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历来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提并论。近年来，史学界比较一致地肯定左宗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如何评价左宗棠的洋务运动，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篇文章成文较早，所以只能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
一、左宗棠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左宗棠，字季高，一八一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农村。一八八五年病逝于福建福州。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清王朝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度过的。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少数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比较清醒地认识了这种形势，要求改革弊政，在思想界出现了“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的思潮。左宗棠生活在这样时代和环境中，思想也打上鲜明的上述时代思潮的烙印。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深受魏源、贺长龄的影响，“究心经世之学”，重视社会经济地理农学的研究。当他二十一岁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立志效法诸葛亮、贾谊等封建政治家，“儒术治国”，改革封建政治，“求付国家养士之意”。
然而，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把中国推向这样时代的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这样，具有“治国”抱负的左宗棠不能不寻找“救国”和反侵略的道路。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他就看到边疆和海疆危机四伏，“深忧有夷祸”。他写道：“横海戈船有是非，报国空惭书剑在”。左宗棠从立志儒术治国到决心“报国”，说明了民族矛盾激化推动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他积极与他的老师贺长龄讨论“战守机宜”，探索反侵略的道路。
但是，左宗棠时代，所面临的敌人既不是封建社会里的“异族”，也不是十六世纪的葡萄牙、荷兰，而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这样，左宗棠不管是为统治者“策治安”，还是反侵略“报国”，已非“儒术”所能济事。左宗棠可贵之处，就在于当时封建统治者还处于蒙昧无知，天朝自大的时候，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先进人士，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西方。他后来说：“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乘、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这可说是他对西方的最初探索。从史籍里，他不特认识到西方早期殖民者“佛朗机，荷兰持炮大船坚，屡犯闽浙沿海州郡以求贡市”，还从《图书集成》那里考订英圭黎即英吉利，以求了解英侵略者。当然，他进一步认识西方的船坚炮利，主要是鸦片战争的现实。他说：“敌之所恃，专在火炮”，并且指出，外国侵略者“以数十艘之众，牵制吾七省之兵”，显然是“事势之可虑者”。战争使左宗棠首先认识西方军事优势是十分自然的。正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以防御和持久为基本方针的反侵略主张。他说：“彼族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富强之实远甲诸蕃，兵成屡挫之余，尤足以启戎心而张敌胆……此事匪但不能急旦夕之功，而亦并不能求岁月之效……固守持久之谋。其策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应系设字之误）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承认西方侵略者的长处，是为了更有效地抵抗侵略。近代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炮大船坚”的长处，主张学习其长技，这在当时封建知识分子当中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尽管这时他的洋务思想还是初步的，且仅限于船坚炮利，但毕竟是十分难得的，而且与魏源《筹海篇》里的主张也一脉相承。
