示驻哈密的张曜部屯田。该部清军垦荒2万多亩，每年收军粮数万石，既节省了官费，又解除了转运之劳。在兴办军屯的同时，他强调搞好民屯，并嘱咐张曜：凡民间借种子、耕牛、农具，皆不可吝惜，“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屯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种子及自家食用之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边疆经济发展了，对于戍边粮饷“乃不竭之源”。
四、先迟后速，缓进急战
左宗棠用兵，向来主张慎后路，对进军新疆的后路更是“慎之又慎”。他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他给刘锦棠的手令更明确写道：“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璩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丰其本而锐其末，锋芒自无顿挫也。”为此，他先安定陕甘，恢复生产，使其成为巩固的后方。出关清军稳打稳扎，一面西进，一面筑路，并花大力气在河西走廊设粮局和驿站，保证了漫长的运输线和通信联络线的畅通。
在把握战机上，他根据新疆地域广阔、补给困难等特点，提出“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他同刘锦棠讨论进军吐鲁番的作战计划时，考虑到乌鲁木齐收复不久，要特别留意后路的安全，说：“此次进兵必先固后路以为根本，毅斋（指刘锦棠）督所部先击达坂，次进吐鲁番。”待收复北路后，再以北路为根据地，“规取南路”。
而每次作战，一经准备完毕，他便抓住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在收复新疆的一年半时间中，清军从出师肃州到进军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到进军吐鲁番，相隔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到进军南路，相隔四个月，总共用去11个月作准备。而实际作战时间不到半年，如古牧地之战，是双方主力第一次交锋，六天结束战斗；达坂城之战，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只打了四天；收复吐鲁番，歼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只用了半个月，南疆西四城克复后，清军为追剿残敌，深入人迹罕至之地，“四昼夜驰八百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接仗时犹复倍加抖擞，愈接愈厉。”可见，“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它解决了适应新疆特殊条件的具体打法问题。
左宗棠如此重视战备工作，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预计投入战场的兵力、作战持续的时间，据此计算所需粮食和运输车辆的数量，确定粮食补给的地点；二是判断敌人奔窜的路线，预先调动部队，布置拦截；三是详察天时和地理，避开冰雪封山、酷暑炎天的恶劣气候和行军不便、易被敌军控制的道路，当到达目的地时，又恰好是粮食收获季节，以便就地补给；四是沿途宣传民众，使他们不依附阿古柏集团而归顺朝廷，并为清军做向导、接应等事；五是针对阿古柏军队使用的新式武器，调配火炮轰击，扫清障碍。由于战备充分，才出现了“戎机顺迅，近罕其比”的形势。阿古柏暴死后，其残余集团内部火并，加速了覆灭。
五、剿抚兼施，恩威并用
出兵新疆是正义之师，具有民族解放战争性质；驱逐侵略者统一祖国。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左宗棠利用这一政治优势，规定解决新疆同题“非剿抚兼施不可”。他一面严整清军纪律，禁止杀掠奸淫以争取民心；一面宽待阿古柏部属，缩小打击面。他说：“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大军进逼环攻，谕以剿抚兼施之意，释胁从而急渠魁，解散必众。”实施这些策，“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长治久安亦基于此。”
左宗棠治军严格，但对待下属从不以势压人。除了驭将之法，他注重用将之长，认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刘锦棠的“老湘军”是出关清军的主力，他本人作战勇敢，但容易骄傲。左宗棠把新疆的指挥权交与他，同时也提醒他力戒骄傲，慎重用兵。左宗棠还认为治军驭将最要紧的是赏罚分明，凡有胜仗，他都如实向朝廷保奏有功将官，同时根据在战场上的表现，于哨官中拔营官，于营官中拔分统，于分统中拔统领。对于触犯军纪的将官，则按情节轻置，课以处罚，如徐占彪部攻入吐鲁番后扰掠民间，左宗棠即将该部从前线撤回，并将徐占彪撤职。
左宗棠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不顾花甲之年，冒着风沙、雪雨、炎荒西进，并与士卒一样住帐棚。他以身作则，“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心中明白，自然做事不差。”这就是所谓以治心之学治军。他狠抓士卒纪律的养成，对行军、宿营、打仗等都有细致规定，对训练也抓得很紧。他反对操练走过场，提出“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精，与不练同”的口号，并注重在实践中提高兵勇的作战能力。
他也能体恤民力，转运军粮关内以车运为主，关外以驼运为主，并采取“节节转运”的方法，以免长途运输人力、畜力疲乏。他处理官民关系的原则是：“大约官与民交涉之件，总须官肯吃亏，但不可大亏耳。”西进清军还担负筑路任务，北路直达精河，南路可抵喀什葛尔，以使转运通达。对修渠、造桥、植树、修城等事，他也派兵勇去做。他认为有三大好处：一是锤炼部队，“习劳炼其筋力，作苦范其心思”；二是取信百姓，能尽快恢复战争创伤；三是兵勇有些额外收入，不致扰累民间。
有鉴于此，左宗棠进军新疆才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才得到当地民众的配合。如清军追击白彦虎等叛国分子到达阿克苏时，该城维族人民关闭城门，拒绝叛军入内，而开门迎接清军。当清军收复阿克苏的消息传到哈拉齐时，那里的民众则举行武装起义，打败敌军并主动与清军会合。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奏请朝廷在新疆建省（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并着手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对左宗棠收复和开发新疆的历史功勋，杨昌濬曾赋七绝一首赞扬：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在当时脍炙人口，而且长期传诵，说明凡是为祖国统一做过较大贡献的人，后世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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