左宗棠不但认识西方长处，主张学习其长处，而且还提出“制其长”的反侵略的方略。他认为，“即使彼族火器甚烈，一时难以捍蔽，然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藏事”。要制其长，从长远看，是学习其长技。但从目前而言，他认为必须采取灵活战术，使侵略者火炮无所施其长。他具体提出，除调集军队严守海口要塞外，“复选蛋户及水勇”，“偷伏近岸，遇夜更番轰击”，在海上骚拢敌船。他认为。“不二三月，彼族饷乏人疲，器械军资不得修补，譬如羊触于篱，鱼聚于扈，进不能战，退不得脱，出长入短，自取灭亡。”左宗棠认为采用这种游击战术，可以使敌人失去优势，而制敌于死命。主张学习船坚炮利长技。又重视人的作用与战略战术，这是左宗棠洋务思想一个鲜明的特点。七十年代后，这种可贵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这是他成为抵抗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言而喻，左宗棠早期的洋务思想，一开始就是与爱国主义思想紧密结合的。事实证明，他不但主张反侵略战争，而且也坚决反对投降。他指出，“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而对投降派的卖国表示了强烈的愤怒。他十分尖锐地指出：“洋事为琦督所悮”，痛斥他“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要求清政府“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驰使封剑，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对抵抗派林则徐，则寄以无限同情与希望。他在《感事诗四首》里写道：“司马忧边白髪生，岭南千里此长城，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诗中不但表达他爱国忧边的感情，而且也对林寄予期望。他还说：“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此天下所诚心仰望者”。正是左宗棠的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与反侵略的要求，推动左宗棠向西方学习长技。
从总的看，学习西方长技反对西方的侵略十分鲜明地贯穿于左宗棠的主要活动中。反侵略斗争实践继续推动他的洋务思想的发展。第一次鸦片战结束不久，他就指出：“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颇有远见地提出：“诸戎狡焉思逞，无有纪极……司事者不能早为徙新之谋”。则危害不可胜言，产生了长期防范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不但证实了他的估计，而且使他对西方侵略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说，外国侵略者“不夺不厌”，势必有“决裂”的可能，因此“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这种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在当时远较其他当权者清醒，因此太平天国革命高潮刚刚过去，他就向清统治者敲起警钟，呼吁加强战备，来雨绸缪，防范于未然。他说：“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洋务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进一步明确。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又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以治之不可。”应当指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不但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且也与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一脉相通。林则徐提出；“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帮家”，同时主张仿造西方兵轮大炮，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这些主张深深引起年青的左宗棠的共鸣。他自称：“昨读其前后各疏，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事实上，左宗棠主张“造炮船火船，筹办渔团”，确与林则徐的主张不谋而合。1849年，神交已久的左、林终于见面。这年林则徐自云南引疾回闽，路过长沙，特邀左宗棠湘江舟上见面。林见左宗棠，“诧为绝世奇才”，深加赞许。“江中燕谈达曙，无所不及”，十分契合。林则徐告诉他“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认为“如一律按照苏松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言谈中“颇以未竟其事为憾”。左宗棠年青时曾写诗：“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表现了经营边疆的抱负，这次谈话后，更加决心完成林的未竟之业。
对左宗棠洋务实践发生重要影响的，还应推魏源。早在年青时期，他就读过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同样认为，“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主张改革。这些主张后来均见于他的实践中。六十年代后，他对魏源又有更多的了解。他特别推重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旨的《海国图志》，并为之作序。他称赞说：“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该书几乎支配着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的思想，而且也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些洋务派的洋务思想。左宗棠就是其中最明显者。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这不但证明左宗棠洋务思想与魏源存在着继承关系，同时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进步思潮的继续和发展。
我们对左宗棠思想及其形成做了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他的洋务思想发展的清晰的脉络。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最早萌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中，是与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受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进步传统的影响，并且加以吸收和继承。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不是唯一原因）左宗棠在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活动便更具鲜明的爱国主义义性质。
二、左宗棠洋务活动与外国资本主义
评价左宗棠洋务活动的历史意义，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他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具体地说，也就是如何看待他用洋匠买洋器的问题。这里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与洋将的关系。
早在1862年，左宗棠就与法国洋枪队发生关系，依靠它镇压了江浙地区的太平军。他和日意格、德克碑的紧密关系就是在这时候建立的。他在这期间也买了一些船炮用于对内。一般地说，洋务运动在镇压太平天国方面，确实是“中外同心”。但是，这仅仅是关系的一方面，由此就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那是片面的。事实上，左宗棠等人即使在阶级矛盾尖锐化，需要依靠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军的时候，与后者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消弥。特别是左宗棠，他对洋将的骄横和“买办”势力的“崇洋”一贯持反对态度。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里说：沿海各郡，自五口通商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以横行乡井，……若不稍加裁抑，予以限制，则客日疆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始海疆积弱之忧。”如果说他在勾结洋枪队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对洋将并非人们想像那样卑躬屈膝，有求必应，出卖主权，那么他在洋务活动中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更不能以崇洋卖国目之。这必须考察一下他对外国势力提倡“借法自强”抱什么态度。1855年。英国赫德和威妥玛相继提出《局外旁观论》和《新政议略》。提出：“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矿，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华用项不足，酌请借贷”等所谓“新法”。这些确实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很容易被认定为中外势力互相勾结的证据。然而，我们还得更进一步看到，当时洋务派虽认为外国人建议有可取之处，但认为“新法包藏恶意”，对其用心均表怀疑与否定。左宗棠指出：“此次威妥玛、赫德所递论议说帖，悖慢之词，殊堪发指。”显然，外国侵略者狂妄的“教训”引起了左宗棠的强烈反感。但他与顽固派不同，并不因为外国势力借西法自强的主张包含了侵略阴谋而拒绝学习西方。相反。他认为，“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也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因此，他从外国势力的“建议中得出了这样积极结论：御侮需自强。他说：“彼族所长以凌我，我必谋以制之”，“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左宗棠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同外国侵略者的侵略阴谋是根本不同的。
洋务派左宗棠不但希望通过办“洋务”自强，消除外国的武力侵略危险，而且也希望借西法自办近代工矿企业，以抵制外资掠夺我国资源的要求。1868年英国要求外资在我国境内采矿、设厂、筑路、架设电线、内河航行以及要求公使驻京和内地传教等，集中地表现了西方进一步将中国殖民地他的野心，对此左宗棠指出，“若允其请，则中国奸商均附洋人……船商行户因而失业，所关非细。”“洋人挖煤，实则开矿……如准其租山，则变成夷业。”“中国商情民情断难允从”。特别是沙俄提出内地通商要求，他认为危害极大，“患之中于农”，“患之中于商”，“患之中于国计”，为国计民生之大患。1882年，丹麦在上海架设电线后，英商援例企图架设，时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即命江海关道邵式濂“面勿遽添设，往返争论，几致颖秃唇焦。”，最后并把丹麦商人电线买下，以“保中国自主之权”。抵制了英商要求。1877年。英商企图在上海设立机器纺织公司，利用我国棉花织布，同样受到左的反对作罢。1882年，美国丰泰洋行利用买办王克明，组织纺纱公司，借口条约“既准贸易，并准工作”字样，要求开设工厂。显然，外资的入侵，在当时对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不利的。他认为其结果将是“中国奸商均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性致富。趋利若鹜”，而“弱者惴惴不自保”。他还进一步看到，“西人之滋拢，实则教柔之举，皆出华人，每念及，辄为发指”。因此在反对美商设厂时首先逮扑王克明法办，挫败了美商阴谋。以上事实说明，洋务派对外资扩张企图采取反对而不是迎合的态度。才使列强以资本输出为目的的设厂开矿活动一直推迟到甲午战争以后才得到实现。可见，半殖民地化加深怎能与洋务运动扯在一起呢？
而且，这只是洋务派左宗棠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态度的一方面。另方面，在洋务派看来，与其消极反对外资入侵不如积极自行举办近代工矿企业更有利于抵制外国的侵略要求。左宗棠把借“西法”自行开设工矿企业当作抵制外国侵略的一种办法。他说：“洋商添设水线……虽经盛宣怀、王之春竭力阻挡，幸即暂止，然洋人狡诈嗜利，未必遽作罢论。臣维汉口居长江上游又为各国通商口岸，洋商既有添设长江水线之议，应由中国先行设立陆线，杜其狡谋。”可见洋务派办“洋务”，就与外国的关系而言，并非是“崇洋卖国”，而是为了“权操诸我，是杜其首先饶舌之一端”。同时也说明，洋务派后来创办民用企业，也不仅是出于军用工业筹集资金的需要，而且也出于抵制外资扩张，保护我国资源主权的动机。尽管洋务运动某些结果有利于外国侵略者需要（如采煤有利于外轮用煤，设电线便于外商经济侵略）但是否一个落后的近代中国就必须因噎废食？可否由此推论，洋务运动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
当然，不能否认，洲夷必先师夷，这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左宗棠等一些洋务派，并非甘心情愿迎合洋人。他说：“洋人暂为教演。只膺教习之任，并不分将帅之权”。又提出，今后“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对“雇请外国教习……祗可请教习，不可请官。”“教习还教习，官还官，既是请教习，便不是请官。”要求船政局聘用的洋员“不准私自越躐干预”官事。
还应当看到，左宗棠主张“师夷”，也许非一味依赖。他认为，“师夷”是由外国“导其先”，并非永远“让外国擅其能”。最终还在于使“西人之长皆为吾华之长”，“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他特别强凋学习近代机器动力设备的制造技术，使“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此外。他明确提出：“既能造船，必须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为了最终摆脱对西方的依赖，他除了创办马尾船政学堂外，还采取了一些培养科技人才的积极措施。
左宗棠虽然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但在洋务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弊病。例如，洋商利用封建官吏缺乏科技知识，出售木材、大炮及机器，以旧冒新，以坏充好。“购他国不用之枪炮，刮刮磨光，充作新造者”此外。原材料依靠外国进口，洋员高薪聘用也直接使造船成本赞增加等等。七十年代后，左宗棠已看到了这些弊病，并且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
同时，也应该看到，左宗棠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意味着他主张立即改变半殖民地现状，也不希望同外国侵略者打战。这不能责怪洋务派为妥协，因为它是一定时期内“师夷”所必须的客观条件。左宗棠希望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中“别图自强”，与列强只“冀相安无事而己”。他承认：“于此而欲变已成之局”（即半殖民地现状），“不但海疆将军、督抚难得其人，且内地寇盗纵横，人物雕耗，事力亦断不及”。总之，“时有未可，势有未能也”。李鸿章说得更乾脆，“攘夷”只能等百数十年之后才有可能。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御夷”的实际意义，仅在借加强清王朝的实力，防范和消除列强进一步侵略和掠夺，并不想立即改变半殖民地现状。这与人民群众反侵略思想毕竟有区别。尽管如此，我们对洋务派的一些主张，也不能笼统斥之为卖国和投降，还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评价洋务派主张，关键在于当外国侵略者一旦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时候，洋务派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点，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确很不同。“国藩……议外交常持和节，宗棠锋颖凛凛向敌矣！”左宗棠一贯主张：“与之交涉，过亢固虞启衅生端，过卑亦必招尤纳侮。”他说：“若于条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极。”对列强进一步的勒索决不委曲求全。对于已经发生的浸略战争，决不退缩，而是立足于战。他认为，“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虽然他最后也希望和，但并非丧权辱国的和。正是左宗棠这些可贵的思想，使他与曾李有着不同的历史地位。特别在反对沙俄侵略新疆的斗争中，他态度更为坚决。当时年近古稀的左宗棠立即打消告老还乡的念头，向清王朝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面对强虏，急流勇进的反侵略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此外，左宗棠进行洋务活动，也是与反侵略的斗争相结合的。他坚定相信学习外国科技就有实力反侵略。他说：“江南水陆各军选练日久，兵力渐强，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防边固圉，则当力所能为。”左宗棠对洋务运动实际效果的恰当分析，确实符合实际。他在一次巡视长江水师时称：“外轮若敢前来，我但以船列炮守定正泓，确有把握。”他认为，训练“水勇”，“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并“就已成之船炮，训练精熟，未尝不可转弱为强。”可以看出，这是他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反侵略主张。由此可见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是与反侵略紧密结合的。洋务运动又给予他反侵略的信心。
总之，综观左宗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可以看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但贯穿于他反对外国侵略的活动中，也贯穿于他的洋务活动之中。因此，就他来说，所谓洋务运动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的观点，非但不妥。而且把进口机器设备、聘用外国人员视为卖国或买办性的认识也值得商榷。
三、左宗棠洋务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左宗棠一生最重要的洋务活动是在福建马尾最早建立我国专门造船的机器工业，最早创办近代造船学校和航海学校。这个工厂和学校对后来近代历史以至现代历史的经济文化军事都发生重要影响。船政局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一样，都是当时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全国最大洋务工厂。它与后者不同，是以专门制造近代船舶为主要任务的。它除了制造船舶和生产各种船用设备的各个车间（工厂），船台外，还拥有一所轧制各类铁板、铁条、铁管的锻造厂。左宗棠通过法国人日意格向法国购买了全套机器设备，使中国最早的机器造船工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了。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应当说是一项开创性的洋务活动。
船政局不仅规模大，设备完整，而且就当时说机械化程度也是较高的。机床包括车、削、刨、旋、钻、剪、钳等。工人也初步分工为“锯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铁之匠、铸铁之匠、刻模之匠、铸铜之匠、水缸之匠、翻砂之匠、车床之匠、钳床之匠。”工人达二三千人。1887年开始兴建的石船坞，是我国旅顺船坞之外的一个最大船坞。坞长420英尺，宽110英尺，可容纳当时我国最大战舰定远、镇远铁甲舰的修理。美国西能达号大夹板船、法国兵商船均曾入石坞修理因而“石坞之名大著于欧洲。”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轮船制造工厂。尽管不能与西方大工厂相比，但它的意义在于日意格当时指出的：“中国经过建设福州军械厂，向发展她的工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就是说，我们对于船政局，必须就它作为我国大工业的第一步这个意义上来评价。它产生了早期的造船工厂，培养了第一代科技人员，创办了早期的造船和航海近代学校。此外，还推动了近代早期海军的建立。在短短几年以至十几年中，船政局无论技术或工艺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七十年代参观过船政局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曾承认：“它们的技艺与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出品相比美而无愧色”。他又说：“这个造船场和外国任何其他造船厂并没有多少区别。”到1907年，船政局已经造出各类蒸汽船计40艘。这些轮船与西方相比当然是相形见拙的。但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它标志我国造船工业从无到有的进步，造船技术从低到高的发展。左宗棠称：“尚多不及外洋兵船者，亦止就目前言之，并非画地自限，谓此事终应让能于岛族也。”我们要肯定的也是左宗棠这样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船政局还是我国培养、产生近代科技队伍和海军人才的最早基地。1864年，左宗棠鉴于培养洋务人才的需要，以“尽其制造驾驶之术”，创办了求是堂艺局。习称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学法文和造船，后学堂学习英文，并分为航海和轮机班，一般五年毕业，聘用英法海军及工程人员为数师。培养目标是近代舰船的舰长以下军官以及造船厂各车间监工。1876年开始，这两所学校及艺徒班先后派出了留欧学生。严复就是船政后学堂首届毕业生和首届留学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生人数达1130人，留学生达240人。
还应当指出，船政局的创办直接推动我国近代海军的建立。船政局曾被誉为中国海军的摇蓝，这并不过份。1884年，清政府大体建成了北洋、南洋（包括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三支海军。广东水师由船政局调给的轮船有广乙钢船等4艘；福建水师有福靖穹甲舰14艘；南洋水师有寰泰巡洋舰等七艘；北洋水师有康济炮船（钢）等5艘。当然清朝水师轮船大多向外国购买为多。但三支海军的管带以下各级军官大都来自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清朝著名海军将领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后期的郑汝成、萨镇冰、程壁光、黄钟英、刘冠雄等都出身于船政学堂。李鸿章也不能不承认：“现南北管驾兵船者，闽厂学生居多”这也足以证明洋务已有“成效可考”。
左宗棠创办军事工业，不仅加强了海防，而且增强了西北防御和抵抗沙俄侵略的力量。他1871年在西北设立兰州制造局，“仿造铁枪、铁炮、后膛枪炮。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当时沙俄侵占伊犁，蚕食我领土和边疆，形势十分严重。“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在这形势下，西北制造局就具有反侵略的意义。1875年，沙俄军官索思洛夫来兰州，企图凭借其武器优势对左宗棠进行讹诈和威胁，妄想阻止我国收复伊犁。兰州制造局的军火制造，却有效地支持他的外交斗争。他自己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记述：“索思诺福斯基来兰，弟与晤谈。每自诩其火器之精，一时少匹，弟详询其形式用法，伊故加意夸张，足骇闻听。弟徐语以新设制造局亦能制枪炮与贵国及布洛斯所制相近。渠笑而不答。乃使人导赴赖镇所详视一切，归后询以如何？索思诺及同来诸人齐声赞好，惟讶其铁质精莹，意必从西洋转购而来，比告以土产之铁，索使等大以为奇。其于赖镇则数数目之。”
显然，这里所具有的意义已超出了一个机器厂本身。它向敌人显示了中国民族的智慧和民族自尊心，维护了民族尊严，挫败了沙俄侵略者的讹诈。1879年，沙俄一面迫清政府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一面继续占领新疆，并在东北及沿海显耀武力。左宗棠面对强敌压境，毫不退缩，毅然兵分三路，开赴西部边境与沙俄侵略军对峙，决心一战。同时又以制造局生产的劈山炮、德国后堂炮、快枪装备清军。这一事实使沙俄不得不注视“中国军备的发展”，甚至把它看成是沙俄侵略新疆的“威胁”。这也说明，尽管中国当时军事工业不如西方，但军事力量每一加强，都使外国侵略者不敢肆无忌惮地轻视中国。左宗棠的洋务活动，是同反对外国侵略紧密联系着。
左宗棠不但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且也继承了魏源发展民用工业的进步思想。他创办军用工业一方面着眼于军事，另方面也把它当作民用工业的基础。他在谈到创办船政局计划时说；“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行爹厘呢接治，购买了全套机器设备，延聘了13名德国技师，其中有德国亚亨地区制呢技师石德米洛。左宗棠在落后的西北积极发展近代工业，希望“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为边方开此一利”，以与西方“媲美”。这种爱国主义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这个工厂虽然办得不好，但毕竟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
左宗棠不但把西方技术应用于近代企业，而且还破天荒地应用于农田水利和河工。上面提到，他年青时就重视农田、河工，现在又使西方技术与之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是他重视国计民生思想的发展。他说：“泰西水器（他以水器与火器相对称）有稗实用”，“最利民用”，“中土急宜仿效”。1880年他通过胡光庸在德国购买一套挖河机器和聘用了几位德国技师到达泾河工地。在长二百里的正渠上使用了挖河机器。据载，一条沟洫到1881年已开了40里长，河床疏睿也长达3500呎。泾水的治理，对发展多旱的西北农业起着积极作用。
当然，作为剥削阶级，它的许多进步活动总是不免带有血污的。这是应当谴责的。然而，如果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放在更为深邃的历史惟幕上，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池的洋务活动的历史进步性。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还不能蜕化为近代资本主义，这除了封建主义束缚外，它本身还缺乏主梁骨，这就是机器工业。没有从手工业工场到机器工业的飞跃，近代资产阶级必然仍是难产。左宗棠并不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他毕竟为它创造了一个前提。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是与洋务派的活动分不开的。过高估计机器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甚至高于革命，那是错误的。但包不能贬低其出现以至发展的意义。为什么资产阶级老是患软骨病？答案只能是近代生产力发展不足。为什么资产阶级既完成不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且也不能成功地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改革？当然主要在于这个阶级不够壮大。而这又是与近代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凡此种种都证明在我国近代发展新的生产力具有迫切的突出的意义。我们应当在这种意义上评价左宗棠采用西法创办近代工业活动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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